蜀汉失荆州再认识
关羽与部属的关系
对于关羽的“临沮之败”，史家措意，偏重于外部因素，亦即东吴吕蒙偷袭江陵而致。而对于关羽集团内部矛盾的分析则稍显不足。关羽守荆期间，不仅同吴人关系不断恶化，且与部属关系亦十分紧张。兹据史论述之：
关羽所据的荆州虽有三郡（南郡、零陵、武陵），但根本重地是两座城池，即江陵与公安。江陵是南郡的治所，关羽及其部将的眷属都住在这里；公安原名为油江口，乃是赤壁之战后，刘备从周瑜手中获得的。“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备任荆州牧时，公安成了荆州的治所。孙权袭取荆州，其主要的军事目标就是夺取这两座城池。《三国志·董昭传》载：“及关羽围曹仁于樊，孙权遣使（曹操）辞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军之围，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备。’……权军至，得其二城，羽乃破败。”可见，江陵、公安的得失，事关荆州的安危，对关羽来说是万万不容有失的。
关羽北攻襄樊，留守江陵与公安的是糜芳和傅士仁。然而，关羽同这二员承担守御大本营重任将领的关系颇为对立，并由此酿成糜芳、傅士仁叛变投敌，拱手献城于吕蒙的惨祸。《三国志·关羽传》载：“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三国志·吕蒙传》注引《吴录》、《吴书》的记载略有不同，但更为翔实。《吴录》说：“初，南郡城中失火，颇焚烧军器。羽以责芳，芳内畏惧，权闻而诱之，芳潜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吴书》说，傅士仁在公安据守，吕蒙令虞翻对他说以利害，虞翻曰：“吕虎威（蒙）欲径到南郡，断绝陆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将军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则失义，窃为将军不安，幸熟思焉。”傅士仁得书，“流涕而降”。然后，吕蒙带上傅士仁，兵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降”。可见，由于糜、傅二人的叛变，吕蒙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南郡。
其实，关羽北攻襄樊前，并不敢掉以轻心，他对荆州的守御还是作了精心安排。首先，“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吕）蒙图其后故也”。其次，关羽在江陵、公安的沿江地带修筑了许多“屯候”——烽火台，一旦发现敌情，即可举火，施放狼烟。第三，关羽在镇守荆州期间，为防范吴军的进攻，大筑江陵、公安二城，将其建成内外套城，形成坚固的两道防线。而且江陵距樊城只有350里，当时轻骑一昼夜行300里，只需一天多即可赶回。所以，尽管吕蒙巧施计谋，“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但胡三省在此作注曰：“屯候虽被收缚，使糜（芳）傅（士仁）无叛心，羽犹可得闻知也。”可见，只要糜芳、傅士仁坚守城池，不投敌叛变，关羽迅速返师，与江陵、公安的守军前后夹击吴军，关羽与吕蒙孰胜孰负尚难逆料也。
那么，糜芳、傅士仁为何在关键时刻倒戈呢？除了吕蒙大军出其不意，兵临城下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与羽有隙”、“素皆嫌羽轻己”。关羽既然瞧不起糜、傅二人，就不该把如此重要的后方基地托付给平素就被他轻视的两位将领。虽然糜芳是主公刘备的妻兄，傅士仁是刘备的同乡（士仁为广阳郡人，刘备是涿郡人，皆属于幽州），二人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但作为全军主帅就应该有较为宽广的胸怀，要有容人的气度。刘邦灭楚，靠萧何主持关中；刘秀成功，靠寇恂主持河内；曹操统一北方，靠枣祗主持许县屯田。只有关羽的后方基地是建立在火山口上。刘邦在成皋、广武与项羽对峙其间，“数使使劳苦丞相”，为的是笼络萧何，以免他心怀反侧。关羽与曹仁在樊城相峙之时，令“芳、仁供给军资”，芳、仁“不悉相救”，即没有及时将“军资”运往前线，关羽就大发雷霆，宣称“还当治之”。这种做法不啻是使早与关羽“有隙”的糜、傅二人更加“怀惧不安”，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岂能阻止他们临阵倒戈。关羽如此所为，焉能不败。
前引《关羽传》云：“于是（孙）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这段史料中还有一个幽隐未显的问题，即孙权除了“阴诱”糜芳、傅士仁之外，还有没有“阴诱”荆州的其他重要人物？尽管史料中没有具体说明，但与关羽素来不睦的潘濬值得我们关注。潘濬是荆州武陵人，他先在刘表那里任江夏郡的从事，此后又在刘备手下为治中。“备入蜀，留典州事”，公安是荆州的治所，既然“留典州事”，那潘濬必然留守在公安。傅士仁于公安叛降，如此大事，必有同党参与，一起策划。同党为谁？最大的可能就是潘濬，因为潘濬身为荆州治中从事，职责甚重，没有他点头赞同，傅士仁是不敢轻率“迎权”的。对此《三国志集解》卷61《潘濬传》引用王懋竑之语：“按潘濬为昭烈（刘备）治中，又典留州事。责任盖不轻矣，与士仁共守公安，士仁之叛降，潘濬岂得不知之？自典留州事而听其迎降，可乎？……故濬当与糜芳、士仁同，（杨）戏之讥贬自不为过？”所谓“杨戏之讥贬”是指杨戏所撰《季汉辅臣赞》之语：“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与关羽不穆。孙权袭羽，遂入吴。”从《季汉辅臣赞》中可知，潘濬“亦与关羽不穆”，表示其在与关羽的关系上和糜芳、傅士仁是一致的。孙权既然知道糜芳、傅士仁与关羽“有隙”而“阴诱”之，那么身处荆州治中之位，“典留州事”的潘濬和关羽“不穆”，孙权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不去“阴诱”呢？且糜芳、傅士仁作为迎降首功，后在吴国虽得录用，但不过为人部属，反而不如潘濬，其一“迎降”，孙权即“拜濬辅军中郎将，授以兵，迁奋威将军，封常迁亭侯。权称尊号，拜为少府，进封刘阳侯，迁太常”。若非潘濬“迎降”之功大于糜、傅，潘濬官运岂能如此亨通。关羽不仅与部属不睦，与蜀中其他将吏的关系亦十分紧张。例如“刘封者，本罗侯冠氏之子，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关羽既然与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那他同刘备的养子刘封就有了叔侄关系。然而就是这位与关羽有叔侄之亲的刘封，在“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自助”的关键时刻，离襄樊前线只有咫尺之遥的副军将军、上庸太守刘封居然装聋作哑，抗拒羽命。“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可见，关羽与刘封、孟达等人关系异常紧张，导致封、达拥兵上庸，任凭关羽“连呼”而不理不睬，作壁上观，此亦是关羽丢失荆州，全军覆没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关羽虽不失为可用之将，但并非是帅才，他镇守荆州，攻打襄樊时，屡屡失误，且性格“刚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故陈寿说他“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蜀中不发救兵揭隐
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襄樊战役前后，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刘备、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反之，曹魏一方则极为重视，几乎举倾国之力，以抗击关羽。
自襄樊战役开始后，曹操即坐镇洛阳，昼夜同司马懿、刘晔、蒋济、桓阶等心腹谋士分析“敌情”，商量对策。并不断调动其最精锐的部队及猛将增援樊城。笔者爬梳史料，发现曹操前后共派出多批援军。《三国志·关羽传》载：“（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率七军助仁。”《三国志·徐晃传》云：“复遣（徐）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会汉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太祖复还，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太祖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三国志·张遼传》云：“关羽围曹仁于樊，魏王召（张）辽及诸军悉还救仁。”《资治通鉴》卷68曰：“魏王操自洛阳南救曹仁，群下皆谓王不亟行，今败矣。侍中桓阶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指曹仁、吕常）遗力邪。’曰：‘不然。’‘然则何为自往？’曰：‘吾恐虏众多而徐晃等势不便耳。’阶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按六军以示余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驻军摩陂。”
从上述史料中可知，曹操为解樊城之围，前后共派出五批援军：第一批是于禁、庞德等率领的七军；第二批是徐晃的精兵；第三批是徐商、吕建的部队；第四批是殷署、朱盖的十二营；第五批是将曹操手中最精锐的王牌军——张辽的部队，从与孙权对垒的合肥前线调来增援曹仁。曹操还先后派遣满宠、于禁、庞德、徐晃、赵俨、徐商、吕建、殷署、朱盖、张辽、裴潜、吕贡等十二名文官武将（其中将领八人、参军一人、刺史二人、太守一人）参加此役，其中除张辽、裴潜、吕贡等军因关羽撤围而未到樊城外，其余九人都参加了襄樊战役。
曹军兵力当分前后不同阶段计算。关羽水淹七军，俘获于禁所部约三万余人，①加上杀死及逃散的，被关羽消灭的魏军当不少于四万。此后，曹操不断增派援军。夏侯渊战殁后，徐晃率重兵屯宛城，当不下于万余人。殷署、朱盖等率“十二营诣（徐）晃”，殷署所领的一营之卒有五千余人，②其余十一营若仍以每营五千人计，十二营合计为六万余人。曹仁、吕常所领襄阳、樊城守军亦不少于万人。由此推算，徐晃、徐商、殷署、朱盖、曹仁等率领的守军和援军加在一起总共约有八万余人。即便如此，曹操还不放心，为取得压倒优势，曹操还亲率大军屯驻于离襄樊不远的摩陂（今河南郏县）。③由此可见，为了对付关羽，曹魏方面几乎实行了全国总动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的是：蜀汉方面却丝毫没有做出任何反映，采取任何军事部署。当时关羽所部兵力严重不足，仅“号有三万人”。笔者认为，战争的胜负虽不能以兵力多寡决定，但兵力对比之于战争，在一定条件下是起主导作用的。关羽以区区三万之众，既需留重兵于后方江陵、公安等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阳、樊城，真乃捉襟见肘，其艰难自不待言。由于关羽兵微将寡，故久攻樊城不克，及至曹操统率大军屯驻摩陂，并调遣徐晃、徐商、吕建、殷署、朱盖等各路援军至樊城时，关羽面临强敌，已处于绝对劣势。
襄樊战役关乎蜀汉北伐大计，刘备与诸葛亮怎么可能不密切关注这一战役发展的一举一动？诸葛亮镇守荆州多年，对荆州军的兵力、装备也应该是了如指掌，为何在曹魏大军几乎倾巢出动，军事态势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无动于衷？蜀汉在益州的主力军难道就不能抽出一旅之师增援荆州，而让关羽以孤军抗击曹魏的近十万精锐之师，此诚不可解也。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关羽攻打襄樊的前期，擒于禁，斩庞德，把曹仁围困在樊城，军事上节节胜利，刘备、诸葛亮没有必要派蜀兵来增援他。至于后来关羽从丢失荆州到走麦城，时间很短，刘备、诸葛亮无法知道，即使知道了，也来不及增援。从表象上看，这一理由似乎很充分，但若依据史实，细加考订，还是大有问题。
首先，襄樊战役始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终于是年十二月底，首尾凡半年。战役的转折点是在十月，即东吴背盟、吕子明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夺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突围至临沮被吴兵擒杀是在十二月底，也就是说关羽的失败过程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令人费解的是，难道在这么久的时间内，刘备、诸葛亮对整个战役急转直下的形势竟然一无所闻？难道关羽和蜀汉统帅部、大本营就完全失去了联络？难道蜀汉这个刚刚建立的新兴政权的情报部门就全部失灵？（案：秦汉三国时期，军队中已建立起相当完善的军事情报系统，称之为“斥堠”。）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襄樊战役打响后，魏蜀吴三方都应该把注意力、聚焦点全部集中于荆州战场。蜀汉益州地区在没有受到吴、魏任何威胁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对荆州的战况置若罔闻，作壁上观。其次，我们也可假设吕蒙攻陷江陵、公安后，严密封锁消息，关羽的荆州军卒全被俘获，无一人漏网逃回成都报信。但问题是，东吴为了扩大战果，又遣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孙吴的疆域已拓展至蜀汉西部边境的永安，即白帝城。在吴军凌厉的攻势下，“（刘）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逃回成都，“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毋庸置疑，刘备、诸葛亮此时对荆州的战况已基本清楚，只是关羽生死如何，尚不得而知。《三国志·陆逊传》明确记载宜都失守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此时，距离关羽被擒还有一个多月。
我认为，如果这时刘、葛即刻发兵，日夜兼程去营救关羽，或许还有机会，即使未能达到目的，救兵未及赶到，而关羽已遭不幸，刘、葛在此事上的处理总算还在情理之中。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如果连“人谋”也不尽，那又能作何解释呢？问题是，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及裴注中均无只字片语涉及到刘、葛商议发兵营救关羽的记载。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面临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这就引起了后人的纷纷揣测。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说：“临沮（关羽被擒杀之地）之败，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苟罗骑斥堠之疏如是，则政令愈慢矣！”对“无远略”、“败问之未通”、“政令愈慢”之解，章氏俱予以否定，他推论：
关羽乃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将掣挠吾大政，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非媢之也。一国之柄，无出于二孔；出于二孔，其所举虽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齐人心，壹法令，则国已分裂矣。虽杀之而疆易侵削，终不以易内讧。其故事则有萧何之戮韩信。何公用之于韩信，而葛氏阴用之于关羽。
已故著名史学家方诗铭先生袭用了章太炎的观点，但他却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翦锄关羽。其理由是关羽骄横跋扈，“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由此可见，章氏观点已为治三国史专家所接受，只不过是检讨刘、葛二人中是谁要翦除关羽。所以，章氏的观点虽然大胆，但却能言之成理。
前辈史学家田余庆先生亦持近似观点。他说：“《三国志》留下为贤者讳的史笔有不少，其著者如关羽败死问题。《关羽传》羽败死，荆州弃守，读史者总不免有怀疑。思欲究其所以，论其责任。委罪于刘封并不足以释此疑惑。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刘、葛，特别是刘。但于陈寿书无据可依，因而不敢在刘、葛身上立议。《关羽传》卢弼《集解》引黄恩彤论及其时措置乖张之处，但是一闪而过，以为‘非千载下所敢臆度者矣’。其引姚范之论，则以为‘蜀之谋士当不若是之疏，陈寿或不能详耳’，连陈寿一起都在讳中了。这些都是欲言又止之例。章太炎始脱去忸怩之态，直谓蜀假吴人之手杀此易世所不能御之关羽，且断其责不在他人而在刘备。章氏之论确否，姑不置论，他无所顾忌的学术态度，是当今治史者所应具备的。”
我以为方、田二氏所论甚是，荆州之失，关羽败亡，刘备当负主要之责是毋庸置疑的，甚至亦不排除刘备假吴人之手剪除关羽的可能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诸葛亮在这个事关蜀汉政权盛衰的问题上就不负一点责任。研究三国史者皆知，关羽败死是蜀汉政权的致命伤，因为丢失荆州后，蜀汉的伐魏之师就只剩从汉中攻关中这一路，而失去了从荆州向南阳攻洛阳这一路的配合。此后，“武侯北征，屡出祁山，功卒不就，则以荆州既失，宛洛路梗，……以武侯之才，措置荆州乃不能如其隆中之初见”。可见，救不救关羽，确乎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兴衰存亡，诸葛亮虽非人主，但他毕竟是刘备身边的主要谋臣，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无论如何，他在关羽败亡问题上是难辞其咎的。所以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除了东吴的孙权、吕蒙之外，刘备与诸葛亮皆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那么，为何在关羽兵败临沮的关键时刻，诸葛亮未能劝谏刘备，发兵相救呢？我以为，个中缘由颇为复杂，除了羽、葛之间鲜为人知的纠葛嫌隙外，④恐怕还另有更大的隐情。史家习知，诸葛亮《隆中对》的核心是孙刘联盟，共同抗曹。联吴抗曹的政策是诸葛亮亲自制定的，这是诸葛亮的总战略，一以贯之，始终不变。⑤但关羽却完全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良苦用心，在关羽镇守荆州期间，其刚愎自用，妄自尊大，完全不把东吴放在眼里。据载，孙权为了暂时稳定孙刘两家关系，曾遣使者为己子向关羽之女求婚，这无疑有利于巩固孙刘联盟，无论于公于私，关羽都应允诺。然其不仅不允，反而“骂辱其使，不许婚”。另据鱼豢《典略》载，关羽攻樊时，孙权曾一度想配合关羽，“遣使求助之”。在正式使节出发前，孙权“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然而，关羽不仅不抓住机会交好于孙权，或利用吴军牵制住一部分曹军，反而毫无道理地“忿其淹迟”。当时，于禁已降，故关羽飘飘然，利令智昏，竟然出言不逊，破口大骂孙权道：“狢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短短数语，不仅侮辱了孙权的人格，而且暴露了他从不把吴人放在眼里的心态。
由于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诸葛亮为“交吴”而呕心沥血，成为其一以贯之、至死不渝的外交政策。但关羽却在如此重要的大政方针上处处与诸葛亮作对。王夫之不愧为大史学家，他说：“欲合孙氏于昭烈以共图中原者，鲁肃也，欲合昭烈于孙氏以共拒曹操者，诸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终身而不易。盖吴则周瑜、吕蒙乱子敬之谋，蜀则关羽、张飞破诸葛之策。”船山先生的分析何其精辟，不由人不服膺！既然关羽已成为诸葛亮“外连东吴”方针上的绊脚石，诸葛亮对关羽“临沮之败”作壁上观也就不是毫无道理的事，我们又何必为之惊讶呢！
再之，关羽作为荆州军的主帅，对丢失战略要地荆州理应负主要责任，按照军律，亡师失地者当斩。诸葛亮崇尚法术，对军律的执行是极其严格的，这从日后诸葛亮失街亭后，不顾蒋琬等人劝谏，坚持斩马谡，并自贬三等之事上即可明证。⑥所以，诸葛亮觉得，在丢失荆州之后，已无必要为了救一个理应处斩的败军之将而兴师动众了。关羽作为刘备手下的第一号将领，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不要说蜀中一般的将吏不放在眼里，即便对主公刘备亦时有怨懑之辞。《关羽传》注引《蜀记》曰：“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摇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刘备在许昌之时，被曹操软禁，犹在虎口之中，稍有不慎，即可遭致杀身之祸，备投鼠忌器，岂敢轻举妄动。关羽不明事理，居然发怒，责备刘备为何当时不诛锄曹操，岂非无理取闹？
建安十九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东汉末年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谁可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由于诸葛亮的协调，关羽对于刘备重用马超的不满才得以缓解。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自称汉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刘备所谓“自当解之”，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三国志·费诗传》曰：刘备“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⑦关羽斥骂黄忠为“老兵”，这是愤怒至极的表现，是谁将自己与这个“老兵”同列，当然是刘备，因而关羽的愤怒不是指向黄忠，而是指向刘备。
由此可知，关羽对刘备有诸多不满。对此，刘备当然不可能无所察觉，但是，关羽手握重兵，镇守荆州，不但易代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怎么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必将提上刘备思考的日程。
如前所述，刘备任糜芳为南郡太守镇守江陵，傅士仁为将军屯驻公安，除了这两座城池是军事要地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我怀疑是有的。糜芳字子芳，东海人也，为安汉将军糜竺之弟，刘备之妻糜夫人之兄。傅士仁字君义，广阳人也，为将军，亦为刘备所器重。刘备极有可能是用糜芳、傅士仁二人来做关羽的监军。特别是糜竺、糜芳兄弟，与刘备的关系非同一般。刘备任徐州牧时，即得到糜竺、糜芳的支持。当刘备为吕布所败处于困窘之际，糜竺资以“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刘备“赖此复振”。糜竺又“进妹于先主为夫人……竺弟芳为彭城相，皆去官，随先主周旋”。待刘备取得益州，即拜糜竺为安汉将军，地位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可见，糜竺与刘备的关系极为密切，糜芳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刘备以糜芳为荆州重镇南郡太守绝非偶然，很可能是以自己的这位妻兄来监视关羽。关羽当然知道刘备的“用意”，故对依恃裙带、同乡关系而得志的糜、傅二人从不假以词色，不仅轻视、鄙视他们，甚至表示“还当治之”。
关羽水淹七军后，“陆浑民孙狼等作乱，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贼。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面对如此的形势，刘备自然是兴奋的，然兴奋之余，不知其是否还有一丝隐忧，即平日已十分跋扈的关羽很可能会更加居功自傲，届时将有尾大之虑。此时刘备年已近耳顺，其子刘禅懦弱，故在养子刘封丢失东三郡之后，“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刘备欣然同意，遂“赐封死，使自裁”。既然刘备能不顾父子之情，毫不犹豫地处死刘封，刘备又怎么会考虑其同关羽所谓的“兄弟”关系呢？何况关羽要比刘封“刚猛”得多，易世之后，刘阿斗根本“制御”不了他。陈寿在《三国志·先主传》中评曰“先主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高祖乃刘邦也，为巩固西汉王朝，刘邦生前就翦除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刘备既有“高祖之风”，就有可能会效仿祖宗“故事”，在关羽丢失荆州，全军覆没之后，干脆“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古代的君臣关系看得太理想化，以为真的有什么桃园结义，誓同生死。
由于《蜀书》记载过于简略，笔者找不到确切的史料证明以上揣测，但仍可从《蜀书》的有关记载中寻觅出雪泥鸿爪。例如，庞统死后，“先主痛惜，言则流涕”。法正死时，“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张飞被刺身亡，刘备惊曰：“噫，飞死矣。”按理来说，关羽为蜀汉捐躯，且身首分离，死得极其壮烈，刘备应该更为悲戚，但查遍《三国志》及裴注，却找不到刘备流涕的记载，是陈寿漏记了吗？不可能，如此大事，有良史之称的陈寿又岂能不录。另外，关羽死后，刘备并未予以其谥号，至后主刘禅时，才“追谥羽曰壮缪侯”。但刘备是否对所有的臣僚都不给谥号呢？亦非如此，法正死后，刘备即“赐曰翼侯”。刘备为何要厚法正而薄关羽呢？由于史料阙失，其中奥秘恐怕永远也无法解密了。
注释：
①三国志（卷47）.吴主传载：“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
②三国志（卷23）.赵俨传载：“太祖徙出故韩遂、马超等兵五千余人，使平难将军殷署等督领。”
③案：此处为关羽游军活动地，距许昌四十五公里。曹操驻此，一为镇慑北方，捍卫都城安全，二为遥控襄樊前线战事，以便随时增援。
④亮、羽二人的关系如何？史无明文记载。然细加考察，亦可略窥一二。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可见，关羽、张飞并没有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对刘备“与亮情好日密”颇为不悦。《张飞传》又曰：“羽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诸葛亮是刘备政权内最重要的“士大夫”，以此揣度，羽、亮似有嫌隙。
⑤案：据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及注引汉晋春秋载，刘备死，诸葛亮秉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后孙权称帝，蜀中群臣“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亮曰：‘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犄角之援也。’”诸葛亮详细而精辟地分析了蜀汉与东吴联盟与否的种种利害得失，终于说服了群臣，继续保持同东吴的盟好关系，并派“遣卫尉陈震庆权正号”。⑥三国志（卷39）.马谡传注引襄阳记曰：“蒋琬后诣汉中，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哉！’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又据《诸葛亮传》载，亮于街亭失利后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⑦案：史家习知，魏晋时代兵卒身份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这类例证并不罕见。三国志（卷39）.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骂之为“兵子”；（卷40）.彭羕传，彭羕骂刘备为“老革”，裴松之注谓：“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羕骂（刘）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东晋时也有例证：世说新语·简傲谓谢万矜豪傲物，谢安诫之，万“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愤恨之”。资治通鉴升平三年（359）胡注曰：“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
参考文献：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9、卷10）.
三国志（卷32）.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三国志（卷54）.吕蒙传.
卢弼.三国志集解（卷54）.吕蒙传.
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
三国志（卷61）.潘濬传.
三国志（卷36）.关羽传.
三国志（卷40）.刘封传.
三国志（卷36）.张飞传及陈寿评曰.
三国志（卷55）.甘宁传.
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
三国志（卷47）.吴主传.
三国志（卷58）.陆逊传.
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63.
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36-238.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1993：210.
三国志集解（卷36）.关羽传注引黄恩彤语.
三国志（卷36）.黄忠传.
三国志（卷38）.糜竺传.
资治通鉴（卷68）“建安二十四年”条.
三国志（卷37）.庞统传、法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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