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伪满洲国为何会将国都定在长春而非沈阳？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拥立清朝废帝溥仪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立国必定都，当时供日伪政权待选之地不少：沈阳、哈尔滨、大连……孰料，幕后操盘的日本人最终却选择了声名不显的长春，连定夺国都之名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复京”、“盛京”等名一律不用，称之“新京”。
定都长春源于“三忌讳”
很多人至今不解，当年的长春不过是一个仅13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无论是历史底蕴、经济实力还是人口数量、城市建设，均与哈尔滨、沈阳不可比肩。日伪政权为何放着现成的大城市不要，非要选择一座普通城市另起炉灶呢?究其内因，是日伪政权心存三大忌讳。说得更具体些，是日本人忌惮“三股势力”：俄国人、奉系军阀、前清残余。
为争夺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的中国东北，日本与俄国曾进行过激烈角逐。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沙俄牵头掀起“三国干涉还辽”，硬逼日本从嘴里吐出东北这块肥肉。日本心怀怨恨，经十年卧薪尝胆，于1904-1905年挑起日俄战争，击败俄国与其平分东北。不过，沙俄虽战败，其势力与影响却不可小视。尤其是哈尔滨，经沙俄长期经营，“俄化”严重。而日本的心腹之患正是北方的俄国，早晚必有一战。因此，以地处战争前沿的哈尔滨为伪满都城，是日本最先抛弃的选项。
崛起东北的以张作霖为核心的奉系军阀，虽然表面依靠日本，但骨子里却涌动着反日倾向。张作霖对日本人阳奉阴违，被日本人视为暗伏的绊脚石，1928年，日本人将张作霖炸死在皇姑屯三洞桥。其子张学良心怀国仇家恨，与日本人更是不共戴天。日本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虽然迅速占领全东北。但东北军的势力盘根错节，民间抵抗风起云涌。沈阳又是张氏父子经营多年的大本营，若定沈阳为伪满国都，不安全感如影随形，故不取。
溥仪是前清废帝，退位后不甘寂寞图谋复辟。被日本人从天津花言巧语骗到东北，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即便如此，日本人对溥仪及其他前清遗老遗少仍加倍提防，明确告知溥仪，日本在东北建立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而不是大清王朝的卷土重来。而溥仪本人念念不忘的则是光复祖宗基业，何曾想过转换门庭?但在个人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危境中，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所以，溥仪表面似乎与日本人同枝连气，实际上双方各怀鬼胎，根本不是一条心。
在这种彼此猜忌的前提下，日本人对以溥仪为代表的前清残余自然时刻戒备，连溥仪私人卫队这种形式上的武装力量都受到严密监控。日本人的心思是这样的：若将伪满国都定在沈阳，这块前清的发祥重地，会不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骚动?会不会令外界产生“日本人在帮溥仪复辟大清”的不必要猜想?
1932年3月10日，刚刚成立的伪满洲国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伪各部总长，主持会议的是伪国务院总务厅长、日本关东军部长驹井德三。会议的主题是为伪满国都确定名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兄弟穆尔哈齐的后裔、伪财政总长兼吉林伪省长熙洽提出新都名称应为“复京”，暗指为“复辟的京城”，驹井德三连连摇头。
4天后开会再议此事，某前清遗老提出新都以“盛京”为名。驹井德三毫不客气地一票否决：“叫‘盛京’是不行的!这不是清朝的复辟吗?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新国家!
”郑孝胥见意见相持不下，便说：“如果叫‘新京’，据我所知，执政阁下(溥仪)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就这样，这次会议决定长春更名为“新京”，第二天就以“布告”的形式向全世界发布。
“盛京”的名号响亮而堂皇，为何不取?因为前清入关前，其国都就叫“盛京”，即今天的沈阳。在日本人看来，新成立的“满洲国”怎么可以用一个清代都城的旧称?本来就有传言，称日本助溥仪复辟大清，都城再叫“盛京”，岂不是授人口实，不打自招吗?实际上，按日本人的底牌，连“满洲国”这种徒有其名的傀儡政权都是不想成立的。最好是武装占领，直接将东北划入日本版图。只是迫于国内外压力，退而求其次。试想，连对盛京名号都如临大敌的日本人，怎么可能将前清起家的沈阳定为伪满国都呢?
因此，尽管哈尔滨、沈阳等城完全有资格成为伪满都城，但上述之地因是日本人忌惮的“三股势力”的盘踞地，存在着大量危及伪满政权的不稳定因素，自然被排除在外。而与俄国、奉系、前清均瓜葛不大的长春，尽管城市起步较晚，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深厚历史积淀。但在日本人看来，却是一块大有可为的“清净之地”，是伪满都城的不二选择。有人说，长春之名起自建于附近的辽代“长春州”，但据专家考证此说乃杜撰。由此可见，与沈阳等东北大城市比，长春的历史几近空白，连名字都无甚渊源，引不起多少时间记忆，而这恰恰是日本人求之不得的。
新京背后的“战争经济考量”
将长春定为伪满国都，除政治背景外，“战争经济考量”也是一重要原因。
长春地处东北中心，进可攻退可守。且铁路交通便捷，易成控制中枢。因此，从战争角度考虑，定都长春比定都哈尔滨、沈阳、大连更有优势。
较之人口稠密、经贸发达、地价偏高的哈尔滨、沈阳，长春地广人稀，土地价格便宜，建设成本低。即便现在，长春的房地产市场也发展平稳，房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伪满洲国成立前的一个月，关东军已秘密派人到长春，调查旧市街的主要建筑，完成了设置新“政府”临时办公地点的准备工作。并与当时的吉林伪省长熙洽进行交涉，公布了以长春为中心，近20华里的四方区域的土地禁止买卖的命令。日本计划，新京的建设计划地区为200平方公里，计划建成区为100平方公里，旧有市街为21平方公里。第一期五年将建20平方公里(后来改为21.4平方公里)，容纳人口设定为最终50万人。由于公司和学校云集，以前的都市计划已经不能适用。所以，在1941年底新计划案出炉，1942年2月通过。然而，此计划截止到战争末期都未能完成。在这个计划中，新京人口将达到100万，城区面积也将随之扩大到160平方公里。《新京都长春十四年：一个殖民城市的现代化史市计划》中记载，新京建设所涉金额庞大，以当时的日本财力几乎无法支持。根据计划，第一期五年的建设费用约为6000万日元，全额借款，以土地售款之收入偿还。伪满洲国的官员向法国联合财团寻求支持，并得到法国外交部的私下支持。日本政府也想借此树立伪满洲国“门户开放”的形象，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以求站稳脚跟。但由于其他日本官员和军方以及满铁对法国人设计及施工持反对意见，伪建设局不得不大大缩减了费用计划。第一年仅借款500万日元，而最终法国人被排除在外，仅留下了一个“外交部厅舍”矗立在今天的新民大街上。
新京设计体现永久占领
日本侵占东北，本来鸠占鹊巢却以主人自居。自认为能永远霸占东北，对伪满洲国的新京建设自然是不遗余力。新京的布局是由世界著名设计大师规划，依照19世纪巴黎的改造划模式和英国学者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仿照法国的巴黎、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等国际大都市兴建而成的。
日本人营建新京是不惜血本的，一边大兴土木一边植树造林，将从长白山移植来的树木栽种在新京。当时新京的道路名称，均由伪总理郑孝胥命名。新京落成后，溥仪的皇宫，伪满洲国的“八大部”，即伪满洲国八大统治机构：治安部(军事部)、司法部、经济部、交通部、兴农部、文教部、外交部、民生部悉数落户于此。
伪满新京的城市布局采取同心圆内向结构，按照中轴线和大型环岛布置，以大同广场(今长春人民广场)为中心，竖向以大同街(今长春人民大街)，横向以兴仁大路(今长春解放大路为轴线)，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新市区。
长春在这一时期的道路以两线直角交叉为原则，附之放射系统、循环系统风格。这时的长春，干线道路大约有26到60米，分为快车线和慢车线，还成立了满蒙车辆研究委员会来解决东北地区的载货马车问题。
依据长春起伏的地形，在小河川流的低地，基本都被开挖成人工湖并设为公园，避免作为住宅用地。长春的下水道建设，采用污水和雨水分流模式。设计使雨水流入市内公园的人工湖，污水则放流入伊通河。不过，污水净化方式的研究，直到日本战败都没有完成，处理场也没有动工。
现在漫步长春街头，日伪时期留下的建筑触目皆是：伪满皇宫博物院，原为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所居宫殿的旧址;吉林大学新民校区基础医学部，原为伪满国务院;白求恩医科大学校部，原为伪满司法部;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原为伪满军政部;东北师大附属中学，原伪满兴农部、文教部旧址;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院，原伪满民生部旧址……这些建筑设计之牢固，抡镐砸，也就一个白点;据说用炸药炸，都炸不动!
之所以如此不惜血本营建新京，是因为日本来了就没想走，根本没想到日后会战败，会退回日本列岛。到日本投降时，伪满洲国的皇宫仅完成了地下部分。北端的皇宫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皇宫前面的开阔地带是皇帝、臣民的休闲场所(即今天的文化广场)。另外，在今天长春一汽一带，还规划了更加庞大的皇宫备用地。可以看出，日本是准备长期占领东北的。
在新京单体建筑的设计上，日本也表现出永久占领的理念。如伪满洲中央银行总行办公建筑楼，历时四年多建成，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二万六千八百多平方米。建筑结构为钢架整体混凝土浇铸，外墙用东北产的花岗岩石贴面。主楼高21.5米，到最高部位为27.5米。地上四层，地下二层，预算巨资伪币6百万元。大楼正门为厚重敦实的檐口，门柱以十根带棱凹槽的花岗石雕成。挺直的柱身从台基上拔地而起，大厅正面和两侧有天然大理石柱28根，是典型的古希腊式建筑。墩链式的围墙，独具特色。地下室的金库大门是在美国定做的，金库门长4米，宽2米，厚1.5米，最轻的15吨，最重的25吨，均为钢铁打制。日本人称，这是当时亚洲第一坚固的建筑。
伪满洲国综合法衙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屋顶边缘雕有花纹，有四条突出墙面的装饰柱。整个建筑用浅褐色寸条瓷砖贴面，用深红色琉璃瓦铺顶。伪满交通部旧址，整个建筑用浅褐色寸条瓷砖贴面，用深红色琉璃瓦铺顶。
伪满新京的建筑如此新潮、庞大且奢华，博得日本国内和日本关东军一片掌声。但在伪满洲国内部却发出了不同声音，意见居然来自日本人扶持的傀儡皇帝溥仪。
1932年3月份，日本人在设计新京的有关宫殿和办公街的位置时，引起了溥仪的极度不满。因为皇宫位置未“坐北朝南”，不符皇家体统，溥仪甚至发出了“绝对南面的严重声明”!几经争议，双方互为让步，终于在1932年11月达成最终方案。宫殿选址杏花村，皇宫正门朝南也得到了确认。对日本人唯命是从的溥仪,在自己的日本主子面前，总算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强硬了一回，大概也是唯一的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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