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盛衰与蜀国兴亡
三国时期的蜀国，自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入蜀至后主炎兴元年(263年)止，前后53年。三国之中，它国力最弱，地盘最小，人口最少，长期笼罩在亡国的危机之中，但它依然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最后亡国，亦实属难免。蜀国50年盛衰兴亡的历史，其因素固然多多，但不同时期人才的兴旺与匮乏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
东汉黄巾起义后，各地混乱，刘备乘势起兵，以战功任安喜尉，后领平原相。徐州牧陶谦病故前以刘备接本州刺史，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表其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迁任豫州牧，为其事业的开端。刘备屡败屡兴，后与孙权联军在赤壁大胜曹操，为荆州牧，占有长江中游地区，有了事业的根基。十数年间他聚集了一大批人才，其作用直至蜀国中期建兴末年，即诸葛亮病故前后。
以《三国志·蜀书》入传人物的记载方式，据不完全统计，正传83人，其中附传14人，又另附3人，在刘备之前有2人(刘焉、刘璋父子)，先、后主2人(刘备、刘禅)，皇后4人，皇子3人，实际可表列的为86人，书中所附杨戏《季汉辅臣赞》人物表列32人，各传所附可表列19人，总计137人。从中可以看出以早期追随者为主，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刘备到荆州之前籍贯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士，二是到荆州后的长江中游人士，其他是后期刘备进入益州、开创蜀汉时期所属的巴蜀人士。这三类人可以称作三个地区性集团，前两个集团人才比较集中，是刘备开创事业依靠的基本力量，例如诸葛亮(董厥、樊建)、关羽、张飞、马超(比他人略晚)、赵云、法正、许靖、麋竺、孙乾、简雍、伊籍等人可谓第一集团；第二集团则有黄忠、庞统、董和、刘巴、马良、魏延、陈震、陈祗、刘封、廖立、李严、杨仪、霍峻、王连、向朗等人。如若没有这些早期的人才，蜀汉政权是否可以建成，刘备称帝前后能否延续如此长的时间，确实不可想象。第三集团是后期人物，属于守成一类。从前两个集团看，是什么原因使蜀汉早期人才如此旺盛，就有必要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首先，东汉宦官专政引起的党锢之祸不仅使高中级士人仕途受到影响，而且殃及初级士人失去晋身之阶，所以一旦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便会投靠、聚集在某一位赖以达到自己目的的杰出人物周围，刘备正是如此。诸葛亮的身世虽然可以追溯到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但其父诸葛圭仅仅做到太山郡丞，所以诸葛亮只能随叔叔诸葛玄依附荆州牧刘表，叔玄卒后，只能做一介农夫，“躬耕陇亩”(《诸葛亮传》)，后得刘备三顾请贤，方成为一历史名人。法正为扶风眉(今陕西)人，建安初入蜀依附刘璋，“既不任用”，“志意不得”(《法正传》)，因而劝刘备入蜀取代刘璋，使刘备有了真正的立足之地。许靖在仕途上原本“不得齿叙，以马磨自给”(《许靖传》)，后在董卓专权时才为御史中丞，不久四处逃难，至边远的交趾，为刘璋招请入蜀，璋败，归于刘备。麋竺是个商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于建安元年便“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入蜀后“赏赐优庞，无与为比”(《麋竺传》)。孙乾、简雍、伊籍均无身世记载，社会地位不会太高。其余董厥、樊建是附从诸葛亮，关羽、张飞、马超、赵云是武人，出身较普通。这是第一集团的基本情况。第二集团的人物身份大体相似。黄忠是武人，“先主南定诸郡，忠遂委质，随从入蜀”(《黄忠传》)。魏延亦是武人，“以部曲随先主入蜀”(《魏延传》)。庞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以郡功曹“随从入蜀”(《庞统传》)。其他人基本上是地方权贵豪族，刘备控制荆州及邻近地方时招揽而至，随后跟从入蜀。正是追求为官为宦和权势地位，使这些初级士族人士竭尽全力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且立志效忠。除了刘封、廖立、李严、魏延、杨仪等廖廖数人曾有不满或一般的不轨行为之外，上述两个地区性集团中的人物都能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巩固和维系起到促进作用，他们本人也成为颇有名望的历史人物。这一点不能不说是蜀国早期人才称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刘备在漫长的征战和创建政权过程中，战斗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网罗的人才来自五湖四海，能够充分突出取长补短的优势，文臣武将多数具备独挡一面的能力。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其言不虚；庞统被誉为“清雅有知人鉴”，司马徽称其为“南州士之冠冕”，后来果真显名；法正“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诸葛亮也“每奇(法)正智术”，多次为蜀确定谋略；陈寿用蒋济之言称许靖“大较廊庙器也”，“麋竺、孙乾、简雍、伊籍，比雍容风仪，见礼于世”，可谓一时之才士；董和、刘巴、马良、陈震、董允等人，陈寿称之为“皆蜀臣之良矣”。武将只取其部分评语便可见一斑:“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世为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马超“能因致穷致泰，不犹愈乎！黄忠、赵云强挚壮猛，并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欤?”①《三国志》所收蜀汉人物虽少，但大多为称赞之词，仔细分析，应该可信。《晋书·陈寿传》有一段话，曾引起后世史家争议:“或云丁仪、丁寓有盛名於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髟，计划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但是实际上，该传也承认“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忠之才”。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评价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则云:“剪裁斟酌时，自有下笔不苟处，参订他书，而后知其中谨慎。”可见陈寿在记叙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不仅仅条理清晰，言简意赅，而且记事严谨，无夸大之言，或故弄玄虚。因此，据其记载作出蜀国早期人才称盛，并非言过其实。
再次，蜀国早期之所以人才称盛，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为时代所然和社会状况所以然。从东汉后期开始，作为两汉思想理论的经学已经悄然向玄学转化，陷入章句之学的儒家学说，与急剧变化的社会出现了不协调，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都不得不对儒学进行深刻的反思。儒家所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治理乱世，忠、孝的观念已经不起太大作用，之乎者也敌不过刀枪箭镝，儒学大师绝无仅有，难成气候，无法支撑将倾之大厦。玄学便应运而兴，老庄道家学说取代了儒学。佛教此时又顺应混乱社会的需求，广为传播，进一步冲击儒学。这种背景之下，人才标准和选官制度发生巨大变化，原来的征辟察举早已名不符实，“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现象相当突出和普遍，法家学说因此受到重视。《三国志》卷十六记杜恕谈当时风气:“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曹操便前后四次颁《求贤令》，强调“惟才是举”。乱世出英雄，一生戎马倥偬打基础坐天下的领袖，用人的标准不会讲求出身是否显贵，首要是看实际才能和实践功绩，与刘邦的用人之道如出一辙。刘备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并确实加以实践。
多次，当时的人才标准和选官方式正从基础于清谈、清议的征辟察举向九品中正制和后来的门阀世族制变化，各方面尚未完善，不成系统，正是下层士族和非士族出身者争取提升社会地位的大好时机，所以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刘备与曹操、孙权等当时纵横驰骋天下的英雄一样，深明此理，网罗了大量人才，成就了政权基业。时势造英雄，时势出人才，这实际上是与社会形势紧密相联的，也是蜀汉早期人才得以称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是刘备个人求才重能尊贤礼士的结果。《三国志·先主传》及注中对此多处提及:“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杰，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刘备领徐州牧时为吕布所败，依附曹操，“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从曹公还许，表先主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随之与曹操为敌，南附刘表，“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入蜀之前，“备前见张松，后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纳，尽期殷勤之欢”。“先主入益州”，刘璋使其讨伐汉中张鲁，“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刘备随即击刘璋，“璋出降，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诸如此类，难以尽书。刘备自己便说:“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史家习凿齿说得更具体:“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夫！”这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往往还比其他因素更突出更重要更得人心。
蜀国早期的人才可谓盛矣，但是他们几乎都是益州之外的人士，也即归属上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两个地区集团，而在益州没有根基。这些人的籍贯相当分散，可说是五湖四海聚集的团体。入蜀之前，跟随刘备四处征战，几乎与家乡脱离了关系，失去了宗族、土地、财产、臣仆等优越条件，基本上是一介独身，入蜀靠的是自己的能力、才干以及上下左右的关系，所以他们特别注重身份地位。正是这种原因，造成蜀汉人才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形成规律性的结果，逐渐由盛转衰。其中原因很多，也较为复杂。
当初，刘备于建安十九年攻入成都，在益州确立了统治地位之后，其集团内各层次人士便开始考虑个人利益问题，但因刚刚立足，尚待稳定，“分成”举措暂未提及。至建安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诸葛亮对大家的内心想法是十分清楚的，若不以此笼络凝聚人心，给予相应的优渥，将不利于政权的稳定，因而用东汉耿纯劝世祖即帝位的话进奉刘备:“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并以此进一步明确提出:“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可见，在其他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以功任官封爵是他们遂愿的最好方式(诸葛亮传)。但是子孙可以袭继官爵，却不一定能够秉承先人的才智能力，因而也就无法保证人才继续称盛。
随从刘备征战外来居蜀者，难以在异乡即时积蓄起太多的土地、财产和庄户佃农，作为兴业的基础。诸葛亮在蜀国文武群臣中位高势显，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自己向后主申报的财产是:“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诸葛亮传》)其他倚为左右的文武亦是如此，只在特定情况下才有一次性赏赐:“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锦千疋，其余颁赐各有差。”此后不见有类似的大规模赏赐(《张飞传》)。关于不动产的大量赏赐或占有，几乎没有记载，偶而有此情况，也遭到激烈反对:“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赵)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云别传》)显然，当时这些人在蜀国难以成为强宗豪族，所以特别强调只有回到故乡本土才是可能的。基础根业不牢固，加上囿于当时的教育体制和选官制度，而且“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地促民少，人才自然难以相继。从后来门阀士族定型时益州著名者寥寥，亦可反证。
总体加以分类排比，蜀国的人才一般是个人事功比较突出，而鲜有群体出现。早期除了刘备本人，有统率能力的就只有诸葛亮，庞统、法正称誉虽高，并无促使西蜀腾跃式转折上升的创举，而且早逝，前者36岁，后者45岁，且皆在刘备之前。其他继承人无从谈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人才日渐凋零。武将在俗称“五虎上将”之后，已无可称道者，俚语因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传言。被诸葛亮称作“凉州上士”、寄予厚望作为接班人的姜维，其实并无杰出建树，屡次战败，甚至于段谷为魏将邓艾大破之后，“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众庶由是怨渎，而陇以西亦骚动不宁”。后多次为邓艾所败，“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故自危惧”，屯田种麦以避。最终西蜀之亡，姜维难辞其责(《姜维传》)。蜀后继无人，也实所难免。益州于当时来说，只是中国西南一偏远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都无特别之处，即使有人才，相较发达地区的曹魏和东吴，亦大显逊色。
刘备之后，诸葛亮主持之下的蜀国，在用人之道上出现偏差，也是其原因之一。关羽失荆州战死，导致国家实力巨损，是此转折点。刘备为之大举伐吴，名义上是为关羽复仇，实质上事关益州是发展还是被局限的前景问题，势必要争夺荆州控制权。可惜出师之时张飞为部下所杀，刘备则于夷陵为东吴大败，病死白帝城。后主刘禅继承法位，昏愚暗惑，则由诸葛亮主政。但是“诸葛亮一生唯谨慎”，连年攻魏，六出祁山，以进为退，以攻为守，能保住以弱抗强，却于魏无大损伤。观不用魏延之策，使其率“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其谋略之保守昭然。诸葛亮用人，观后人对其所托三人的评价便可洞悉，陈寿曰:“蒋琬方整有威慑，费祎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裴松之曰:“蒋、费为相，克尊画一，未尝徇功妄动，有所亏丧，外却骆谷之师，内保宁缉之实，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何以过于此哉！”干宝曰:“姜维为蜀相，国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会之乱，惜哉！”概而言之:荆州得失影响甚大，诸葛亮谨慎以保作为不及，前后执政施策守成无功，姜维之用折损国力致亡，后主愚惑阉竖，终招巨祸。
同时，蜀汉在与人才成长环境相关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均处于滞后状态，只囿于守成自保，谈不上发展图强，基本没有政治改革、教育改善、经济改革、军队改造、战略改变、选官制度改良等方面的措施。巴山蜀水之外的曹魏、东吴在翻腾变化，蜀汉却故步自封，蕞尔小国，不亡更有何待！
蜀国的建立、存在、延续和灭亡，与历史上的其他朝代或政权包括同时代的曹魏和东吴大不相同，人才的盛衰因素尤为重要突出。蜀国政治、经济、军事既无优长又无创举，在与魏吴的关系、与境内民族的关系及各阶层的关系诸方面，着眼点首先考虑的是自保，没有人才成长的社会条件。显然蜀国人才盛时，尚能与魏吴成对峙之势，人才凋弊之时，蜀国则明显处于下风。
西蜀兴亡历史，除去次要因素不论，概而言之，兴则系于人才，亡亦关乎人才。此处有必要重复刘备的由衷之言:“济大事必以人为本！”历朝历代，应当说都是此理。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