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怎样夺得大权的？由钩弋之祸到垂帘听政
导读：这次惊心动魄的辛酉政变，清朝正史，如《清实录》《清史稿》等，都语焉不详。好在发现了《热河密札》等关于辛酉政变的第一手史料，才使此次政变的内幕大白于天下。这次政变的起因是什么，政变是如何谋划的，政变的运作过程如何，政变是怎样发动的……本文摘自：《慈禧十大谜案破解》 作者：徐彻 出版：中华书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在英法联军的逼迫下，于咸丰十年(1860)八月八日北逃热河(今承德市)。路上且走且停，走了8天，于八月十六日抵达热河行宫。咸丰帝身体本来羸弱，加之京城失守，北逃热河，心情更加郁闷。虽千方百计寻欢作乐，也解不了心头的烦恼，病情愈来愈重。不到一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撒手人寰。七月十七日，颁布咸丰帝遗诏。遗诏进一步强调了皇位的嬗递与大臣的辅弼，都是咸丰帝钦定的，是合法的。七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皇后钮祜禄氏和懿贵妃那拉氏被尊为皇太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三十日，两宫皇太后回銮，到达京郊石槽，立即“召见恭王“，发动政变。从咸丰帝病逝，到两宫皇太后发动政变，也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政变发生在辛酉年，故称辛酉政变。辛酉政变是一个成功的大政变。政变之后，两宫皇太后，尤其是慈禧实现了清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垂帘听政。这次惊心动魄的大政变，清朝正史，如《清实录》《清史稿》等，都语焉不详。好在发现了《热河密札》等关于辛酉政变的第一手史料，才使此次政变的内幕大白于天下。这次政变的起因是什么，政变是如何谋划的，政变的运作过程如何，政变是怎样发动的，等等。这些历史的谜案，等待史家合理地解说。一 巧妙地躲过了钩弋之祸在热河行在，面对多病的咸丰帝，最焦躁的是懿贵妃。她不满咸丰帝的近臣肃顺们在热河的所作所为。肃顺(1816-1861)，字雨亭，豫庭。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郑亲王乌尔泰阿第六子。道光十六年(1836)授三等辅国将军，委散秩大臣。后任前引大臣、署銮仪卫銮仪使，奉宸苑卿。官职低微，不为所重。咸丰初年，怡亲王载垣与肃顺异母兄郑亲王端华，升迁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内大臣，遂荐举肃顺“入内廷供奉“，从此发迹。擢内阁学士，兼蒙古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肃顺“善于迎合上旨“，常常和咸丰帝谈论天下大事，“言无不尽“，表现出机敏多谋、敢于任事的才能，得到咸丰帝的赏识。咸丰四年(1854)，授御前侍卫，迁工部左侍郎，调正蓝旗满洲副都统，礼部左侍郎。咸丰七年(1857)，历署正红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充阅卷大臣，赐紫禁城骑马。八年(1858)，调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九年(1859)，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命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十年(1860)，授御前大臣，署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大臣，命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逐渐成为清廷统治中枢的核心人物。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三大臣，把持朝政，颐指气使，引起关心政坛的懿贵妃的不满。肃顺也发现懿贵妃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也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懿贵妃的担心，而引起咸丰帝的警惕，由此产生了要对懿贵妃行使钩弋故事的冲动想法。懿贵妃面临着一场生死较量。所谓钩弋故事，就是汉武帝幽闭钩弋夫人的事。钩弋夫人，汉代河间人，姓赵，汉武帝的妃子，封婕妤，史称赵婕妤。因居住在钩弋宫，被称为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因生子颇受宠爱，汉武帝欲将其子立为太子，然而害怕将来主少母壮，母后干预朝政，因此借故将她幽禁，后来忧死于云阳宫。汉武帝立她的儿子为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昭帝。钩弋故事的中心意思是杀母而留其子。据说，咸丰帝曾想对懿贵妃实行钩弋故事。《清稗类钞》载：(懿贵妃)有机智，遇事辄先意承旨，深嬖之。未几，生穆宗(同治帝)，进封为妃。迨贵，渐怙宠而肆骄，久之，不能制。适粤寇(太平天国起义)难发，文宗(咸丰帝)忧勤国是，丛脞万端，乃得以弄权宫掖。文宗浸知之，渐恶其为人。肃顺者，才略声华为宗室冠，文宗素倚重之。孝钦(懿贵妃)知文宗且疏己，隐冀得肃以自援，而肃则以谂知后之往事，良轻后(懿贵妃)，后因是衔肃。一日，文宗于宫沼为春日泛舟之戏，后(懿贵妃)自陈寓南方久，习操舟技，乃亲理篙楫以侍。讵文宗立未定，而后篙遽下舟为之侧，文宗颠堕水，创其足，文宗乃深憾后。会又有间后者，以那拉将覆满洲诅咒之说进。文宗乃拟致之死，尝谓肃曰：“朕不日将效汉武帝之于钩弋夫人故事，卿谓何如?“肃(肃顺)禁齘，不敢置一词。后(懿贵妃)闻之，愈衔肃(肃顺)。这一段写了四层意思：第一层，是说咸丰帝由宠爱到厌恶懿贵妃的原因，主要是因她“弄权宫掖“。第二层，是说懿贵妃想笼络肃顺，但肃顺很轻视她，于是他们之间结下了冤仇。第三层，是说咸丰帝因懿贵妃操舟落水而怀恨在心，并蒙生效钩弋故事的想法。第四层，是说咸丰帝把此想法同肃顺商量，肃顺十分恐惧，不敢多说一句话，以免贾祸。但是，此事传到懿贵妃的耳朵里，懿贵妃因而更加仇恨肃顺了。懿贵妃虽然大难当头，但咸丰帝心中不忍，终于没有出此一策。乖觉的懿贵妃巧妙地躲过了人生一劫。二 幸运地得到了上方印鉴咸丰帝在弥留之际，看到留下的孤儿寡母，心中的酸楚油然而生，就特别赐给了孝贞皇后和幼子载淳各一方印鉴，幼子的印鉴归懿贵妃掌管。这两方印鉴起到了极大的作用。31岁的咸丰帝，由于不加节制，病情愈益加重了。一年间，诸病缠身，每况愈下，迫使他不得不考虑皇权的交接问题。他思忖着，皇后慈安方25岁，懿贵妃仅27岁，皇子才6岁。如他一旦离去，留下的便是势孤力单的孤儿寡母。咸丰帝必须设想一个万全之策，以使皇权不致旁落。结合历史经验，经过苦思冥想，他首先设计了一个庞大的顾问班子。咸丰帝追溯到了幼年即位的先祖，只有6岁的顺治帝福临和8岁的康熙帝玄烨。他总结历史教训，感到顾问班子二人不行，太少。52岁的皇太极无疾而终后，其第九子6岁的福临即位，辅政大臣为同姓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后来，多尔衮排挤了济尔哈朗，攫取了皇权。这就是说，二人不行，太少，如其中一人图谋不轨，排挤另一人，极易造成皇权由该人独揽。那么，四人行不行呢?也不行。24岁的顺治帝福临患天花死，8岁的玄烨登基。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和玄烨一起主政。孝庄太皇太后鉴于前车之鉴，第一不敢用同姓王，第二不敢用叔辈王，而特意任命了异姓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参与辅政。但经三下五除二，大权还是被狂妄专恣的鳌拜独揽。只是后来工于心计的康熙帝玄烨，在韬光养晦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支持下，智擒了专横跋扈的鳌拜，才使皇权归一。可见，四人也是不行的。鉴于此，咸丰帝考虑索性设立一个八人的庞大的顾问班子，以使他们互相牵制，免得大权旁落。顾命大臣如此之多，这也是咸丰帝的一个创举。于是，他在临死前口授遗嘱，任命了八位顾命大臣“赞襄政务“。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六日，病危的咸丰帝发下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奉朱谕：皇长子御名(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这是以备载淳将来继承皇位。第二道谕旨：“奉朱笔：皇长子御名(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顾命八大臣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他们的实际首领是户部尚书肃顺。由他们“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只是如此，咸丰帝感到仍不可靠，必须给予皇后和皇贵妃以特别的权力，也使她们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自保，并借以保护皇子。因此，赐给皇后一方“御赏“印;赐给小皇帝一方“同道堂“印，此印由懿贵妃掌管。并申明，凡谕旨，起首处盖“御赏“印，即印起;结尾处盖“同道堂“印，即印讫。只有盖了这两方印鉴，谕旨方才生效。这两方印鉴非同小可，它是皇权的象征。《热河密札》第十二札记道：“两印均大行皇帝所赐，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皇帝)用同道堂印，印讫。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皇帝刚死，停棺待葬，叫大行皇帝，也叫大行。《清后外传》记道：“文宗临崩，以印章二赐孝贞后及帝。后曰御赏，帝曰同道堂。凡发谕旨，分钤起讫处。““同道堂印后由孝钦后(慈禧)执用，想因穆宗(同治帝)年幼，故孝钦代钤。母后圣母，两宫分负其责焉“。咸丰帝赐给皇后和幼帝的两方印是有深意的。他遗命八位王大臣辅弼幼主，而不是一二位，说明他考虑到了不使权力倾斜于一二人之手，造成王大臣大权独揽的局面。因为人多，八位王大臣可以互相牵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为使八大臣一心扶持幼主，又赏给了皇后和幼帝两方印，代替朱笔，不钤印的谕旨不生效。这就授予了皇太后与幼帝以某种程度的否决权。实践证明，这两方印鉴起到了遏制顾命八大臣权力的重要作用。三 秘密地谋求了恭王配合咸丰帝死后，顾命八大臣原形毕露，欲大权独揽。咸丰帝设计的权力分配格局，不是急切仓促之举，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二位皇太后和幼帝为一方，八位王大臣为一方，不突出任何一方，缺任何一方又不可。这既不是垂帘，又不是辅政，而是“垂帘辅政，兼而有之“。这就是咸丰帝所设计的政治格局。其特点是多方牵制。其指导思想是权力制衡。《清史稿》说：“辅弼充位，悉出妙算。“是有道理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评道：“但并不是把权力全部授予他们。由于他们只受权赞襄，所以不能合法地启用通常代替朱批的御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两位皇太后固有的权力。因为母后的地位能够合法地代表幼主使用御玺。“这个分析是中肯的。咸丰帝自以为谋算得天衣无缝，不会出什么问题，他可以放心地走了。但还是出了问题，而且出了大问题。问题出在八位王大臣欲皇权独揽上，即独霸皇权。而他们的企图是从谕旨事件暴露出来的。百密一疏，咸丰帝设想得再周全，还是有漏洞。谕旨的事情，他就没有交代明白。关于谕旨的拟定、呈览、修改、颁发等，他就没有说过一句话。两宫皇太后与顾命八大臣之间的矛盾很快便暴露无遗。两宫皇太后在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召见顾命八大臣，商议有关谕旨颁发、疏章上奏和官吏任免等重要事项，都应该如何处理。八位王大臣以为有机可乘。他们乘机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实是向两宫皇太后叫板。他们狂妄地提出：“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这就是说，一是臣下的奏章一律不进呈皇太后阅看;二是皇帝的谕旨由王大臣拟定;三是皇太后只管钤印，没有权力更改谕旨的内容。如若照此办理，两宫皇太后只不过是个木偶式的盖章工具而已。这样明目张胆地暴露自己的心迹，说明他们根本没把这孤儿寡母放在眼里。他们以为，年轻的寡妇和幼稚的小儿不会有什么能耐，只能任其摆布，俯首就擒。其实，他们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那就是完全低估了绝顶聪明的慈禧，虽然她只有27岁。慈禧哪肯善罢甘休。她当然要予以反击。谕旨是皇权的重要象征。谁控握了谕旨的颁布权，谁就拥有了最高的皇权。这一点，双方心里都十分清楚。两宫皇太后坚决驳回了他们的奏章。“后(两宫皇太后)持不可“，原则问题，皇太后寸步不让。并明确提出，关于谕旨，她们有授意权、审阅权、修改权、钤印权和否决权，即她们拥有皇帝的一切权力。她们给予八位顾命大臣以坚决的反击，断然地亮出了自己的政治底牌。这是一个不可退让的原则问题。双方僵持不下，“议四日“，足足争执了四天。最后，王大臣终于让步，两宫皇太后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王大臣完全同意了皇太后的要求。决定大臣的奏章呈皇太后阅看，谕旨由八大臣拟定后呈皇太后审看，如果同意便上下各用一印，应该皇帝朱批的地方也以御玺代之。御玺存皇太后处。至于官吏的任命，则各省督抚等重要职位，由八大臣拟名，请两宫皇太后裁决。其他较次要官吏的任命，则采取掣签法。这第一回合的交手，两宫皇太后占了上风，实际是西太后占了上风。因东太后权力欲不强，不过她们当时是联合在一起的。这一争论，给她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八位顾命大臣是她们母子掌握皇权的极大障碍。她们也看透了顾命八大臣觊觎皇权的野心。这就促使她们产生了一个想法，有朝一日一定要除掉他们。两宫皇太后，尤其是西太后，对于顾命八大臣在咸丰帝生前就充满了嫉恨。对于顾命八大臣的实际首领肃顺，更是恨之入骨。肃顺的权力，炙手可热。他和载垣、端华“三奸盘结，同干大政“。咸丰帝一死，他们拉拢其他五大臣，结成死党，面对孤儿寡母，更是势焰熏天了。在热河行在，两宫皇太后处在顾命八大臣的包围之中，她们感到岌岌可危。为此，两宫皇太后议定，要冲破包围，寻求帮助。她们想到了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奕(1833-1898)，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奕的异母弟，自号乐道堂主人。道光帝有九子。第四子是奕詝，第五子是奕誴(过继给惇亲王绵恺)，第六子是奕，第七子是奕譞。奕与奕詝自幼同在上书房读书。奕喜欢习武，曾自制枪法28式，刀法18式。道光帝看着高兴，就给它们命名，枪法曰“棣华协力“，刀法曰“宝锷宣威“。并赐给奕一把白虹刀，以资鼓励。这表明了道光帝对奕的喜爱。道光帝在传位给第四子奕詝还是第六子奕的问题上，曾颇费踌躇。经过深思熟虑，道光帝秘密立储时，在秘密谲匣中，写了两份遗嘱，即一匣二谕。把皇位传给了第四子奕詝，同时任命第六子奕为恭亲王。一匣二谕，这是清朝自雍正帝实行秘密建储制度以来绝无仅有的一例。同时，在遗嘱中任命一子为亲王，也是是空前绝后的。对奕的这一任命，流露出道光帝对奕的特殊情感。咸丰帝起初对奕是重用的。即位后，便宣布奕为恭亲王。咸丰三年(1853)九月，命奕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参与京城巡防事宜。十月，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1854)，任为领班军机大臣。迭授都统，右宗正，宗令。五年(1855)四月，命奕总理行营事务，直至全歼北伐太平军。奕因而得到优叙。但好景不长。是年七月，奕的生母孝静皇贵太妃病重。孝静对咸丰帝奕有十几年的鞠育之恩。左右权衡，奕冒昧请求咸丰帝晋封孝静为皇太后。这个奏章惹恼了咸丰帝，认为奕“礼仪疏略“，就下令免去奕军机大臣、宗令、都统职事，仍在内廷行走，重回上书房读书。这是咸丰帝对奕的严惩。七年(1857)五月，奕复授都统。九年(1859)四月，奕加授内大臣。十年(1860)，英法联军再次大举入侵。咸丰帝逃往热河，召回谈判不利的怡亲王载垣、尚书穆荫，命奕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形势急转直下，英法纵兵焚烧圆明园，京师陷落。奕不得不与英法签订了和约，即中英、中法北京条约。随后又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奕奏请议处，咸丰帝发下上谕：“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深谅苦衷，毋庸议处。“表示对奕的理解。但是，北京从此便形成了以奕为首的北京集团，这里包括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和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十二月，鉴于外事频繁，奕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办理一切涉外事务的总机关，是与世界接轨的具有近代性质的外事机构。咸丰帝采纳了奕的建议，并任命奕主持总理衙门。奕在办理和局的过程中，得到外国人的好感，认为可以说得通。但却引起了远在热河的肃顺、载垣、端华等重臣的嫉恨，由此加深了咸丰帝对奕的猜忌。北京方面关于咸丰帝病重或驾崩的谣言，在朝野上下扩散。同时又产生了另一个很能蛊惑人心的谣言：英法联军认为咸丰帝不守信用，企图用同他们接触较多的恭亲王奕代替咸丰帝。这个谣言不会不传到咸丰帝的耳朵里，肃顺们也不会不借机狠进谗言。这样，本有嫌隙的奕奕两兄弟之间的隔膜就愈益加深了。为了打破肃顺集团对咸丰帝的包围，奕屡次奏请亲赴热河行在。但此时的咸丰帝对奕已经抱有很深的成见，不想见他。就这样，直至咸丰帝病逝，奕也没能踏足热河行在。咸丰帝的遗诏，使京城内外、朝野上下，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在顾命八大臣之中，竟然没有恭亲王奕。顾命八大臣中，任何人的血缘关系也没有奕和咸丰帝这么近。奕身肩重任，与洋人谈判，却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真是匪夷所思。这样的遗诏，简直不可思议。更有甚者，肃顺集团又借助幼帝载淳的名义发下上谕，命奕等“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连恭理丧仪也把奕排斥在最高领导层之外，既借以贬低奕的政治威信，并割断奕同两宫皇太后的联系，以便从中控制。恭亲王奕并没有因为自己被排斥在顾命八大臣之外而灰心丧气。他在密切注视着热河行在的蛛丝马迹。恰在此时，两宫皇太后把目光投向了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她们知道，如想搞垮危及自家皇权的肃顺集团，必须依靠恭亲王奕。两宫皇太后深知，恭亲王奕是她们惟一的依靠。她们决定，召见恭亲王奕。两宫太后已经忍无可忍了，她们本来想向北京派出密使，直接同恭亲王奕联系。但思忖再三，感到既不安全，又耽误时间，就采取了密信联络的方法。秘密的信函往返，是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互通情报的基本方法。发信之地是方略馆，所用信封是方略馆的公家信封。方略馆的信函传递是保密而快速的。西太后的妹妹是醇郡王奕的福晋，奕是奕一党。因之，两宫太后通过西太后之妹，把欲速见奕的想法告诉了奕。奕再把这个信息转达给其亲信某军机章京。这位军机章京用密札方式，将此信息传递给在京的奕党人军机章京朱修伯。朱修伯转给了文祥，文祥直秉奕。奕拆阅了密信，在赴热河之前已经完全掌握了两宫太后的真实意图。本来，在北京的奕对咸丰帝的遗诏就满腹狐疑。北京集团的人们愤愤不平，也跃跃欲试。恰逢两宫太后来信传见，奕知道，机会来了。他做好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思想准备。七月二十六日，恭亲王奕怀着复杂的心绪急切地踏上了北赴热河的行程。他马不停蹄，昼夜兼程，只用了四天时间就到了热河。八月初一日，晨曦微露。恭亲王就赶到了咸丰帝的灵堂。他悲痛地祭奠了哥哥，失声痛哭，“声彻殿陛“。祭奠之后，按预先密订的计划，两宫太后迫不及待地召见了恭亲王奕。本来八大臣想和奕一同进见两宫太后，但两宫太后下令只召见恭亲王奕。奕以退为进，请郑亲王端华一同进见。端华目视肃顺，肃顺调侃道：“老六，你与两宫太后是小叔子和嫂子，何必用我们来陪伴呢!“就这样，两宫太后单独召见了恭亲王。这次召见时间长达两个小时，谈话的主题是“密商诛三奸之策“。他们详细地密谋策划了铲除顾命八大臣的步骤和方法。首先，他们密商了发难的地点。奕认为热河是顾命八大臣的势力范围，不宜在热河发难，“非还京不可“，“坚请速归“。其次，他们探讨了外国的态度。两宫太后担心，在北京发动，外国是否会干涉。《热河密札》记道：“后(慈禧太后)曰：奈外国何?王(奕)奏：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最后，他们确定了拟旨的人选。这个人既要绝对可靠，又要笔力雄健。他们确定把拟旨的重任，交给了西太后的妹夫、奕的弟弟醇郡王奕。奕是奕一党在热河的总代表。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两宫太后召见毕，奕怀着极为兴奋的心情退出。但在顾命八大臣面前，奕表现得异常谦卑，“以释三奸之疑“。就在同一天，两宫太后按照计划行事，急切地发下谕旨，回銮京师。肃顺集团颇感突然，他们知道不能轻易允诺，必须坚决制止。肃顺以回京有危险为由，阻止回銮。但两宫太后说道：“回京后如有意外，不与你们相干。“说完之后，命令立刻准备车驾。这一回合，两宫太后占了优势。奕知道时间紧迫，来不及休息。他一面同肃顺集团的人虚与委蛇，一面在悄悄地联络党人，研究对策，部署任务。而肃顺集团以为大权在握，从总体上看轻了两宫及奕，以为“彼何能为“，没有什么能耐。因此，他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他们没有及时地研究对策，分析敌情，而是陶醉于炙手可热的最高权力的运作上。封官许愿，加官晋爵。这时，肃顺集团感到奕在热河继续待下去，实在碍眼。他们便为奕向两宫太后请示行止。两宫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传旨，命奕于八月六日进见。八月六日，两宫太后第二次召见了奕。奕把这几天在热河活动的情况密报给了两宫，并把事先商定的计策提供给她们，使她们坚定了发动政变的决心。两宫太后也关切地旨命奕明日迅即回京，布置一切，不可在此久留，以免事情败露。八月七日，奕奉命回京。奕于八月十二日回到了北京。奕回到王府后，大臣们纷纷前来拜谒。他们希图从奕的口中了解热河的动向，也借机观察奕的政治意图。但胸有成竹的奕却王顾左右而言他，这使北京的大臣摸不着头脑。四 假意地作出了屈服姿态当时北京的大臣们正在发动一场请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攻势。协办大学士周祖培是积极鼓动者。他的门生山东道监察御使董元醇秉承他的旨意，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这个上书得到奕的支持。奏折于八月八日送达热河，先报给顾命八大臣。顾命八大臣细阅了董折，很是气愤。但他们没有马上动作，而是先上报给两宫皇太后，欲等两宫皇太后阅后，再拟旨痛驳。不料，两宫皇太后阅折后大喜，董折说出了她们的心里话。其中的“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的建言，更是她们求之不得的。这道奏折，既是向两宫皇太后的效忠信，也是向顾命八大臣的挑战书。这给孤苦无援的两宫皇太后以很大的安慰，也给肃顺集团以很大的威胁。董折八日报送两宫，十日仍未发下来。两宫皇太后是在绞尽脑汁地密商对策，没有很快地发给顾命八大臣。肃顺等八大臣等不及了，主动要求召见，索要董折。内奏事处首领太监传旨，说西太后要留着阅看，仍是不给他们。怡亲王载垣冷笑一声，心想简直是多余。十一日两宫召见，命八大臣拟旨，但没明确交代如何写。两宫太后想要试探八大臣的政治态度。八大臣主意早定，拟旨痛驳董折，而且要写明发上谕。吴姓军机章京所拟初稿语气还平和，言词不太激烈。焦佑瀛感到不够劲，自己捉刀另作一篇，其中有斥责董元醇的“是诚何心，尤不可行“一语，其他七大臣交口称赞这道谕旨，说写得太棒了。但抄清递上后，两宫皇太后将折旨全都压了下来，没有交给八大臣。两宫很不满意八大臣所赞赏的谕旨。后来再次传旨召见，八大臣同两宫皇太后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西太后舌战八大臣。这次共召见四个多小时。郑亲王端华上去时就“怒形于色“，根本没把两宫皇太后放在眼里，而且“是日见面大争“。军机大臣杜翰“尤肆顶撞，有'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这样冒犯两宫太后的激烈言辞。两宫太后“气得手颤“。李慈铭记道：“及董御史疏上，三人纠党忿争，声振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溺后衣。“肃顺等把小皇帝的尿都吓出来了。后来在昭示肃顺等罪状的奕等的奏折里也写道：“御史董元醇条奏事件，特召见载垣等面谕照行，伊等不服，胆敢面称伊等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并言伊等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当面咆哮，几至惊吓圣躬，含怒负气，拂袖而去，其目无君上情形不一而足。“可见，这次召见，双方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互不相让，已成剑拔弩张之势。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十二日。这一天，两宫发下其他文件，八大臣竟敢不阅看，并说：“不定是谁来看。“决意用罢工手段，迫使两宫太后就范。这是违抗圣命的严重政治事件。两宫皇太后无法，决定暂时忍耐，不得不把董元醇原折及焦佑瀛驳旨发下照抄。八大臣这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怡(怡亲王载垣)等笑声彻远近“。这一回合的斗争，显然是顾命王大臣占了上风。但他们不知道，这是两宫皇太后的韬晦之计。她们暂时收敛起来，此时的蛰伏，是为了明日的再起。这一回合的斗争，表面上是顾命王大臣胜利了，其实是为他们的倒台埋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如果说，只有前一回合的斗争，还使两宫太后下不了搬倒对手的决心的话，那么，有了这一回合的斗争，就使她们毫不犹豫地下了铲除顾命王大臣的最后决心。因为，这一事件，使她们真切地看清了王大臣的庐山真面目。这场斗争，也就变得你死我活了。但此次受挫，须总结教训，主要是董折“发之太早“，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两宫皇太后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局部上作出让步，以期取得全局的胜利。她们暂时藏锋敛锷，收缩起来以期给肃顺党人造成错觉，以为“夫己氏(指西太后)声势大减“。其实，两宫皇太后此时的蛰伏，是为了后日的再起。她们谋划回京再说。九月一日，大学士桂良等奏恭上母后皇太后钮祜禄氏徽号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那拉氏徽号为慈禧皇太后。这是为酝酿垂帘作舆论准备。五 果断地发动了辛酉政变经过慈禧的力争，两宫皇太后终于扶柩踏上回京的归途。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灵柩启行归京。回程的队伍分两路，一路是两宫太后和幼帝的队伍，由间道先行，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各大臣扈从;另一路是梓宫队伍，自大路后发，由肃顺等扈从。这样安排对两宫太后非常有利，为他们发动政变创造了难得的契机。两宫太后不敢松懈，急急赶路。经五天的行程，于九月二十八日到达京郊石槽。立即“召见恭王“，两宫听取了恭亲王奕关于北京情况的报告，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决定进宫后立即发动政变。九月二十九日未正一刻(14时15分)，慈安太后和幼帝同乘黑布轿在前，慈禧太后单乘黑布轿在后，到达北京德胜门外。留京的全体文武大臣，均身着缟素，翻穿珠补褂先期排班在道边跪迎。心事重重的两宫太后在接受了他们的请安之后，便急速入城回宫。未及休息，又迫不及待地第二次召见奕。这是两次极为重要的召见。《翁同龢日记》特加一笔：“恭邸前日昨日召对。“这两次召见，两宫太后和奕共同分析了政治形势，沟通了双方信息，商议了政变步骤，敲定了发动时间。其中心议题是如何抓住战机，突然出击。九月三十日，两宫太后召见恭亲王奕及大学士桂良、周祖培、贾桢、侍郎文祥等。两宫太后边痛哭流涕，边缕述三奸欺藐之状，周祖培老谋深算，此时已得到奕的“讽示“，心中有数，便直言奏道：“何不重治其罪?“两宫明知故问道：“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周祖培立上一计：“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两宫心想，正合吾意，急答：“善。“这时，两宫太后便拿出由醇郡王奕于九月十八日在热河拟就的谕旨，交给奕，当众宣示。宣布了八大臣的三大罪状，将载垣、端华、肃顺解任，命景寿等五人退出军机处。谕旨是在八大臣不在场的情况下宣布的。刚宣读完，载垣、端华就闯入宫内。一见奕等王大臣都在场，颇感意外，大声质问道：“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冷静地答道：“皇上有诏。“不明就里的载垣等人，竟然指责皇太后不应召见外臣。两宫太后极为愤怒，又命传下另一谕旨，将载垣等三人革职拿问。同时，又下了一道谕旨，将走在路上的肃顺革职拿问。肃顺被抓时大骂道：“悔不早治此贱婢!“肃顺被押回宗人府，看到了载垣、端华，瞪大眼睛斥责道：“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十月一日连发两道谕旨，任命奕为议政王兼军机大臣。第二天，又连发两道谕旨，补授奕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和宗人府宗令。奕得到了几个最重要的职务，成为两宫太后和幼帝之下的第一人。又发布上谕，任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鸿胪寺少卿曹毓瑛为军机大臣。原军机大臣、户部侍郎文祥仍为军机大臣。这就组成了以奕为首的新的军机处。六 宽容地处治了顾命大臣两宫皇太后，主要是慈禧，对政敌的处治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十月六日，谕旨载垣、端华赐令自尽。肃顺斩立决。景寿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兵部尚书穆荫革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吏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佑瀛，均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此外，又处分了与肃顺关系密切的吏部尚书陈孚恩等6名官员.还处治了与肃顺交结较深的5名太监。为避免株连，两宫太后谕旨，将从肃顺家中查抄来的书信，“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总之，这一大的政变，处理得十分圆满，受处分的仅19人。政变从发动到处理完毕，仅一个多月时间。时间之短促，也足令人吃惊。这次政变，上下呼应之巧妙，舆论准备之完善，军力配合之恰切，行动掩盖之周密，爆发时间之准确，善后处理之明快，无不令观者瞠目结舌。1861年是辛酉年，这次政变，史称辛酉政变。这是慈禧太后一生中发动的三次成功的政变的第一次。这次政变，使那拉氏握取了中国最高的皇权，成就了第一次垂帘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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