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记是哪个时代的历史？苏联抹黑中国的伪作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名字曰孙平)的《延安日记》是上个世纪苏联的观察员的一本类似回忆录的作品，在它出版后一度成为人们研究延安时期中共内幕活动的一项文献参考资料，特别是近年来这本书更加受到党史研究者的关注，互联网上的一些人很以拥有此书或者通读此书为荣，四处宣讲、言必称之。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这本喧嚣一时的《日记》系出伪造，伪造者就是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和苏共中央国际部。实际上从《日记》出版那天起，中共正牌党史研究者就没有断了对它的质疑，很多党史专家和研究论者纷纷撰文指责这本日记的荒诞和无知，任弼时的秘书师哲曾经指出“孙平,一个老党员,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只有伪君子、两面派、没有良心的人才写得出。”(师哲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高向远著文《弗拉基米洛夫和“延安日记”》认为“此书既然不是弗拉基米洛夫当年的著述,它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但是，类似这样的指责因为只是立足中共自己的立场，越到近期越是容易引起一部分人心中的逆反心理的泡沫，在当今这个“言必称希腊”的时代中，似乎美国人、日本人甚至香港人、台湾人说的都要比我们中国人自己说的动听，那么，好吧，就让我们看看原伪造者是怎么陈述这么一本《日记》的出台真相的吧。事实上，早在弗拉基米洛夫日记出台后的几年中，国际上就已经有一些比较了解中共历史的外国人士表达了对这本日记的异议，美国人约翰·谢伟思就曾经在同贝尔纳德·格维茨曼的谈话中指出这本日记是“主要是为反华而伪造的”，这番谈话载于《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76年2月13日。此外，《东欧》杂志1991年第一期发表的Peter M.Kuhfus的文章《重新看待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记》一文也对日记提出了较于当初一边倒的不同看法。然而，在苏联解体之前、在苏联有关档案解密之前，这些个异议还不能受到冷战气氛的敬畏，相反准备群殴中共的国际反华势力对日记的吹捧也达到顶峰。1990年作为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尤里·弗拉索夫开始道出这本日记的伪造的前后工作中的点滴，他在《论据与事实》杂志1990年第18期撰文《关于父亲的真相》，和在杂志《远东问题》1990年第六期、1991年第一期的文章《关于父亲的故事》中对《延安日记》炮制的全过程做了追忆。适时，苏联的政治空气早就对这些东西开始淡化，而取证类似的史料也不再是什么难上加难的事情。作为弗拉基米洛夫日记的主要编造者的尤里·弗拉索夫，他说，这本日记的另一个编撰者或者说指导者就是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奥列格·拉赫曼宁(一作苏共中央国际部)。日记的资料来源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弗拉基米洛夫用密码发给莫斯科的无线电电报。2.苏联情报部门提供的其他信息资料。3.和弗拉基米洛夫一起住在延安的另外两个人的提供的信息资料。4.弗拉基米洛夫在1948年到1953年和尤里·弗拉索夫的谈话。从上述四个来源我们可以看到，弗拉基米洛夫本人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如果说这些个资料都是来自于弗拉基米洛夫一人所为然后再以日记体的形式出版或许可以理解，但是，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尤里·弗拉索夫披露的一些史实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39号全宗、1号目录、31号案卷中的电报来往中得到了足够的证实。(也就是人们一直悬疑的弗拉基米洛夫之死的谜团)而参阅过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的德国著名学者、德国联邦东方学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兼亚洲部主任的迪特·海茵茨希博士也在他的专著《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中对于弗拉索夫取证的原始资料给予肯定。尤里·弗拉索夫承认，这本日记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拉赫曼宁来自苏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加入了相当部分的杜撰和修饰，对于弗拉索夫的坦诚的披露当时苏联党史学界就有积极的回应，著名汉学家康斯坦丁·谢维列夫、杰柳辛等人都曾以访谈或者撰文的方式详细的谈了这样一个过程，其中杰柳辛的《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过去》发表在《论据与事实》1990年第五期。上面我提到的关于弗拉基米洛夫日记的资料的四个来源除了尤里·弗拉索夫的提供披露外，德国学者迪特也在他的书中给予交待，(该书32页)这本《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是新华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发行的，此书属于内部发行，在书的扉页上明确写着这样一行小字说明(内部发行，限省部级以上)，但是，这本书在我们香港的办事机构的内部图书馆中就可以借阅到，看来并非难事，如果有兴趣对这本日记的伪造与否做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看，这本书从29页到36页都在集中介绍这本日记的真伪，迪特认为“只有通过其他材料或证据证实后，或者从总的历史关系看是可信的，书中的有关陈述才能被使用。”(该书33页)，我们认为迪特的这个观点还是比较有道理的。该书由张文武、李丹琳等同志编译，文字通俗、阅读起来不比其他外著那么生涩。说伪书，是因为第一，孙平根本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也就是说，实际上不存在作为原本的手写日记;第二，这部”非日记“也不是孙平本人根据回忆写出的”日记体回忆录“，这本”伪日记“是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奥列格·拉赫曼宁直接指导下写成的，可以说拉赫曼宁才是真实作者。拉赫曼宁打着孙平的名义编造一本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日记“，这不是伪书是什么呢?这部假”日记“的实际编纂人，孙平之子尤里·弗拉索夫在《论据与事实》杂志1990年第18期撰文《关于父亲的真相》，在杂志《远东问题》1990年第六期、1991年第一期又发表《关于父亲的故事》，两篇文章对《延安日记》炮制的全过程做了坦白，主要内容有：一、这本日记是1968年开始，在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奥列格·拉赫曼宁指导下写就的，是一项”政治任务“。拉赫曼宁直接干预写作每一进程，甚至亲自动笔修改，尤里本人并没有多少自主权。二、日记的资料来源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弗拉基米洛夫用密码发给莫斯科的无线电电报。2.苏联情报部门提供的其他信息资料。3.和弗拉基米洛夫一起住在延安的另外两个人的提供的信息资料。4.弗拉基米洛夫在1948年到1953年和尤里·弗拉索夫的谈话。这上面的论述既有国内文献可以佐证，也有国外文献可以佐证，应该比其他走狗之类的队伍所说的更有说服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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