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年的'七七事变'：中国海军在大胜荷兰海军
“海上马车夫” 在英语流行世界的今天，多数中国人对荷兰的印象，也许仅仅限于风车、郁金香之类，还有一个可能被许多人淡忘了的“海上马车夫”的称号。但在这个称号的背后，却是个曾经横扫大洋的海上霸主。不过，这个海上霸主在16世纪与中国明朝的较量中折戟沉沙，黯然收场。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当时被称为尼德兰的地方，爆发了反抗宗主国西班牙统治的“乞丐革命”。这场革命引发了后来称为“荷兰独立战争”的血性抗争，直到1609年，作战双方均精疲力竭，只好签订了一份12年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荷兰的独立。从此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诞生了。 在欧洲，荷兰与葡萄牙很相似，都极度缺乏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因此不得不向大海讨生活。当葡萄牙的元气不断消耗在从北非到日本的广大地域时，荷兰在不声不响地准备着航海业积累，到16世纪末，荷兰人已经建立起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但当时通向东方的航海图掌握在伊比利亚人手中，他们对此严格保密。为探索东方之路，荷兰甚至于1593年派了一支船队搜索北极航线，最终当然是一无所获。 机会终于来了，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名为《旅行日记》的书。该书作者范波罗行记》，就在当年，荷兰派出了由霍夫曼率领的远航队，在这本书的指引下来到了爪哇岛。虽然此次远航路程艰险，船队249人中只有89人生还，但他们带回货物获得的高额利润却使荷兰人随后又义无反顾地派出了第二支远征队。 首次碰撞 1604年，荷兰东方舰队副司令官韦麻朗率两艘大型战舰来到中国海面，企图先患澳门，再占澎湖，不料途中遇到大风，漂流到了澎湖岛。当时岛上本驻有防倭寇的明朝“汛兵”，因倭寇多在冬春季来犯，当时正值夏季，驻军已撤回大陆，所以荷兰人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澎湖，并自说自话地宣布此地为“荷兰据点”。 韦麻朗驻扎妥当后，让一名中国商人去大陆同福建地方官员洽谈通商事宜。在当时，中国人私自与“外番”通商乃是大罪，因此，该商人一上岸即被逮捕，明朝地方官同时要求荷兰人先退出澎湖。 也许是荷兰人把中国人当成了东南亚土著，对于明朝的这一要求，韦麻朗只当耳边风，他一面派人向明朝驻福建的税吏宦官行贿，一面写信威胁地方官，声称如果不同意贸易，即派军舰沿福建沿海进攻。结果，他们的这种做法引来了明朝50艘海军战船。 船队指挥官名叫沈有容，曾先后参加过万历朝鲜之役和东南沿海剿倭战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将。明朝政府派出这样一位将军率船队来谈判，这是荷兰人万万没想到的。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沈有容向荷兰人通报了明朝的商业政策并要求荷兰人立即离开中国领土。虽然韦麻朗本人尚能保持风度，但其身边的人却恼羞成怒地拔剑示威。面对荷兰人开战的威胁，沈有容回答道：“中国甚惯杀贼，尔等既说为商，故尔代客，尔何言战斗?想是原怀作反之意，尔来睹天朝兵威耶!汝等不曾听过我破倭海上，海水尽赤，吾不忍汝等步倭之后尘。” 荷兰人是精明的商人，虽然他们宣称开战，但当发现自己的两艘战舰已经被50艘明朝的战船团团包围、对方的指挥官又是一位底气十足的将领时，他们明智地选择了撤退。欧洲海上霸主同明朝的首次武装较量就这样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此次事件为澎湖留下了一块称为“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朗等碑”，至今仍被公认为“全台第一古碑”。 再次交锋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1622年，荷兰人卷土重来。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库恩派遣雷耶斯佐恩率领16艘战舰(内有4艘英国船)和1024名士兵，准备进攻澳门。下达的指令中有这样的话：“为了取得对华贸易，我们有必要借上帝的帮助占领澳门，或者在最合适的地方，如广州或漳州建立一个堡垒，在那里保持一个驻地，以便在中国沿海保持一支充足的舰队。”在西方霸权者的眼里，这些中国海港都是他们任意建立军事据点的地方。 但荷兰人低估了澳门的抵抗能力，结果一场战斗过后，登陆的800名荷兰士兵中，136人阵亡，126人受伤，40多人被俘。被击退的荷兰人在雷耶斯佐恩的率领下，于七月十一日重新登陆澎湖。库恩总督认可了这一行动，他特别要求雷耶斯佐恩攻击附近所有的中国船只，把俘获的水手送到巴达维亚作为劳力使用。八月起，荷兰殖民者开始强迫抓来的华人奴隶在澎湖兴建红木埕要塞，后来又在白砂、八罩附近兴建类似的堡垒。 澎湖要塞完工后，荷兰从巴达维亚又派去了一批援军，荷兰人总兵力已经达到15艘战舰和1200名以上的士兵，这样规模的部队在欧洲殖民史上已经不算小了。更重要的是，荷兰人根本不相信各种游记中提到的有关中国军队的数字，他们不自量力地提出“非经荷兰人允许，中国船只不得随地到各处贸易”，也就是说他们要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 对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荒唐的照会。但荷兰人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非常积极地贯彻以战逼商的政策，频频进犯中国沿海，临近的厦门自然首当其冲，而明军也给了他们与倭寇同等的外事待遇――厦门驻军多次击退荷兰人侵扰，一次就俘斩数十人。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荷兰人的暴行。为了尽快增加荷属东印度的高素质劳工人口，对中国劳动力情有独钟的库恩总督一再下令：“尽可能地掠夺中国的男、女、儿童，充实巴城、安汉和万丹。”荷兰舰队忠实地执行了这一任务，这最终激怒了明朝。 1623年八月，主战派官员南居益出任福建巡抚。同年十一月，以计焚毁荷兰战舰一艘，生擒52人，斩杀8人。次年正月，40艘战船运载着2000名明军官兵几乎在一夜间出现在澎湖要塞前，并在荷兰人的炮火下抢滩登陆，发动了猛烈进攻。荷兰人毕竟是一支惯战之师，他们收缩至风柜城，此地三面临海，只有一面靠陆。荷兰军队在陆路挖深壕为障，以战舰控制海上，凭借舰炮和岸炮的交叉火力，成功地阻止了明军的进攻。 见攻坚不下，明军也在澎湖筑石城，双方对峙，相互攻击。南居益亲至澎湖督师，指挥各处明军集结，最终在这个弹丸之地竟集结了一万余明军官兵和近200条战船。明军水师在澎湖港内遍设火船，攻击荷兰战舰，陆军在马公妈祖庙内架炮隔海轰击风柜城。另外，明军以无数长宽各5尺、下铺圆木的巨型堡篮填碎石排列为阵，白天作为掩体休息或发炮，晚上则推着它们前进。荷军火炮对此无能为力。同时南居益给新任荷军总司令发信，扬言再不走就用沙石填平澎湖湾。 荷兰人号称纵横七海，但他们从未遇到过如此猛烈的攻击，最后终于支撑不住，被迫在明军的监视下拆除了经营两年的澎湖要塞，灰溜溜地扬帆而去。据《明史》记载，在达成协议后，荷兰副将高文律等12人拒绝服从命令，“据高楼自守”， 最后被全部捕获，和其他荷军战俘一起被明军“献俘于朝”，以他们的耻辱为第二次明荷间的交手画上了句号。 侵入台湾 澎湖之战后不久，荷兰舰队并没有返回巴达维亚，而是直接去了台湾。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他们可以在中国官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占领澎湖，那么，对于更加山高皇帝远的台湾，荷兰人轻易得手也就不足为怪了。 荷兰人登陆的地方在今天台南的安平，当时称为大员。大员西侧有几个成串的小岛，相距各里许，之间的水很浅，水位低时可与台湾陆路相连。荷兰人就在这里筑垒，建立了热兰遮城。其实热兰遮城并不是一座“城”，荷兰语是kasteel，即“城堡、要塞”的意思。它在本质上是一座欧洲式的城堡而非中国城市，这也可以理解中国军队后来为什么没能一举攻下这座“城”。后来，由于这里与台湾本岛交通不便，荷兰人宋克又用15匹粗麻布，换取了台湾本岛的一块地方，建立了普罗文查城，中国人称为赤嵌城。 通过这两座城，荷兰人开始在此后若干年内陆续向台湾内陆渗透。然而他们此时面对的最大敌人却不是当地土著高山人，也不是汉人，而是为数只有几百的西班牙人。在荷兰人对台湾开始经营时，盘踞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也对此作出了反应。1626年，即荷兰人侵入台湾的第三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派遣了14只船和300人的陆战队在台湾北部的基隆一带登陆，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堡垒――圣萨尔瓦，并以此为据点在两年内控制了淡水地区。 1642年，菲律宾爆发民族起义，驻台西班牙军队大部分被调回，这就给盘踞在南部的荷兰人一个机会。这年八月，热兰遮城派出了北伐军，包括陆军士兵1100人，四艘大中型战舰和九艘小型战舰，而此时西班牙全部守军只有180人。在这种情况下，当荷兰人兵临城下的时候，西班牙人选择了体面的投降。 就这样，自1642年起，台湾事实上被荷兰人独占了，直到郑成功大军到来。长达20多年时间里，荷兰人在这里逐渐完善了统治机构，台湾成了荷兰人的“东亚明珠”。 荷兰人窃据台湾后，利用台湾岛有利的地理位置，通过垄断贸易、苛捐杂税和武装抢劫等当时欧洲人流行的“商业方法”，很快获取了巨额利润。但荷兰人的胃口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想：如果能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岂不是更能发财?连年的高额利润冲昏了荷兰人的头脑，他们决定再次以武力为要挟，要求中国人把所有的对外贸易全部交给荷兰人。于是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每当西方殖民者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试图独占中国的对外贸易，这种我们看起来很荒谬的想法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实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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