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全真派的真实探寻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祖庵（重阳宫）碑刻
金庸武侠小说不同于其他武侠小说之处，在于它一般都有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能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各家精髓不露痕迹地融入到人物情节当中。从宗教文化视野看，金庸小说涉及的宗教内容相当丰富，有的涉及宗教人物或宗教史实，有的则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变换来多方位地阐释宗教精神内涵。如果说《天龙八部》侧重于表现佛教精神，《射雕英雄传》侧重于表现儒家精神的话，那么《神雕侠侣》则明显地侧重于体现道家精神内涵。而从人物设置上看，《射雕》和《神雕》两部作品演绎了道教全真派人物的历史故事。不过，除马钰这一人物形象在行为和气质上与历史人物相差无几外，其余人物形象及相关事件皆与历史史实差别较大。下面以《射雕》和《神雕》两部作品为例，对小说中的重阳宫和道教全真派主要人物作一浏览，看看金庸先生在演绎全真派历史和人物时与史实究竟有多大出入。
一、对重阳宫的叙述
在金庸的小说中，重阳宫既是神圣庄严的道观，又是全真武术的发源地。在这里，武林豪杰聚散，恩怨集结、正邪纷斗，是非矛盾产生、激化终而化解，演绎了一幕幕令人荡气回肠的武林故事，具有浓烈的武林传奇色彩。但是，历史上的重阳宫却是一个全真教徒的清修之地。当初王重阳于终南县刘蒋村结庵修道，主张清净简朴，只不过一座茅草屋而已。马、谭、刘、丘四子后来重建重阳庵，命名为祖庭（又称祖庵），也不过三四间茅屋，周围环筑土墙。金承安三年（1198），王处一将祖庵更名为灵虚观。蒙古军攻陕期间，灵虚观被焚毁。蒙古灭金后，掌教尹志平在元政府支持下对全真祖庭进行修复。
1238年李志常奏请改灵虚观为重阳宫，并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宫域东至涝峪河，西至甘峪河，南抵终南山，北临渭水，规模盛极一时，为当时道观之首。而小说中的重阳宫位于终南山上，而且地势俨然，殿宇楼阁重重叠叠，这些都与金末元初的重阳宫史实完全不符。金庸笔下和重阳宫有关的最大一件事就是“火烧重阳宫”，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历史上1226年灵虚观被焚毁的史实。虽然历史上全真祖庭历经劫难，但与小说所述极不相同：
第一，行凶者不同。小说中说是蒙古王子霍都，这一人物出于金庸先生的杜撰。实际上，焚烧重阳宫的行凶者史无明文记载，只能笼统而言说是蒙古大军。《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云：“正大丙戌，北兵下秦川，民庶惊扰，避地南山。道众俱入涝谷，先生独不肯往……不数日，逻兵卒至，灵虚殿宇悉为灰烬，先生亦被害。”
第二，纵火原因不同。成吉思汗雄心勃勃，欲霸中原，地饶物富的关中平原自然在霸占的名单之内。因为蒙军在攻城略地的初期，奉行烧杀抢掠政策，重阳宫地处终南山脚下平原地带，距长安近在咫尺，必定难逃厄运。而小说中所写重阳宫被焚毁的原因则是荒唐之极。
第三，护持者不同。蒙古军火烧重阳宫（时称灵虚观）时，护持道观的道士是宋明一。据《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所载，宋明一为马钰弟子。马丹阳去世后，复入关中，居祖庭，为尊宿。蒙军入陕时，不肯入山躲避而随灵虚观同归于尽。这与小说中的描述完全不同。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小说对于火烧重阳宫存在“误读”现象。首先是时间上的严重错位。重阳宫在后，灵虚观在前，火烧的是灵虚观而不是重阳宫；其次是人物颠倒。灵虚观被焚毁时，马钰、王处一早已离世，丘处机居燕京长春宫，第二年去世。当时护持祖庭的是马钰弟子宋明一。
金庸小说在描述道教全真派人物的时候，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基本遵照历史事实，一种是不大顾及甚至完全抛开历史史实。前者表现在马钰和丘处机身上，后者主要体现在王重阳、孙不二、尹志平身上。现简要介绍金庸小说中对马钰、丘处机、王重阳形象的塑造和演绎。（一）马钰马钰是小说中正面描写的全真派人物。他出场时的外貌特征是：“这人装束十分古怪，头顶梳了三个髻子，高高耸立，一件道袍一尘不染。”这个描写是有根据的，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一记载马钰的衣着：头分三髻，夫三髻者，三“吉”字，祖师之讳也。师尊而戴之，故多自称“三髻山侗”。可知马钰在王重阳仙逝后的装束特征就是头分三髻，以此象征师名，表达感恩戴德的意思。马钰在小说中的人品和行为，都体现了王重阳“以无为为主”、“内外兼修”的教旨。他在小说的后半部闭关修炼，这与历史上主张清静无为、并将主要精力放在个人修习上的马钰也是一致的。金庸对马钰这一形象着墨不多，但代表了金庸对正派宗教人士的理解，他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形象，同时也就成功地诠释了全真派。（二）丘处机小说中丘处机是全真七子中唯一一个塑造得血肉丰满、最见个性的人物形象。金庸把他描述为心怀忠愤、慷慨豪迈、武艺高强的道士，他性情急躁，却又侠义为怀，嫉恶如仇，具有强烈的济世精神和慷慨豪迈的英雄气概。金庸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显然汲取了历史人物丘处机那种坚毅仁慈、自强不息的精神。所以，小说中的丘处机与作为历史人物的丘处机之间存在着精神气质上的相似之处。
但是，即便如此，差距还是很大：1．历史上的丘处机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全真龙门派宗师，是继承王重阳事业并将之发扬光大的重要人物，生平著述甚多，其诗词作品在金元之交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在小说中，丘处机只是一名侠肝义胆的赳赳武夫而已。
2．丘处机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言止杀，悲天悯人，济世救民，这是概括和表述丘处机对于国家民族所作贡献的最好词句。1220年他不远万里，觐见成吉思汗，为的是使中原百姓免受杀戮。成吉思汗问以仙道，丘处机以清心寡欲、敬天爱民应对。成吉思汗对他的坦诚极为敬重，当丘处机回归中原时，成吉思汗派骑兵护送并赐丘处机虎符玺书，号曰神仙，封大宗师，让他“掌管天下所有的出家人”。凭着虎符玺书，丘处机师徒挽救了大批中原人。但小说将丘处机西行这一关系极大的史实做了极为淡化的处理，相反却突出了他武力抗拒的特点。
3．历史上的丘处机具有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他似乎已经预见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朝向。在金宋元交替时期，以诗医道三术而名满天下的丘处机，是各方拉拢的对象。他绝金谢宋而就元聘，为全真派今后的发展迎来历史机遇。作为宗教界人士和一代宗师，丘处机的政治态度亲近于蒙元，但他不可能真正站在任何政权一方。丘处机实质上与宋、金、元政府都保持着一定距离，与之和睦相处、相互敬重，这本也是全真派圆融思想的体现。但是金庸小说中丘处机始终以大宋子民的姿态教导徒弟抗金杀敌，这与历史大相径庭。
（三）王重阳小说中的王重阳武功天下第一，但是金庸并没有对王重阳进行正面描写，而是借周伯通和丘处机之口进行侧面烘托渲染。作者侧面描写王重阳，这并不是为了惜墨，而为了使这一人物形象更加神秘化、传奇化。金庸笔下的王重阳虽为道士，然而却是一个热心于世事的民族英雄，毕其一生为抗金事业而奋斗；其人其事，并没有显出多少道家思想践履者的色彩。
金庸把全真派祖师王重阳描绘成这样一位志向高远的抗金义士，自是小说家言，与史实相距甚远：1．历史上的活死人墓并不阔绰。据刘祖谦《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载：“师后于南时村掘地为隧，封高数尺，榜曰‘活死人墓’。又于四隅各植海棠一株，曰：‘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耳。’居三年，复自实之。”这说明南时村真的活死人墓很小，仅凭一人之力即可掘成，后来又自个填平了。绝非《神雕侠侣》中所描述的那样。
2．历史上王重阳有无抗金义举不能定论。据元初诗人商挺《题甘河遇仙宫》“矫矫英雄姿，乘时或割据”等句看，王重阳在女真入侵中原，刘豫建号大齐的时代，曾表示反抗。商挺生活的时代距王重阳的时代并不远，而且他的任职经历也使得他可能更加了解王重阳的行事。清末《长春道教源流》考证王重阳起兵与金兵相抗事，其依据也是商挺这首诗。但是，仅凭这首诗来推测王重阳是否有实质性的抗金义举，终显证据不足。因为王重阳究竟如何反金割据，历史上并没有更明确的记载。其次，在王重阳本人以及全真七子的著作中，再没有相关证据和资料。相反，据其传记资料上说，王重阳出身于豪右之家，自幼业儒，曾参加伪齐组织的科举，未中。后弃文习武，考中武举。从这些经历看，王重阳与金政权的关系似乎还没到不共戴天的地步。作为一名宋人，弃家避地，壮岁耽酒，他的反抗也许深深地埋藏在了心里。小说所写的王重阳与历史相去较远。因为历史上的王重阳是：青少年时“有文武艺”，但“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焉，于是慨然入道”，中年以后则致力于创立全真道，布道传道，终其一生。
（作者单位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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