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灵寺，敦煌之前100年
炳灵寺石窟是我国著名六大石窟寺之一，它的开凿历史比敦煌还早100年左右。炳灵寺距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永靖县西南35公里，在黄河北岸一处山峰林立，万壑争奇，河湾盘曲的小积石山峡中。寺名是藏语“强巴炳灵”的音译，藏语“强巴”即“弥勒佛”，“炳”是数词“十万”，“灵”是佛之所在，故而炳灵寺共意为“十万弥勒锡居洲”，也即相当于汉语中之“千佛山”、“万佛洞”之意。
历史炳灵寺
历史上，关于炳灵寺的记述，曾见于北魏人郦道元《水经注》卷二“河水”条，《水经注》中记曰：“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五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从记载中可见，这里风光清丽，千峰竞秀，崖如刀劈，极适宜寺窟寺院的建造。
西汉前此地域为羌人聚居地，据考证，北魏前此窟称“唐述窟”。所谓“唐述”，即羌语“鬼窟”之音译。故积石山称为唐述山，河水亦称唐述水，表明它曾是羌族势力统辖的地区，也可见此地在古人眼中是神秘莫测的地方。同时，此地又是“丝绸之路”陇西段的交通要道，它是取道青海到达流沙，中亚西域通往西亚的必经之地。故有“丝绸之路”右南线“临津古渡”之称。西秦乞伏氏曾花费三年功夫在附近黄河上架桥，号称“桥高五十丈”，所以西秦曾选此地为国都。
相传，晋代名僧法显当年就是从这里渡黄河赴印度取经，并留有他的题记。西秦氏信佛法，并聘中原和西域著名高僧昙摩毗、玄高等为护国大禅师。昙弘、玄绍诸僧也到过西秦。高僧玄绍就在炳灵寺“蝉蜕而逝”。由此可知，当时的西秦已有“凿仙窟以居禅”的风气。至唐代，唐述山已成为佛教丛林，改称灵岩寺，强胜的吐蕃王朝政权也一度占领此地。到宋代，笃信佛教的吐蕃赞普王朗达玛第五世孙确斯罗于1032年建立了以青唐（今西宁）为中心的确斯罗藏族政权，占有整个河州地区，炳灵寺也随之为其所有，唐之灵岩寺才改称为藏语音译的炳灵寺，方沿用至今。它表明这个地方在宋代还是藏族活动的地方。“炳灵寺”这个名字本身就说明了此石窟寺和藏传佛教乃至与整个藏民族在政治、宗教、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据释道世《法宛珠林》文献记载，炳灵寺石窟的开凿历史可上溯到“晋泰始年”，即公元265年，距今己有1700多年历史。在炳灵寺众多的洞窟中，历史最为久远的，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是坐西面东的169号窟。1962年在窟中的第6龛发现有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岁在玄枵三月二十四日造”的墨书题记，此外，还在僧人供养像中发现有“大禅师昙摩毗之像”的题记。在第3龛存有“大代延昌四年（公元515年）”的墨书题记等。169窟的题记是迄今为止我国现存石窟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造像题记。比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最早题记还要早整整100多年。169窟题记的发现对研究炳灵寺石窟的建造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对全国其它石窟的断代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后，炳灵寺石窟又历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等各朝代的不断开凿、营建、修耷、扩建，其间包括吐蕃王朝时期、确斯罗藏族政权时期及其后藏传佛教的长期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形成了仅次于敦煌石窟寺的具有藏汉两种风格的著名石窟寺。除开窟规模略逊于克孜尔、敦煌、龙门、麦积山等石窟以外，从其开窟年代的久远，珍贵的历史文化保存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水准，均可与上述任何一个石窟媲美。
炳灵寺最大的169号窟是一个距地面高60米，洞深19米、宽27米，洞高15米的不规则的天然石洞。洞内四壁及窟顶依石洞的自然起伏装龛凿像或彩绘，此窟现存造像24龛，壁画两堵。这些造像除个别龛内为北魏时期所作外，其余大部份出自西秦工匠之手，由于当地的鲜卑族统治者笃信佛教，致使开窟造像活动十分活跃。这即是炳灵寺石窟开凿的第一个高潮，并一直延续至北朝的北魏时期。
而北周至隋代的造像已从北魏细颈细腰、秀骨清像转型演变为形体丰满、挺拔秀美的造型风格。这一时期的造像大多比例匀称，造型丰满，动作舒展，具有纯厚的造型感。隋代的壁画，由于元、明以来密宗画的刷新和重制，保存下来的不多，主要有8窟南北壁的供养菩萨画像，姿态生动，神情各异。
唐代和含吐蕃时期，由于佛教的兴盛，造像风潮再次兴起，炳灵寺石窟的开凿进入第二个主要时期。此时开窟造像之风胜过此前任何一个时代，达到了全盛时期。窟龛中的造像组合，多为一佛、二菩萨或四菩萨、二天王，也有的是一佛、二罗汉、二菩萨。造像都强调健康丰腴的美，比较注重形象动态的节奏，身材与体态都趋于理想化的美感，是人体形象自然美感的典型概括，特别是对人物肌肤的表现，微妙地表现出了内在的生命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效果。其中171龛内的弥勒佛大像龛，依山开凿雕刻，主供坐佛高达27米，原为石胎泥塑，虽泥塑部分早已经毁坏，但仍保存着唐代造像面型丰满、面带微笑，端祥和蔼，比例匀称的特征。同时还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如面型较长，动态夸张，起伏处棱角分明，刀法也更显粗犷有力。这样巨大的雕塑，没有高超的艺术技法是很难实现的。
公元676年，称雄青藏高原及中亚的吐蕃王朝藏族政权在我国西部诸民族中已形成自汉、魏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帝国。吐蕃王朝疆域的不断扩大，藏传佛教文化向东发展影响也广泛深入。公元763年，吐蕃占领陇右这一地区后，此地除有吐蕃军人驻扎外，还有大批吐蕃移民北上东迁，在炳灵寺石窟建造了无数雕像和壁画，并对佛窟进行了重修和重绘，藏传佛教文化开始直接对这些地区产生着影响。尤其是在藏传佛教后宏期的元代萨迦时期，由于元世祖忽必烈尊藏传佛教为国教，得势的萨迦教派僧人入驻炳灵寺，将炳灵寺前代洞窟内的壁画进行了大量的重绘，佛教造像艺术在炳灵寺得到兴盛发展。其后随着元朝的衰落，萨迦派在西藏的地位由噶举派取而代之，从而使噶举派在炳灵寺也有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炳灵寺内地处偏僻深幽的洞沟内开凿的石窟大多是噶举派僧人所建，其风格显得格外幽深神秘。其间也有藏传佛教噶当派僧人入驻炳灵寺宏法传教，开窟造像。
从明永乐年间兴起的格鲁派是对炳灵寺影响最大的教派，被永乐皇帝封为“大慈法王”的宗喀巴第四大弟子绛钦却杰代表宗喀巴进京朝觐时，曾两次路过炳灵寺宣讲佛法教义。其后格鲁派在寺院内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的宏法活动，对炳灵寺的寺院建筑、洞窟、壁画等连续两次进行了重修、重绘，在炳灵寺重绘的窟龛中，格鲁派壁画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并且，还重新开建了一些新的洞窟，从而形成了炳灵寺石窟汉藏佛教并存的独特风貌。
清顺治2年，炳灵寺还确立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体系，这时寺内佛殿经堂密布，僧舍遍沟，僧人巨增，盛况空前。并形成了上下寺之分，有上一千，下八百僧众之说，隶属于炳灵寺的中小属寺遍及甘、青、内蒙等地共60余座。这一时期石窟寺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教造像雕塑、壁画等艺术珍品都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并有所增加，同时，寺殿内供朝拜的各类铜质佛造像、彩绘泥塑像、木刻雕版造像、壁画、唐卡等藏传佛教艺术也得到长足发展，据传仅唐卡就珍藏有上万件，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拉卜楞寺嘉木祥三世活佛都曾专程来炳灵寺朝拜。
（作者简介：康·格桑益希，藏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人，现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理事，四川省藏学学会常务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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