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正法师：如何看待道教在'三武灭佛'事件中的角色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和道教，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二者的关系一直是融合与竞争并存。二者融合中，是相互吸取对方的优点；而在竞争中，又相互指出对方的缺点作为批评的着力点；因此二者是在融合和对立中，相互进步。但是，在可以打击佛教的时候，道教也是会不遗余力地对佛教进行排斥。在道教打击佛教的事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可以说是在佛教史上称为“三武法难”的佛教法难事件。这三个事件发生的起因，是与道教分不开的，甚至道教在其中还是重要的角色。因此，对于“三武法难”的研究分析与反省，可以帮助我们釐清历史上佛教和道教的关系，对佛教今后的发展有所帮助。
在历史上，道教批评佛教的论著中最有名的有三部。一是西晋王帛的《老子化胡经》，二是南齐顾欢《夷夏论》，三是假借道士张融写的《三破论》。在这三部论之中，道教徒认为佛教是“灭恶之术”，道教是“兴善之术。”甚至道教徒还编造了佛教是道教的始祖老子为了教化“刚强无礼，不异禽兽”的胡人而由中土到西域去创建的印度化道教。同时，道教徒对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极力的加以贬低，甚至是极尽侮辱的语言。道士顾欢就用了这样一些过分的词语表述了夷夏之别：“端委缙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謦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俗；棺殡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岂伊同人，援及异物。”从段文字描述中，可以看出道教对道教的发源地—华夏中国的形容是毫不吝啬去使用极尽赞美之词，而对于佛教的发源地--印度的侮辱之词也是达到极致。另外，道教徒在《三破论》中，对佛教的教义不仅是任意曲解，更是辱骂佛教徒，所谓“寻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国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种。”这里文字中把华夏中国信佛的人一同归于羌胡之种的印度夷族，再加上道教徒在《夷夏论》中对印度习俗、文化的丑化，使人产生唯有华夏中国的本土文化是高尚的，一旦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有任何关系，就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侮辱一样，让人不得不与佛教要划清界限，以免落人口实。
纵观三个武帝的祖宗，在正宗华夏中国子民的眼里都不是正宗的华夏子民，是如假包换的夷族。因此这几个皇帝得到统治权后，为了能使自己名正言顺的统治华夏民族，急于漂白自己夷族的身份，而最佳的捷径就是学习儒家和信仰道教这两个华夏正宗的宗派，但是儒家的学习不是一朝一日可以学成，而信仰道教却可以立竿见影。寇谦之就曾经上书给太武帝说：“其中能修身炼药，学长生之术，即为真君种民。” 这里指出学习道教有两个利益：一是可以获得长生之术；二是证明是真君种民。这里的真君应该就是老子。既然可以证明自己是华夏子民（真君子民），当然要利用。这也难怪，后来唐朝的开国皇帝，因为要把老子列为自己的祖先，证明自己姓李是正宗的华夏李氏后人，而把道教列在佛教之前。唐武宗时期，道士赵归真等又重弹此调，“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可见道教论著中的观点和道士对佛教是夷族的观点对这些出身于少数民族的皇帝有极大影响。他们为了能名正言顺的统治以华夏族为主的国家，急于摆脱自己少数民族的身份，因此信仰正宗的华夏民族的道教是一条捷径。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想万岁千秋，不想江山丢失，因此对于那些威胁到江山安危的潜在危险都会消灭于萌芽状态。道教预言的谶语在灭佛运动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的部分道士紧抓住皇帝的心理，利用谶语对佛教进行栽赃陷害。
周武帝最初是对佛教有所好感，后来就是因为道士张宾的一句谶语而开始对佛教产生误解，进而兴起灭佛运动。《广弘明集》中有记载说：“周武初信于佛，后以谶云黑衣当王，遂重于道法，躬受符篆。玄冠黄褐内常服御，心忌释门志欲诛殄，而患信佛者多未敢专制。有道士张宾谲诈罔上私达其策，潜集李宗排弃释氏。又与前僧卫元嵩唇齿乡副，共相俎醢，帝纳其言。” 这段文字记载了周武帝本来信仰佛教，后来就是因为“黑衣当王”这句谶语而致使他转信道教。因为当时佛教的势力很大，周武帝不敢立刻灭佛。但是因为道士张宾和还俗和尚卫元嵩的蛊惑，最后导致佛教遭到了毁灭。让张宾始料不及的是周武帝把道教也一起毁灭了。个人认为或许是因为“黑衣当王”这句话提醒了周武帝：穿黑衣服的和尚因为势力大到威胁到政权，如果道教势力强大了，也是一样会威胁到政权，不如借此机会一起灭掉。可以得出结论，统治者所谓的信仰只是利用宗教为其政权服务，当宗教威胁到江山社稷时，统治者就会对宗教毫不留情的进行消灭，甚至毁灭。
道教利用谶语来鼓动统治者打击佛教的行为一直都没有中断过。包括到了唐武宗时，道教还在利用谶语攻击佛教。在日本留学僧圆仁法师所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就有相关内容的记载。《行记》记载到有道士向武宗进言：“孔子说云，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臣等窃惟黑衣者是僧人也。”武宗听了这段话后，“因此憎嫌僧尼”。而这个憎恨的原因就是因为谶语，道教徒还加以解释说：“李字十八子，为今上当第十八代，恐李家运尽，便有黑衣夺位欤。”就是说唐武宗是李家王朝掌权的第十八代皇帝，因为有穿黑衣的僧人阴谋夺权而导致李家政权的运数终结。唐朝的僧人都是穿缁色僧衣，缁色僧衣严格来说也不是纯黑色，因为在印度时，佛教僧人穿的坏色衣。到了中国，是不是打破了佛教的禁忌（白衣是俗人所穿，黑衣有黑衣外道）而改穿黑色衣服了。但是，这里所说的黑衣明显就是指出家人要夺权。因此说，唐武宗兴起的灭佛运动与道教徒的谶语不无关系。
出于民族性的考虑，在排斥佛教时，儒家和道教二者相互之间是包容，甚至是相互支持的，因为二者都是本土的华夏文化，佛教却是外来文化。佛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给儒家和道教都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只有二者联合才有足够的实力对抗佛教发展的势头。或许儒家和道教认为自己是同根同种，而佛教是异族文化，只有内部团结了，才能共同对抗外来的佛教。
在魏太武帝灭佛运动中，起作用的就不仅仅是道士，还有打着信仰道教旗号的“旧儒家之领袖”的崔浩。崔浩在第一次参与政权的改革遭到排挤后，就礼拜道士寇谦之为师，学习服食养性的长生之术。在重新被魏太武帝起用后，与寇谦之是一唱一和，对佛教是大加挞伐。只是崔浩是借助于道教来排斥佛教而达到灭佛兴儒的目的。相对崔浩，寇谦之主要是想贬低佛教、抬高道教的地位，并不想对佛教赶尽杀绝。从他劝太武帝和崔浩不要诛杀出家人的行为可以看出寇谦之还是有点手下留情的，这或许是因为他曾经跟佛教徒学过数术有关吧。因此，他和儒家结合的目的，其实是想借儒家的势力来贬低佛教，而非诛灭佛教。
唐武宗灭佛之起因，也是由来已久。从唐初开始，就有曾经做过道士、后为太史令的傅弈与佛教的法师从佛教和道教的仪轨和教义进行辩论，后来甚至发展到从国家、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伦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辩论。尽管如此，并没有能改变他对佛教的态度。在后来的时间里，傅弈仍一直给朝廷上书攻击佛教，而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夷夏等多个方面对“李老之风”（道教）和“周孔之教”（儒家）大加赞赏，以佛教是“胡佛邪教”加以攻击。如他在《请废佛法表》中请求废除佛法，认为中国在佛教传入之前是“守道含德，无欲无求。宠辱若惊，职参朝位。”这是因为当时的人民是“共遵李、孔之教，而无胡佛故也。”在这里就是把佛教独立排斥，对儒家的文化、忠孝伦理是予以发扬。或许因为当时的佛教的实力强大，加上当时的皇帝也比较民主，所以佛教没有得到任何统治阶级的排斥，而且得到了发展，几大佛教的宗派就在这个时候集大成派。但是儒道联合抵制佛教就成了一个固定模式。
道教在尽力打击佛教的同时，道教中的有识之士也没有只是一味的排挤打压佛教，他们也吸取了佛教的教义教理，对道教的理论体系和戒律体系加以修正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世人和统治者对道教的态度，使得道教成为一个体系比较完整和摆脱了迷信色彩的理论性宗教。
因为佛教得到当时统治者的支持，享受免赋税和兵役的优待，以致佛教的实力大增，所以很多地主阶级度混进了佛教的组织，打着僧人的旗号，享受着政府给的优惠政策，但却不守持僧人的戒律，就导致整个僧团的僧人数量急剧上升，而戒律却很松弛，致使僧人素质下降。寺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造成国家赋税的减少、兵员的不足，对国家的人事和经济都造成一定的冲击。而以寇谦之为首的道教，却吸收了儒家和佛家的优秀元素，对天师道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破除了道教中的组织纪律涣散、科律废弛等一些旧的制度，主张坚决拥护皇权。这些改革度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相对于当时道教的革新，佛教却给人与国争财、争人的印象，被认为对国家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因此统治阶级借助于道教来打击佛教也就正常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皇权和教权之争。
其实，从历代法难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当佛教出现与国争财时，势力太强大时，统治阶级都会借助于其它宗教来对佛教进行压制。而这种时候，佛教往往也很容易给人寻找到合理的借口予以打击。佛教要从这些历史事件中吸收教训，避免造成社会人士对佛教的误解，因为这是一个信息开放的时代，有些外教也在制造一些对佛教不利的信息来混淆民众的视听。佛教要学会“以史为鉴”，避免历史的重演。
结语
在三武帝灭佛运动中，道教的“夷夏论”对三武帝有很大一部分的影响。道教当时的力量不强，依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排斥佛教，因此它以自己是正统的华夏宗教而吸引这些外族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统治权有正当性和摆脱少数民族的身份而信仰道教，也就为其打击佛教奠定了基础。但是，不难发现，道教在灭佛运动中也是被利用的角色，因为封建统治者与佛教僧侣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着极大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就借助于道教来打击佛教，而道教也很乐意被利用，这样双方是相互支持、各取所需。作为佛教徒，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卸给道教或统治阶级，而是要以史为鉴，吸收经验教训，时常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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