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家宗教学家方立天逝世:著述50载名利淡处之
浙江永康人，1933年3月3日生。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任继愈等学界泰斗。1961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任教，是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与中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在海内外佛教学术界享有盛誉。7月7日，因病去世。在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印象里，他是每天端着水杯，背着书包，等候图书馆开门的一位师长。在学界的评价中，他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被誉为中国佛教哲学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他就是方立天，国际知名佛教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宗教学家，于7月7日因病逝世。坐守书斋治学数十载，谈起自己的成就他曾谦逊地说：“天地人和，因缘际会，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构成了我的幸运人生。”“双耕”中国哲学与中国佛教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对中外哲学史产生了浓烈兴趣，与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等学界泰斗的接触使他获益匪浅，“当时我与冯先生的接触较多，我对先生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治学方法，乃至精神气象，也更多了一层了解。”从北大毕业后，方立天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被他视为人生旅途最重要的转折点，“我在学术生涯的漫长道路上开始了艰难跋涉。”在讨论研究方向时，方立天选择了儒、释、道三教互动融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作为重点，将长达700年历史的佛教哲学和世俗哲学结合起来研究，在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这两块园地进行“双耕”。“决定研究佛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方立天在自述中提到，研究佛教需要具备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历史等多学科的知识，还要对佛教的宗教生活实践有一定的体察和了解。对佛教研究矢志不移，方立天有自己的思考：佛教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思想体系之一，涉及诸多方面；佛教在和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对中国文化的各种形态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从哲学层面研究佛教、以佛教哲学的研究成果丰富哲学史，两者相得益彰。著述50年，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宗教不是社会上的孤立现象，也不是文化领域中的绝缘形态，对于宗教必须与影响它的相关因素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才能显现其独特的本质与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方立天把学术视野拓展到了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国宗教理论。在1995年全国首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选中，方立天以《佛教哲学》获一等奖。这本问世于1986年的书还获得第一届中国图书奖荣誉奖，是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佛教普及读物之一。“我着重探求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核心问题，提出对中华文化三大传统（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解脱主义）的看法，并认为，人生价值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是中国国学之魂，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方立天说，“在中国宗教理论领域，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正确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传统宗教观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认为，方立天教授不仅阐发了宗教学知识，而且在中国宗教认识和理解方面提出了许多创新见解，为后学的中国当代宗教研究起到引领作用。他在宗教与文化关系上的真知灼见，对当今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迪意义。纵览方立天50年著述，其间一条主线就是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他说：“为构建当代世界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是今日我们宗教学者的重要责任。”立身有道、追求崇高的为人准绳躬耕于佛教、哲学领域，为方立天陆续赢得“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等诸多荣誉，也陶冶固化了他静心专一、不畏困难的治学态度和立身有道、追求崇高的为人准绳。“他没有大学者的派头，不尚空谈，他总是那样谦逊，有了新观点还特别要听一听我们的意见。从方先生的身上，让我感受到什么叫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可贵精神，什么叫立身有道、温润无华的人格魅力。”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对方立天的治学态度与为人之道十分钦佩。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理性和客观的研究者，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体现出来。”方立天表示，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安身立命和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很大，“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的态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生活上、名利上则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顺其自然，淡然处之。”曾有评价说，方立天是“新中国培育的能够矗立在学术史上的学者”，他用实际行动为这句话作出了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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