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入世间——诗僧黄宗仰的传奇人生
寺僧黄宗仰
1903年初夏，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苏报案”。案发前夕，在清政府严令缉拿的要犯名单上，赫然列有一位方外之人。他，就是被誉为“我国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近代佛界奇士，有“革命和尚”之称的乌目山僧黄宗仰(1865-1921)。
身披袈裟的黄宗仰何以被“苏报案”牵涉，遭此缉捕?这要从他虽身乎世外而心忧国事，高韬奋进于清末民初历史舞台的身态姿影说起。
乌目山下愤世出家
1865年，黄宗仰出生于江苏古城常熟的一户商贾人家。父亲在城南门外开了家米行，家道还算小康。母亲为当地虞山三峰清凉寺信女。
自幼聪慧好学的黄宗仰，一度拜学于翁同龢，“能为诗古文辞”。(蔡元培《记宗仰上人轶事》)当时翁同龢已及进士第，有一次省亲回乡，见得黄宗仰的诗文，不禁赞叹“辞茂义幽，莫测其际”。随即提醒他：“子习举子业，住著自缚，倘入缁门，慧海之舟楫也。”出自这位乡前辈的点拨，使黄宗仰若有所悟，从此视功名如粪土，绝意仕进，更加悉心致力于佛典的学习和研究，兼习绘事。
16岁那年，因不满于父兄逼他学掌店事，黄宗仰愤然出走，入清凉寺剃度为僧。住持药龛是位精研大乘，旁及子史百家，又工诗善画的长老，极为重视培育僧才，延请本地著名学者为沙门弟子授课。在药龛的严格督教下，黄宗仰专心通读释氏内典，旁及中西政治学说，慨然有忧时之想。
20岁时，黄宗仰前往镇江江天寺(俗称金山寺)，依从大定法师受具足戒，赐名宗仰。从此更加博览群书，刻苦研习英、日、梵等文字，并涉猎书画金石、园林技艺，潜修精研，卓然成家。此后数年间，他历齐鲁、游燕赵，南至闽粤等地，所到之处，参访耆宿，积深蓄厚，其气益豪，其诗益奇。
沪渎讲经诗画会友
1892年，由知客僧升任监院的黄宗仰，接待了前来金山寺进香的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及其夫人罗迦陵。罗迦陵崇信沙门，慕名皈依，执弟子礼。1899年，黄宗仰应罗迦陵的延聘，从镇江来上海主讲佛经。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以位居“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的地理条件，伴随西力东侵、西学东渐、西教东传的频频冲击，一直是风发云涌的社会中心舞台，各种社会力量纷纷在此登台亮相。
初到上海的黄宗仰，无疑为此感奋和激动着。他与一批旅沪爱国志士，主要是从事教育及其他新兴文化事业的新派人物声气相通，多有交接，并很快成为当时上海新学界颇具声誉的新派人物。1900年春，由李叔同、许幻园、袁希濂、张柟等寓沪书画家，以“提倡风雅，振兴文艺”为宗旨，发起成立中国最早的书画团体———海上书画公会。黄宗仰随之加入并成为其中的骨干。作为同人品茗读画、探讨艺理的场所，公会举办各种书画讲习班，向大众免费普及书画知识;并每周编辑出版一期书画报。
但如章太炎追忆：“是时禅师自上江来，以绘事识诸名士，论议往往及时政，皆中症语，诸名士尽愕眙不知其所从来，良久乃知为金山江天寺僧也。”(章太炎《栖霞寺印楞禅师塔铭》)讲经弘法、吟诗绘画的同时，黄宗仰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民族危难的急迫时事。
张园演说庚子绘图
1901年春，沙俄妄图独占我国东北，逼签密约，引起海内骚然。上海爱国绅商纠合同志，两度集议张园，发电力阻其事。在3月24日的第二次集议会上，黄宗仰身披袈裟，登台演说，以佛法救世之言，怒斥沙俄的侵华行径，呼吁民众团结不懈，坚忍不拔，以今日之事为后日伸张民气的起点，听者一时争识其人。
至1901年8月列强攻陷北京，西太后挟持光绪帝仓皇远逃西安。9月7日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目击创巨痛深的庚子事变，有感于当时海内晏然渐忘的情势，黄宗仰绘《庚子纪念图》一幅并题诗，诗中有句：
戊戌惊秋迄己庚，三年政变太纷更。
难倾国泪详图画，只记颓京城下盟。
撮其要旨，在于警钟棒喝，以期唤醒“吾四百兆同胞睹此图，知此耻，团结忠义之志气，”(《征题〈庚子纪念图〉》)振作精神，锐意图强。为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黄宗仰又在报章刊载征题启事，启事以醒目的大号标题连载了30多天。一时间，海内志士如响斯应，或诗或文，或募助印费，从各地汇入报馆。经黄宗仰多方筹措，集时贤名流40多篇应征作品的《庚子纪念图题词》很快梓行，为时人所传诵。
此后，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黄宗仰以“乌目山僧”为署名，接连发表诗作，寄勉康梁维新派的改良事业。不过，黄宗仰此时的政治信仰和价值取向，难免经历了始则对清政府抱有一线希望，继而同情改良，最终奔集到革命轨道的思想蜕变和飞跃。
紧接着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黄宗仰应时乘会，跳踉搏跃，以鼓吹革命为职志，迎来了一生中最著声名的岁月。
1902年春，鉴于国势日蹙的危急交迫，黄宗仰与蔡元培、叶瀚、蒋观云、林獬等沪上新学界人士，共同发起中国教育会，谋求革故鼎新，表面改良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当年11月，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因校方压迫学生而引起集体退学风潮，教育会决定支持退学生组建爱国学社。黄宗仰利用与罗迦陵的佛缘关系，积极商请捐资助学。此后，他每周一次去学社作佛学演讲，阐述平等、大同等哲理中包含的革命意义，“革命和尚”的雅号从此传遍社内外。
1903年元月，中国教育会发起张园演说会，每周在张园安恺第定期作公开讲演，所讲问题虽各不相同，但中心思想不外乎排满革命。黄宗仰几乎每会必到，阐扬爱国和革命的言论越来越激烈。不久，黄宗仰被推举为教育会会长。4月，拒法、拒俄运动几乎交相迭起，寓沪各界绅商先后召集张园会议，初议拒法、再议拒俄，三议成立中国国民总会，黄宗仰对此均表赞同。东京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旋即改名军国民教育会。爱国学社随之组织响应，黄宗仰又与蔡元培等志愿加入。不久，由于学社与教育会之间产生纠纷，身为教育会会长的黄宗仰以大局为重，一度设法协调。至学社社员在报端发表《敬谢教育会》，宣告独立，黄宗仰随即撰文，要求广大社员为民族的前途着想，“不以简单之性质为独立，务集团体之精神为独立，使全国学界皆以诸君之独立以相勖勉，使人人皆知尽国民之义务，成世界完全之独立之国，为世界文明之大国民。”(乌目山僧：《贺爱国学社之独立》)晓以大义，情真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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