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可大师传
真可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真可(1543-1603)，字达观，晚号紫柏。祖籍句曲(今江苏句容县)，父亲沈连，世居苏州吴江。真可生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据说他长至五岁，尚不能言，父母十分着急。一天，一行脚僧过其家门，抚真可头顶而对其父曰：“此儿出家，当为人天师。”真可自此遂能讲话(《清凉山志》卷三《紫柏大师传》)。少年真可“性雄猛，慷慨激烈，貌伟不群”(德清《达观大师塔铭》，《紫柏老人集》卷首)，任侠豪放，一语不合，即“眦裂迸火”。整日“唯知饮酒啖肉，恃醉使气而已”(《紫柏老人集》卷十四《礼石门圆明禅师文》)。对此，父母亦不能禁，只得任其恣为。数十年后，真可曾写《咏怀》诗述及此时生活：“小小狂歌混狗屠”、“少年屠狗混春秋”(同上卷二十六《咏怀》二首)，即少年真可狂荡不羁生活的写照。真可仰慕古人游侠之风，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七岁的真可辞别双亲，欲仗剑远游塞上，建立功名。然行至苏州阊门，适逢大雨，无法前行。雨中偶遇虎丘僧人明觉，二人相顾盼，明觉“壮其貌，知少年(真可)不群，心异之”(德清《达观大师塔铭》)。即以伞蔽之，同归寺中。真可于寺中夜闻僧人诵读八十八佛名，心大快悦。翌晨，真可来至明觉住室，请求剃度出家，并解下腰间盘缠交与明觉，请即设斋薙发，乃拜明觉为师。出家后，真可曾为山寺化铁万斤铸造大钟。以后，闭门读书，数年不出门阃。嘉靖四十一年(1562)，真可年二十，从讲师受具戒。后至常熟，相国严养翁见之，识为奇器，留月余。又至嘉兴东塔寺见寺僧书《华严经》，跪看良久，感叹道：“吾辈能此足矣。”遂至武塘景德寺，掩关三年后，复回吴门虎丘。嘉靖四十四年(1565)，真可二十二岁，辞师行脚，自道：“吾当去行脚诸方，历参知识，究明大事也。”(同上)遂策杖云游四方。至匡山，“深究相宗精义”。以后又游五台，再北游京城，“谒暹法师于张家湾，谒礼法师于千佛寺，又访宝讲主于西方庵，末后参遍老于法通寺”(《紫柏老人集》卷十四《祭法通寺遍融老师文》)。遍融法师问真可从江南来此作何？真可答道，来此习讲，“以贯通经旨，代佛扬化”(《达观大师塔铭》)。真可后来回忆此时生活：“自是予往来遍老之门，观其动履，冥启予多矣。又有普照师者，卧法通遍室，亦契爱予。”(《祭法通寺遍融老师文》)隆庆四年(1570)，真可二十八，南游江西南昌西郊之云峰寺，见寺壁有《莲池坠簪题壁》诗二首。诗云：搔首向东林，遗簪跃复沉。虽为头上物，终是水云心。桥影下西夕，遗簪秋水中。或是投簪处，因缘莲叶东。诗旁署名“汤义仍”。真可见题诗者未出仕即有归隐之心，以为有宿缘，可度之出世。于是真可即寻访汤义仍多年，二十年后方遇。原来，题诗者汤义仍即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时显祖二十一岁，中举后拜会座师出游云峰寺，对池搔首，不慎坠一莲簪，心有所感，即题诗壁上而去(汤显祖《玉茗堂全集》卷十三)。这一颇有传奇色彩的“莲池诗会”使二人结下了宿缘。万历元年(1573)三十一岁的真可云游九年后回到虎丘，看望师父明觉。万历三年(1575)，真可三十三岁，至浙江嘉兴见太宰陆光祖，“心大相契”。时陆光祖为南京大理卿。光祖举能荐贤，清正练达，颇有政声，后升至南京刑部尚书、吏部尚书。陆光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对真可十分推崇，二人结下了深厚友情。时嘉兴楞严寺已多年失修，殿宇坍毁，真可志欲恢复，嘱光祖为护法，光祖弟陆云台乃施建禅堂五楹，既成，请真可题写楹联。真可即“以锥刺臂，流血盈碗书”联曰：若不究心，坐禅徒增业苦；如能护念，学佛犹益真修。后来楞严寺又得“太守槐亭蔡公，舍资重修之，盖紫柏愿力所持也。”此时，真可收了两位高徒，一道开，一法本。道开，号密藏，南昌人，“弃清衿，披发于南海。闻紫柏道风，往归之，紫柏知为法器，留侍焉。”法本，号幻余，不详氏族。(《清凉山志》卷三《密藏·幻余传》)道开、法本为协助其师真可刻印方册大藏经，出了大力。万历七年(1579)，真可年三十七，发愿刊刻方册大藏经。真可何以有此壮举？他特作《刻藏缘起》以说明：南都藏板(洪武《南藏》版)，印造者多，已模糊不甚清白矣，且岁久腐朽。燕板(永乐《北藏》版)虽完壮，字画清白显朗，以在禁中，印造苟非奏请，不敢擅便。又世故无常，治乱岂可逆定？不若易梵筴为方册，则印造之者价不高而书不重。价不高，则易印造；书不重，则易广布。纵经世乱，必焚毁不尽，使法宝常存，慧命坚固。……老汉虽不敏，敢为刻藏之旗鼓。……老汉但愿一切众生，轻贱佛法堕地狱中，因地狱苦发菩提心，若然者，易梵筴为方册，则广长舌相，犹殊胜万万倍矣！真可与弟子道开、法本等四处奔走，多方募化，得尚书陆光祖、司成冯梦祯、廷尉曾同亨、冏卿瞿汝稷等人的支持、赞助。募化十年，得三万余金。万历十四年(1586)，真可年四十四，是年七月访德清于山东，德清少真可三岁。二人相见十分欢悦，“心相印契”。后真可别德清返京城，居潭柘古刹。不久西游峨眉，由三晋，历关中，跨栈道，至蜀中，朝礼普贤大士，顺流下瞿塘，过荆襄，登太和，至匡庐(庐山)。后至江州，遇孝廉邢懋学，优礼相待，居长松馆，真可为其说法语，集为《长松茹退》。万历十七年(1589)，真可年四十七，始正式创刻方册大藏经于五台山，嘱弟子道开、法本、如奇主其事。后以五台冰雪苦寒，道路不便，四年后即万历二十一年(1593)，迁至浙江径山。径山位于余杭县之西北五十里，乃天目山之东北峰，以寂照寺和兴圣万寿禅寺(真可募化重修)为刻场。然其地“云雾笼罩十日而九，藏板其中，最易腐朽”(《余杭县志》卷十五《冯梦祯议复化城缘引》)，不得已而复迁至化城。化城居径山东麓，地平无雾，颇适藏板。此刻经大役，“自北而南，而其南也，又自径山而化城，三徒而后定”(同上)。真可所倡刻之《方册大藏经》，因明万历间刻于浙江径山，故有《万历藏》、《径山藏》之称；又因以浙江嘉兴楞严寺为印刷、流通之所，故亦称《嘉兴藏》、《楞严寺版》。此藏改梵筴(经折本)为价廉适用的方册(线装本)，为藏经的印造、流传及存保，提供方便，产生了积极影响。真可所倡刻《径山藏》，为今所见最早之方册藏，在我国佛教刻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万历十八年(1590)，真可年四十有八，南游，访南京吏部员外郎邹元标。邹元标为东林党早期领袖之一，“名高天下”。在邹寓中，真可意外地遇到寻访多年的汤显祖(义仍)，时显祖任南京礼部祠祭主事。真可见到显祖十分喜悦，说道：“吾望子久矣！”随即诵其二十年前之题壁诗，不差一字。此后，真、汤二人不断往来，过从其密，友情日笃。时真可“名振东南，缙绅趋之如鹜”，论及身心性命，“直捷痛快，佻达少年骤闻，无不心折”(《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万历十九年(1591)，真可四十有九，欲往南海访汤显祖。时显祖因上《论辅臣科臣疏》抨击朝政，触怒了神宗，被贬为海南徐闻县典史。真可闻之，欲往厂东看望。以后汤显祖又被调任浙江山区遂昌知县，真可即跋山涉水前去拜访，并赋诗云：“汤遂昌，汤遂昌，不住平川住山乡；赚我千岩万壑来，几日热汗沾衣裳。”(《遂昌县志》卷一)万历二十年(1592)，五十岁的真可复北游，至北京房山朝礼石经山，居东观音寺。住持明亮等以修补石经山雷音窟，于三世佛座下，得一石函。函面镌有“大隋大业十二年(616)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三十六字。开石函，内有铜函，铜函内则有小金函，内复有小金瓶，瓶内果有舍利三粒，已有千年(《紫柏老人全集》卷十四《房山县天开骨香庵记》)。真可等欢喜礼赞，上奏朝廷。皇太后“欣然喜，斋宿三日，六月己丑朔，迎入慈宁宫，供养三日”，后复安置石经山原石穴中(《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二十二《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及《涿州西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太后并命近侍陈儒致斋供，特赐真可紫伽黎。德清闻真可在京，即驰至京郊往见，二人观礼石经后，“同居于西郊园中，对谈四十昼夜，目不交睫，信为生平至快事”(《达观大师塔铭》)。真可与德清相约同修《大明传灯录》。万历二十三年(1595)，真可时年五十三。是年德清因海印寺寺址产权问题，与牢山道士发生争端，宦官与东厂皆参与其事，朝内权贵忌德清者，亦乘机倾之。德清被逮下狱。真可闻之，即欲赴京力图营救。后闻德清流放海南雷州，即待之江浒，十一月会德清于下关旅泊庵，真可执德清手曰：“公不生还，吾不有生日”！表示设法营救。万历二十六年(1598)，汤显祖弃官归乡，五十六岁的真可即至江西临川看望。临别，显祖陪真可访白云、游石门，一直送至南昌。二人在交往中，有数十篇诗文相赠答，真可多次劝显祖出家，曾授记于他，并赠以法号，如“寸虚”、“广虚”、“觉虚”等。汤显祖受真可影响极深，对其极为推崇，将真可与当时进步思想家李贽并列：“见以可上人(真可)之雄，听以李百泉(李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玉茗堂全集》卷一《答管东溟》)汤显祖晚年归隐临川后，出世思想日益增长，此后创作的“二梦”——《南柯记》与《邯郸记》，即明显看出其受佛学影响之深。万历二十七年(1599)，真可五十七岁。是年二月，南康知府吴宝秀因忤矿监，被逮入京。明神宗朱翊钧为明帝中最贪婪者，自万历二十四年起，他派宦官到全国各地开矿、征税。群阉巧取豪夺，生灵涂炭，“富室巨族，则诬为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明史·食货志五》)数年之间，阉宦们搜刮民财无算。南康知府吴宝秀清廉正直，得罪了矿监，以“阻挠矿务”罪名，被逮至京，夫人愤而投缳死(《明史》卷二三七《吴宝秀传》)。真可闻之，极为愤慨：“时事至此！倘阉人杀良二千石及其妻，其如世道何！”遂策杖赴京城，进行营救。真可至京“多方调护，授吴公(宝秀)‘毗舍浮佛半偈’，嘱诵满十万当出狱。”(《达观大师塔铭》)真可虽已出家多年，然少年时之豪气不减，“侠习自渐忘未尽”(《咏怀诗》)。真可尝言：“憨山不归，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我慧命一大负。”(陆符《紫柏尊者传》)真可力行佛家度生济世的弘愿，关心政事、忧国忧民，以罢矿税、救百姓于水火为平生大愿，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确为难能可贵。万历二十八年(1600)真可五十八岁，拟复赴京师。汤显祖以京城为是非争斗之地，劝其不可去，显祖言：“公(真可)之精神才力体貌，固不可以之长安(北京)矣！”真可听后笑曰：“我当断发时，已如断头。第求有威智人，可与言天下事者。”(《玉茗堂全集》卷二《滕赵仲一生祠记序》)真可以“三负”未释，即复入京师。真可才学不凡，为一代佛学大师，能“以机锋笼罩豪杰”(《野获编》卷二十七)。至京师与士夫聚谈禅学，旬月必有会，高明之士，翕然从之。是时，官宦士夫“趋之如真赴灵山佛会”。真可对正统理学大师朱熹也有一些批评。他的这些活动皆为朝廷所忌，被视为“异端”，当朝首辅沈一贯即“闻而憎之”(同上)。真可本人亦与李贽一样，被权臣视为“妖人”。不久，李贽被给事中张问达所劾，逮系狱中，自尽而亡。真可与李贽有过交往，权臣欲一并除去。万历三十年三月，巡城御史康丕扬上疏劾真可：“狡黠善辩，工于笼术，动作大气魄，以动士大夫。其自南入都也，贵人争候，倒屣恨迟，入见跪伏，转相慕效，识连中外，结为奥援。……夫尽人咸可说法，何必朝着(京师)；深山尽可习静，安用都门，而必恋恋长安，与缙绅为伍者何耶！昨逮问李贽，曾与此奴并时倡议；而今一经被逮，一在漏网，恐亦无以服贽者。望并置于法，追赃(诬真可为刻藏募捐事)遣解，严谕厂卫五城查明党众，尽行驱逐。”(《明神宗实录》卷三七○)时真可处境极为不利，诸弟子苦劝其速离京城，道开至“刺血具书”切劝。德清于流放地亦飞书真可，劝其入山。然真可誓以身命弘法，回书德清曰：“舍此一身贫骨。”又致书汤显祖表达心迹：“大抵仆辈披发入山易，与世浮沉难。公以易者爱仆，不以难者爱仆，此公以姑息爱我，不以大德爱我。……且仆一祝发后，断发如断头，岂有断头之人，怕人疑忌耶！”(《紫柏老人全集》卷二三《与汤义仍书》)。置生死于度外的真可，决心“与世浮沉”。然其所为，既不被权臣所容，必为所算。果然，一年后，真可即牵于轰动一时的“妖书案”，并以是罹难。万历三十一年(1635)，十一月十一日夜，自皇宫朝房到公卿大臣府门，直至北京城内通衢大道，散发了许多题为《续忧危竑议》之匿名小书。天晓，诸臣多得此书，阅后大惧。“举朝失色，莫敢言”(《国榷》卷七九)。一本小书，何以“举朝失色”？原来书中所指，正是当今圣上神宗朱翊钧及其爱妃郑贵妃、爱子福王。书内云，东宫(太子朱常济)是皇上不得已而立，将来必改立。改立者即郑贵妃之子福王，郑贵妃专宠后宫，母爱子贵，回天转日有何难哉！将来必有“靖难”之事重演(《先拔志始》卷上)。此即所谓“妖书”，所言重重击中神宗朱翊钧要害，他恼羞成怒，严令大索“奸人”。首辅沈一贯等却借机打击异己，陷害政敌，他首先要除去的是次辅沈鲤、礼部侍郎郭正域。沈鲤秉正鲠亮，威望在沈一贯之上，而为其所深忌。郭正域为沈鲤门人。沈一贯见机会来到，即“张皇其事，令其党(给事中)钱梦皋诬奏正域、鲤门生，协造妖言，并罗织鲤奸赃数事”(《明史》卷二一七《沈鲤传》)。沈一贯“倡群小穷治不已”(同上卷二一九《朱赓传》)，使人逮捕与郭、沈有瓜葛的一批人，欲以严刑拷讯而攀连郭、沈，将政敌一网打尽。首批被捕者中，即有真可。沈一贯迫害真可，原因有三。前文已述，真可聚众说法，“识连中外，交结奥援”，已为权臣深恨。真可在京公开为“三愿”(罢矿税救德清、续传灯)而四处奔走，多方设法，而罢矿税、救德清等事乃直接“干预政事”，沈一贯辈更是不能容忍，必欲除之而后快。此其一。真可弟子沈全誉为郭正域门客，真可结交的官宦中有不少与沈鲤、郭正域相厚，抓住真可，顺藤摸瓜，即可一网打尽。此其二。真可曾被在南方任过官的郭正域“榜示驱逐”，沈党“意达观必藉此纾恨”，利用其报复心理，必能攀连郭、沈而兴大狱(《先拔志始》上)如此，既翦政敌，又除“妖僧”，一举多得。此其三。因而厂卫特务跟踪真可十数日后，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京郊潭柘寺将其逮捕。真可对自己命运，似乎已有预感，一年前他曾给自己题偈云：这个阿师，心直口快，走遍天下，圜中自在！此诚真可一生之写照(偈见《紫柏老人全集》卷首)。真可在狱中有《圜中语录》，其中有《忆卓老(李蛰)》诗：“去年曾哭《焚书》者，今日谈经一字空。死去不须论好恶，寂光三昧许相同”。真可于狱中多次受刑，惨遭毒打，刑讯者令其攀连郭、沈，诬二人为“妖书”主谋，真可宁死不从，只以“三愿”答对，终不旁及一语(《先拔志始》上)。十二月十七日，真可终被拷打至死，时年六十一(按《明史郭正域传》：“达观拷死”。《明通鉴》七三：“僧达观受刑死”。然据一些佛教史料则云真可系说偈“坐化”)。真可死后曝尸六日。“师化后，待命六日，坐风露中”，后徒身浮葬慈慧寺外。(陆符《紫柏尊者传》)。十一年后(万历四十三年，1615)，弟子将其遗骨迁葬于径山寂照庵，并建塔于大慧塔后祀之。真可有遗著《紫柏老人集》三十卷，入《径山藏》、《清藏》。内容包括法语、语录、释经、题跋、书信、杂记及诗文等。真可为一代佛学大师，除正统禅宗外，兼有儒家思想，倡佛儒合一说。正如明顾仲恭所言：真可大师“真末法中龙象也。读其书，想见其志气雄爽，为人真切。最可敬者，不以释迦压孔老，不以内典废子史。于佛法中，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盖其见地融朗，圆摄万法，故横口所说，无挂碍，无偏党。与偎墙倚壁、随人妍者，大不侔矣！”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