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融合的云南宗教文化·道教
道教传入云南，早在东汉末年张陵创立五斗米道之时。其时，张陵在蜀中创教时曾设“二十四治（教区）”，其中的“蒙秦治”、“稠粳治”分别大体相当于今滇西北及四川西昌等地区、今川南及滇东北地区。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纷争不断，中原大批民众为避战乱纷纷入滇定居。这为道教在云南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近年在云南出土的一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物表明，道教对这一时期的云南文化已有着较深的影响。如呈贡小松山的东汉墓及昭通后海子的东晋墓中均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之神”；立于东晋时的《爨宝子碑》中有“回抱圣姿，影命不长。自非金石，荣枯有常。幽潜玄弯，携手颜张。至人无想，江湖相忘”等体现道教性命难保、灵魂不死思想的语句；立于刘宋时的《龙颜碑》中则有“阳九运否，蝉蜕河东，逍遥中原”等体现道教宇宙观、人生观的词句。
唐宋时期，统治者尊崇扶植道教，中原道教发展到鼎盛时期，与唐宋王朝关系密切的南诏、大理政权也深受影响。大理巍山至今流传着太上老君点化细奴逻的民间故事，昆明、大理、保山、建水、昭通、曲靖等地当时都修建了一批道观。南诏、大理时期，云南多有文人入蜀中求学。这些云南学子于唐统治者极力尊崇道教的时代入道教之发源地求学，必然会加深对道教的了解并深受其影响，归滇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道教在云南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此外，南诏王从蜀中掳回的一些文人、工匠中也有不少人深通道教之理，他们对道教在云南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也起过推动作用。南诏、大理时期道教活动的兴盛，曾使我国道教一度传播到今东南亚国家，至今在云南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仍可以见到道教流传的痕迹。
明清时期，云南道教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元代以前，各地汉族人虽有迁徙至云南者，但其数量远比原住云南的各少数民族人口少，久之便融合于云南少数民族之中了。明以后，大批的军户、民户逐渐涌入云南，致使汉族人口在云南境内所占比重增大。此外，一些著名高道的入滇弘道活动也是明清时期云南道教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有明一代，张三丰、刘渊然等高道相继进入云南传法弘道，培养出了沈万三、余飞霞、邵以正、蒋日和、芮道材等颇有影响的高徒。这些高道在云南的活动，促进了云南道教在组织上和学术上的发展，使得云南道教的发展呈现出了繁荣局面，并在我国道教的发展史上取得了一席地位。
明末，中原道教逐渐走向衰微，清末至民国时期则进一步急剧衰微。
云南道教派别主要为正一派和全真派。其中，正一派道士活动范围广，散居全省各地，以为群众送葬、念经、超度亡灵、撵鬼驱邪、禳灾祈福为主要活动。全真派传入云南后影响也很大，形成若干分支，主要有天仙派，自称祖师为吕洞宾，主要流传于大理巍山一带；龙门派，以丘处机为祖师，在昆明、保山、巍山等地发展兴盛。全真派在修持方面主张“性命双修”，以修性为主，强调以“识心见性”为修仙正途。
除上述道派外，云南道教明清以来还多与儒、佛相融并向民间发展，形成了具有云南地方特色的融儒释道为一体的民间宗教组织，如圣谕坛、洞经会、青莲教、同善社、普缘社、常斋教等。这些组织主要在一些民间节庆时开展活动。
云南道教分布全省各地，为汉族、彝族、瑶族、白族、壮族、纳西族、布依族等部分群众信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云南各地道教活动场所逐渐恢复开放，仅在腾冲县就恢复开放道观51处。2003年10月，云南省道教协会正式成立，标志着云南道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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