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遍野的苏州宗教碑刻
苏州的碑刻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宋以后一直处于颠峰状态，明清更是极其所盛，碑刻文化成为苏州历史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而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宗教寺观的碑刻，更成为研究苏州宗教、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苏州的宗教碑刻，内容大致为寺塔兴废、名人题咏、纷争判断记事之类，尤以佛教为盛；现存的碑刻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千年古刹寒山寺碑廊。陈列于此的有66位书画名家的各类碑刻共59碑71方。其中，一首让寒山寺名扬天下的唐张继《枫桥夜泊》诗碑刻就有9通：集北宋王珪、明代文征明字而成的，清代俞樾及近现代张继（溥泉）、陈云、李大钊、费新我、钱太初、刘海粟的墨迹。清代俞樾所书的行草诗碑，字体稳健中见秀逸，精妙中见苍劲，墨拓本久传海内外。进入新世纪以来，寒山寺住持秋爽启动了“中华第一诗碑”的制作，2007年6月底，又一通总高15.855米的大碑落成，碑阳为清代俞樾所书《枫桥夜泊》诗，碑阴刻乾隆御笔《般若波罗蜜心经》，被载入了上海吉尼斯记录。此外，刻有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所书“三声马蹀阏氏血，五伐旗枭克汗头”的碑文，及清末变法维新人物康有为有感于寒山寺唐钟流失日本，所题“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风”诗句，读来令人感慨。
灵岩山寺建于公元前5世纪吴王夫差馆娃宫的遗址，现存佛教碑刻70余块，另有残碑近百块。其中宋碑达20余种，有官府准予灵岩寺的地界碑、佛像碑和上缴公粮碑等；明清时期的，有三种不同版本的《金刚经》石刻。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登山临寺，现灵岩山寺头山门西墙还砌有乾隆登灵岩山寺礼佛的御碑。报恩寺碑亭中的《张士诚记功碑》，是一块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歌功颂德的图像碑。碑高3.06米，宽1.46米，以高浮雕手法，刻有118位人物，画面分为四层：最上为天空，祥云飞动，云层中有12个人物；第二层雕有正殿、配殿及官员侍者，张士诚端坐正殿；第三层为庑殿、人物；第四层是手执武器的兵将。个个眉目传神，毫发清晰，神态各异，衣褶线条流畅，刻痕深者达5-10厘米不等，其雕刻艺术及难度，在苏州众多名碑中堪称一绝。吴中区旧称吴县，境内山清水秀，人文荟萃，所存碑刻也别具特色，尤以清代帝王、名人诗赋及宗教碑刻见著。光福司徒庙的《松风水月》碑为康熙皇帝所题，庙中所藏的《楞严经》石刻，是明崇祯年间（1628年）以84块长87-92厘米、宽33厘米的青条石，将《楞严经》全文67000余字完整无缺地由王时敏、张炳樊等十余位书画家所书小楷、吴门碑刻艺人章懋德刻石而成，属精品之作。据传，该经文石刻当年由北京云居寺方丈在苏州约刻，刻成后因倭寇侵扰，水路不通，无法运至房山，只得藏于吴地，故亦称为“房山石经”。1956年被列为我省文保；司徒庙还有一块《金刚经》碑，颇为知名，碑长185厘米，宽69厘米，刻石年代与《楞严经》同时，其经文被巧妙地安排在七层宝塔的图案上，造型独特，构思奇巧，可谓独具匠心。身居闹市的道教玄妙观，现存宋代以来的碑刻数十通，大多为本观历年修茸的记录。其中《诏请三清殿上梁文》碑、《吴道子画老君像》碑、《鱼篮观音像》碑、无字碑等，最具文物、历史和艺术价值。《诏请三清殿上梁文》刻于南宋嘉定11年（1218年），由著名刻工张允迪镌石，字行楷，主要记叙玄妙观三清殿的历史沿革。《吴道子画老君像》是苏州道教的经典刻石，青石质地，碑高180厘米，宽88厘米，厚30厘米；碑的上部为唐代书法家颜真卿楷书唐玄宗李隆基对老子的赞语，下部为唐代画圣吴道子所画老子像，画像庞眉披鬓，双目炯炯，衣袍宽博而身材魁伟，貌极苍古，一派仙风道骨；所画衣褶笔势圆转流畅，有若飘飘欲举，显示了“吴带当风”的艺术特色；右下方为落款，碑刻成于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此碑刻工精良，有皇帝和书画名家共同合作，号称“三绝”。《鱼篮观音像》头不戴佛冠，颈不饰璎珞，脚不登莲花座，完全是一派村姑打扮。她明目善眸，着民妇装，梳普通发髻，手提竹篮，篮中盛一尾鲤鱼，这种世俗化的形象使之与信众的关系走得更近。无字碑高约6.5米，宽约2.7米,碑座浮雕狮兽及纹饰,十分壮观。据史载，无字碑原本有字，曾刻有明初文学家方孝孺所撰的碑文，记叙洪武四年清教、设道纪司和革除宋徽宗钦赐玄妙观50顷香火田以充军饷事。后来，发生“靖难之变”，燕王朱棣篡夺皇位，要方孝孺为新政拟诏安抚天下，方宁死不从，被诛灭十族，他所写的碑文也被全部铲去，于是，昔日的有字碑便成了今天的无字碑。苏州的伊斯兰教从明永乐年间建第一座清真寺起，逐渐增多，现留伊斯兰教碑刻遗存13块，大多为皇帝钦定，内容类似于保护伊斯兰教的“安民告示”，反映了明清时期伊斯兰教在苏州的兴盛及文化的多元性。其中较著名的有明永乐五年（1407年）皇帝敕谕苏州清真寺住持米里闪思丁的碑刻，碑文中嘉奖他“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向上，益切忠诚”，并命当地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否则“以罪罪之”。而基督教、天主教内容的碑刻，留传下来的极少，只有《南怀仁墓志铭》，系光绪三年（1877年）“江左同会诸友”所立，对考察清代基督教在江南的传播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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