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节日志》：完整记录传统节日
传统节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重要传承载体，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重要的标志性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节日文化，一定程度上关系着国家文明脉络的延续、民族精神的凝聚和社会发展的和谐。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于2010年3月启动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截至2012年6月底，在立项的117个子项目中，已结项2个，正在结项的28个。
《中国节日志》目前已经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节日志》收到结项文本30个，其他在研的子项目也均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
《中国节日志》编辑部副主任王学文告诉记者，在影像志方面，第一批试点的9个项目已基本完成终审片。其中，《柯尔克孜族古尔邦节》、《苦扎扎节》已在日本纪录节节选展映。
在节日文化数据库方面，项目组还完成了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前方志中的传统节日资料的采集、数字化和入库工作。《古今图书集成》中节日资料的搜集、整理、数字化工作也已完成。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铁梁说，《中国节日志》整理出版后，各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节日将有比较全面的记录，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文化工程。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杨正文告诉记者，编纂《中国节日志》的目的是完整记录并保存各民族最传统的节日，不仅从文献上梳理这些节日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而且记录它们的当代传承。
《中国节日志》在对各地节日进行调查的时候，不仅注重历史来源，而且突出运用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艺术学、历史学、文献学等跨学科方法，通过实地田野调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体的、多视角的科学记录，力求客观、全面反映节日文化的历史沿革和当代变迁。
对此，刘铁梁提出，在科学技术及经济发展的影响下，现在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单纯强调文化原汁原味的提法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纯想象的文化拯救命题。
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谢彬如表示，一切文化现象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改革开放、城市化、市场化的推进，节日中不可避免地掺杂进非文化因素。这是文化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赵逵夫认为，社会在发展，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节庆在形式上具有现代气息是必然的。但节俗的基本仪程、基本表现与风格情调不应有太大变化。
在谈到节日和经济的关系时，刘铁梁表示，二者的结合是现代市场进一步发育的表现，是当代社会的正常现象。但我们不能因经济效益而随便曲解传统节日原有的文化根脉。当然，利用传统节日的符号和表演形式等文化资源，开发旅游、获得经济效益，这是一种创意文化产业的开发行为，是正当的、机会均等的市场行为。
谢彬如则强调，要慎用文化产业概念，不能片面地用文化产业化来推动文化建设，打造所谓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否则会导致社会价值底线、道德底线的完全崩溃。文化中的某些元素可以成为产业资源，如工艺美术、表演、影视艺术等，但文化不能产业化。
对于如何保护、利用和开发传统节日资源，杨正文提出，不仅节日，包括整个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方面，都应该注意主体性原则，要尊重人民的文化解释权和文化基础。一是尊重文化传承规律，不强行干预、中断或过度添加；二是始终用保护的眼光看待传统与发展、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三是利益共享，确保文化传承人拥有文化上的权利。只有这样，文化才能够持续下去。
赵逵夫主张，在弘扬和保护各民族民俗传统节日方面，首先，要保护承传。其次，要培养从事民俗调查、研究的专业人员。传统节庆研究、开发任务较大的地区，可选派文化工作者到相关学校或研究单位进修，也可以请专家进行培训。再次，要广泛查阅地方文献等有关记载，做足田野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突显、弘扬其积极文化因素，应将重点放在“承”或“因”上，而非“变”或“革”上。要避免主观改造、生硬移植，随意扩大时间、范围，改变仪式基本情调等做法。
刘铁梁强调，要警惕将节日“遗产泛化”现象。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有一个普遍的、大众的文化保护，而不是越来越精致化、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专家化。
学者们普遍认为，节日的主体是社会大众，不能忽视人民的选择权和话语权。应在充分尊重人民文化情感的前提下，适度利用节日元素发展创新产业，既继承节日传统，又顺应时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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