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义聚永酒业的酿酒史
（一）引子
“茵陈玫瑰五加皮”，“好酒同称大直沽”，以大直沽为代表的天津酿酒业已有七百余年的酿造史和两百年的出口史。义聚永玫瑰露酒、五加皮酒、高粮酒是天津的传统出口名酒，享有“津沽三宝”的美誉，已飘香海外200多年，畅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并多次荣获国际大奖。其酿制工艺始终坚持“原料不变，传统工艺不变，储存时间不变，流程不变”的天津传统烧锅理念。2006年，“金星”牌商标被国家商务部认定为首批“中华老字号”。2007年6月26日，天津义聚永酒文化博物馆在宁河经济开发区天津义聚永酒业酿造有限公司开馆，成为展现天津酒历史、酒文化的窗口。
北方商埠天津卫
天津是一块饱经沧桑巨变的土地，默默横亘在津沽大地上的四条贝壳堤、蓟县上元古界18亿年前的海底化石记录着这块土地曾经有过的沧海桑田的变迁。
天津濒临渤海，具有得天独厚的盐业生产条件，早在西汉时期就公设盐官，可见这里的制盐业在当时已占有一定的地位。天津枕河濒海，内陆水运历史悠久。东汉末年，曹操破袁绍后北征乌恒，出于军事运输的需要，自建安十一年（206）始，先后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渠三条运渠，这是天津地区历史上最早的人工河流，也就自那时起奠定了华北平原上300余条大小河道汇流至今天天津地区，循当时称作泒河尾的今海河注入渤海的区域水文形势，同时还为这里后来发展成河海交通咽喉准备了条件。曹魏时处于泒河口的漂榆邑（约今东丽区军粮城一带），无疑是这种有利条件形成之后不久出现的第一个原始河口港，输转、储存军需物资是它的首要职能。大业四年（608），隋炀帝为东征高丽，命令开凿永济渠，“自洛口开渠，达于涿州郡，以通漕运”，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从此形成。大运河把黄河、淮河、长江和在泒河尾入海的华北平原诸河汇成的水系（即今河海水系），联成水道交通网，遂使地近运河北端、兼有河海航运之便的泒河尾的地位更趋重要。金元时期是天津城市形成的早期阶段。元代在大都（北京）附近屯田，直沽成为军屯的重要地区。
“天津”这个名字出现于永乐初年，为朱棣所赐，意为天子渡河的地方。永乐二年（1404），天津作为畿辅要地正式设卫（卫所是明朝的军事建置），故有“天津卫”之称。
后又增设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天津三卫直隶于后军都督府，共有官兵1.6万余人。1493—1494年间，天津兵备道刘福将卫城用砖包砌，建四座城门，分别题额为“镇东”、“定南”、“安西”、“拱北”，城中心建鼓楼，鼓楼下起空心方城，从此天津城初具规模。
由于天津集陆路、海路、内陆水道一身，四通八达，也成为离北京既近且大的漕粮储囤所和经济中心。天津的集市和商业区正式出现于明宣德年间（1426—1435），分布于城中心和四门附近，到弘治年间（1488—1505），增设五集一市，集市大大活跃了天津市场，这时的天津已成为中国北方的商品集散地。明中叶以后，渤海湾西岸盐场逐渐采用晒盐技术，从此天津地区的盐产量大大增加，且质优价廉，以至后来成为清代芦盐产销的中心。
公元1644年清王朝建立后，随着统治地位的稳固和经济的发展，天津卫作为京师门户的特殊地理位置日益重要，雍正九年升为天津府，从此天津成为畿辅首邑。清康熙年间，随着河海航运的发展，南北各地商品大量吞吐，随之而来各行各业也是生产一片繁荣，其中不乏酿酒业、糕点业等等。以内陆的陆路和水路与南北地区商人做生意，并通过海路与外国贸易往来，使天津商业空前繁荣。18世纪初，由于埠际间商业的发展，天津出现了汇兑业务的钱庄，此后，南北商人竟相效尤。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使天津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商贸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1860年10月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天津被迫开为商埠。随着天津的开埠，外商开始进入天津并设立详行，天津也成为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商业枢纽和城市贸易中心。
1870年，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任此职二十余年间极力兴办洋务运动，通过创办天津机械局及开创近代矿业、交通、邮电、教育事业，天津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中心之一。
天津人民勤劳聪慧，人才辈出，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商贸繁荣，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天津人民具有爱国、民主的光荣传统，20世纪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天津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为天津历史谱写了光辉篇章。
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天津工商业繁荣兴盛，它的金融业、制造业、酿酒业、糕点业、航海运输业都誉满全国和海外，风靡海外的义聚永玫瑰露、五加皮和高粮酒，闻名全国的“狗不理”、“十八街大麻花”、显赫商界的劝业场等等，还流传着众多老字号脍炙人口的故事和典故。
大直沽是天津酒业的发祥地，“人马过直洁，酒闻十里香”的民谣流传至今。经过考证，史学家们发现天津的酿酒业可追溯到700年前，这比天津建城还要早100年。
元代盛行海运，漕粮由江苏太仓刘家港抵达直沽，大直沽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了当时南粮北运的重要枢纽，出现了“东吴转海输稻粳，一夕潮来集万船”的繁荣景象。伴随众多航海者而来的，则是海神天妃信仰在直沽的迅速传播。元泰定三年（1326年），朝廷在直沽始建天妃灵慈宫，并进行官方祭祀盛典，元代危素《元海运志》称：“于是省臣漕臣，斋戒卜吉天妃灵慈宫。”南方运来的稻米，辽东运来的高粱，都是酿酒的上佳原料，再加上大直沽靠近海河，为酿酒提供了充足优质水源，以至于有了“九河下梢天津卫，从不乏美酒佳酿”的诗句。
当时在华北平原上，无论官方祭奠还是民间祭奠，都用大直沽的酒作为祭祀用酒。更重要的是船工们经海上辛苦劳作，到这里停靠歇息，往往选择饮酒解乏，给大直沽酒提供了广大的市场，大直沽酒因此顺理成章地产生了。明人《直沽棹歌》云：“天妃庙对直沽开，津鼓连船柳下催；酾酒未终舟子报，柁楼黄碟早飞来”，描述的即是航海者抵达直沽后在天妃庙前以酒行祀的风俗。以上史料证明，大直沽酒业肇始于元代海运之兴，并用作官方祭祀天妃（后称天后，天津本地称娘娘，港台等地称妈祖）用酒。此后数百年间，大直沽酒业日趋兴盛，并逐渐传播到港澳台及东南亚信仰妈祖的华人文化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酒文化与妈祖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文化见证。
到明永乐年间大直沽建村时，村里3000户居民中有一半以洒为生。据《天津县志》和《直隶通考》记载，明朝初期，独具风格的白酒酿造技术接踵传来，天津成为我国北方的酿酒发源地之一。
清代以后，随着海运的日渐兴盛，天津酿酒业渐趋繁荣，从十九世纪初期到二十世纪30年代，是天津酿酒业大发展的鼎盛时期。天津与东北牛庄营口间海上杂粮贸易兴旺．加之粮贱税低，天津酒业大兴，烧锅总数达几十家，从业人员约2000之众。大直沽因此而成为“人马过直沽，酒闻十里香”的北方酒业中心和蜚声中外的名酒之乡。乾隆年间诗人崔旭在《津门百咏·大直沽》赞誉直沽美酒：“名酒同称大直沽，色如琥珀白如酥。”
清中叶以后，大直沽酿酒业日益兴盛，烧锅林立。其中最大且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烧锅“义聚永”。清代中叶，辽东和山西的优质高粱、豆麦等酿酒原料大量涌入天津，给当时天津酒业的大踏步发展提供了基础。
作为津门第一大酒坊的义聚永在酿酒工艺上源于传统并高于传统，不断钻研创新，以过硬的酿造技术和独特的配方创先研制酿造出了玫瑰露酒和五加皮酒。
这个义聚永确实不同凡响，它那酿制玫瑰露酒的独门绝活，更是具有神秘色彩。在当年，义聚永的玫瑰露酒是只有皇宫和贵族、上层官员才能享用的酒。在今天，也只有义聚永还完整地掌握着全套制作工艺和调制技术。义聚永的玫瑰露酒、五加皮酒、高粮酒是中国最早出口海外的产品之一，这一做就做了200多个春秋，在海外拥有183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堪称中国白酒出口第一酒。义聚永——它那别具一格的独门酿造技艺，独特的醇厚清香，传载着千年的中华文化，在它醇香的清流里，流动着高风亮节的气韵，蕴藏着义行天下的洒脱和无暇，犹如天津名城的温情四溢，更像华北平原富饶土地的深厚博广。
天津酒业“始于元，兴于明，盛于清”。约公元1880年，刘鑫（汉族，天津大直沽人，义聚永烧锅创始人），在大直沽置产投资，支锅烧酒，正式建成义聚永酒坊。“义聚永”做生意讲究的是个“义”字，有了“义”才能“聚”拢商家，才能使生意“永”远兴隆。义聚永酒坊的“金星”牌酒，包括高粮酒、五加皮酒和玫瑰露酒，历尽百年沧桑，一直传承至今。
义聚水将南曲和北曲进行对比，将不同成分、不同种类的洒进行试验，传承元代的直沽烧锅技艺，研制出一套制曲工艺，提高酒曲的活力，大大地提升了产酒率，使夭津清香型白酒在清朝后期便以其特有的风格而享誉津门。
清末民初，大直沽已成为天津的酒业中心，烧锅林立，并以义聚永为代表畅销海内外，远销欧美、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一带，被誉为全国知名的“名酒之乡”和产酒胜地。
1900年，大直沽遭八国联军涂炭。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刘鑫和他经营的“义聚永”烧锅的名字，以立碑者的身份被镌刻在记录大直沽庚子劫难的《大直沽敉乱记》碑上。碑文记录了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沿村纵火……延烧月余，林之房屋尽为焦土”的“千古非常之奇劫”。这使当时已是蒸蒸日上的大直沽酒业惨遭灭顶之灾。刘鑫携家眷避难至西郊小稍口，其苦心经营的义聚永记烧锅作坊和历代血汗积攒起来的6套大四合院家产全部化做一片焦土瓦砾。不久，以其为代表的大直沽私商发起重建大直沽运动，义聚永为重建大直沽率先垫付开支，各家烧锅也相帮相济，使大直沽酒业“不二年间，生聚日繁”。但是由于比利时在大直沽强圈租界，义聚永被迫从海河边迁到大直沽前街东头（大直沽前街6号院）。刘鑫重建烧锅作坊后，恢复酿制高粮酒、五加皮酒和玫瑰露酒，由此，重振义聚永名声。重整旗鼓后的义聚永对内设立了数十条“庄规”，以严保酒的品质，对外广交潮汕、广东、福建各帮商号，拓展营销渠道。1912年以后，义聚永不仅在强手如林的天津酿酒业站稳脚跟，其拥有资本30000元和工人14人，规模稳居天津酒业之首，而且逐步成为天津酒业中的佼佼者。
随着天津酿酒业的日益壮大，刘鑫于1915年与天津55家酒商一起上书天津总商会，申请成立酒业公所，获得批准，刘鑫被推举为天津酒商研究所副所长，办公地点设在南马路旧草厂庵内。1920年，第二代传人刘桂森（字香久，刘鑫长子，1884年生人。刘香久，取“留香酒”的谐音，有“世上最好之酒”的寓意，从而表达了对整个家族产业的厚望以及对天津酿酒业的长远而美好的期望。）接替其父掌管义聚永。他16岁时开始走出大直沽，先在天津估衣街著名的敦庆隆绸缎庄学生意，数年后到营口英商洋行供职，在从事对外贸易的同时也开始接触了西方的进步思想。25岁那年，他被父亲召回大直沽，从父亲手中接任义聚永经理。当时25岁的刘香久正当盛年，极富创新意识。他开始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增加新品种，形成独特的产品系列。为了使义聚永酒更好地走出国门，1927年刘桂森在香港正式注册了国际商标“金星牌”，还请来在外国洋行做事的陈表叔设计了带有英文标识的各种瓶签，贴在酒篓和酒坛的封口处。
最初大直沽酒经“汕头帮”，“福建帮”，“广州帮”三帮销往南方各省和港、澳及南洋一带。上世纪20年代，义聚永酒厂经理刘桂森不再忍受“三帮”商人挟制，毅然亲自带上各种样酒前往香港、新加坡两地，了解市场行情，广交当地业内人士，会晤当地新闻记者，向他们介绍大直沽酒业情况，并拿出样酒请他们品尝，香港、新加坡报纸争刊消息，刘香久一时成为新闻人物。如新加坡《星岛日报》头版以大字“天津酒业巨子刘香久到星岛”为题予以报道。从此，大直沽义聚永酒厂生产的各种酒直销香港、澳门、新加坡、曼谷、吉隆坡等华侨聚居的地方。义聚永成为天津酒业直接运销南洋市场的首创者。该厂在香港设庄，地址在“祥发公司”。
以香港为总运输站，再把酒销往美国的檀香山，旧金山和加拿大的渥太华及英、法、德、日等国，推动了天津酿酒业大举进军海外，奠定了今天天津酿酒业和义聚永国际市场的基本格局。
刘香久还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增加新品种，在原有高粮酒、五加皮酒、史国公酒、玫瑰露酒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深入改进，并外请名师，精选净料，先后开发出莲花露、木瓜露、佛手露、茵陈露等品种，形成了独特的酒产品系列。
1915年，义聚永作为天津唯一的酒商参加了“巴拿马博览会”，并荣获金质大奖。1914年至1920年间，日本人一方面从东北进口高梁，一方面延请大直沽烧锅师傅崔秀岭、崔鸿禧等7人前往日本神户传授酿酒技术，这也可以看出，当时义聚永的酿酒技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声誉和影响力。1934年，同样作为天津唯一的酒商，义聚永分别参加了“首都国货展”和“芝加哥博览会”，并荣获最高奖项国货精品奖，使义聚永作为国货精品跻身于世界酒林。1951年，在天津举办的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上，天津义聚永酒厂生产的“高粮酒”被评为华北名酒。1954年，义聚永再一次作为天津唯一的酒商，应邀参加了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并名噪一时。
随着义聚永的海外盛销，假货也在国外出现了。从出土文物看，早在20世纪20年代义聚永就使用了印有“如有假充、本店字号、男盗女娼”的酒封。1931年天津历史上第一部描写天津酒业酿造史的书籍《天津志略》出版，开篇就整版刊登了义聚永酒庄经理刘桂森打击假冒金星产品的声明，文曰：“启者本号开设天津大直沽迄今历五十余载，自造五香冬菜精醇乾酒以及各色药露酒品种类繁多，不及备述所有，各货均系拣选上等原料，聘请专门技师，遵古泡制隔年方能装销定价，务求低廉，遍销中国内地各省，与欧美并南洋各埠遐迩驰名，交口赞许，兹为推广，营业仰副，顾客盛意起见更礼聘科学专家按化学原理详为研究，加意改良于食用可口之外，务使除湿祛障舒筋活血，适合卫生之佳品也惠顾诸君请认明金星招牌决不质疑。天津义聚永酒庄启。”这也是天津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打假记录。
之后的几十年里，马来西亚《南洋商报》上刊登过关于假冒“金钟牌”五加皮酒的重要声明；比利时《华商时报》上刊登过“金星牌”玫瑰露酒打假访谈录及天津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星牌”高粮酒、玫瑰露酒打假的公告；加拿大《加拿大商报》上刊登过《郑重声明》。
从1919年的《天津酒业公所报告》到1931年的《天津志略》，从亚洲的《南洋商报》到欧洲的《华商日报》，从山东平阴到广东江门，从韩国首尔到美国纽约，从天津到巴黎，从历史到现在，义聚永经历了长达近百年的漫漫打假维权之路，走过了风风雨雨，历经了百年沧桑，义聚永历百年而不殆，在竞争中成长，在维权中壮大，义聚永—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海上禁运使整船出口的酒品运出后杳无音讯，巨额货款无回，迫使义聚永酒业海外经营基本告停。当时仅积压的成品、半成品及各种原料、辅料就达40余万元，义聚永债台高筑。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天津百业萧条，大直沽多家烧锅也相继倒闭，直到解放前，能惨淡经营下来的已所剩无几，义聚永几乎面临崩溃的边缘。
新中国成立后，义聚永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1953年天津义聚永酒业酿造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天津食品分公司（现天津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创立。
1954年公私合营时期，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天津食品分公司接管了义聚永、同聚永、广聚永、义丰永、永丰玉等等当时天津酒业仅存的10户私营酒厂。1954年天津地方税务局颁发的义聚永营业执照和义聚永经理姚子羽先生填写的公私合营申请书（原件保存在天津市档案馆），说明了当时政府已经承认义聚永的身份和义聚永想要并入天津食品出口公司的愿望。
1956年全国工商业公私合营，“义聚永”连同其他9家烧锅一同并入到中国食品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即天津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食品公司至今完整地保存着十家烧锅合营时的资料，包括资产情况、人员情况、经营情况等等。合营后，酒的生产统一安排到了大直沽前街6号（现在的食品公司职工宿舍——六号院）。此后，义聚永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专营出口的辉煌历程。“金星”牌义聚永酒在国际市场上畅销不衰。义聚永酒成为天津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柱产品和天津主要的传统出口商品之一。在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天津义聚永酒业酿造有限公司已由上世纪50年代大直沽前街6号院的大小20间厂房，发展为宁河经济开发区占地6万平方米，集科研、生产、检验和储存为一体的现代化酒厂企业。
这期间义聚永经历过三次大的变革：第一次变革（1967年至1975年）：1961年，在全国遭遇最大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公司把玫瑰露、五加皮和高粮酒的生产加工从大直沽六号院迁至公司直属的贾沽道食品厂后院内，初步结束了三大酒一家一户作坊式的生产模式，为各工序统一了生产工艺流程和质量标准，确保传统工艺的内在品质和质量，为国外客户再次认同义聚永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变革（1976年至1991年）：在贾沽道食品厂投资兴建了4000平方米的酒生产车间，并添置了当时的世界一流的灌装生产设备，新建了上千吨储藏能力的蓄酒库，续建了玫瑰露酒的露酒车间及调配车间。进一步规范了酒的工艺流程，建立品质质量管理档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
第三次变革（1991年至2006年）：公司决定将“金星”牌玫瑰露酒、高粮酒、五加皮酒三种酒列入重点发展的深加工、精制成品出口的行列，采取优先扶持和培育的政策。1992年，公司以补偿贸易方式，与法商合作再次引进先进的国际酒类灌装生产线，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
1994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下，天津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在宁河经济开发区投资人民币8000万元，建设了天津义聚永酒业酿造有限公司一期工程，在天津市宁河县经济开发区自建原料酒厂，占地30亩，包括发酵车间、灌装车间，成品库房等基础设施，使金星牌系列酒的生产形成了规模化、批量化，并于2000年通过is09002质量体系认证。
现在的天津义聚永酒业酿造有限公司，占地6万多平方米，项目总投资2亿元人民币；拥有员工500多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近300余人，本科学历的员工63人，硕士研究生8人。天津酿酒协会白酒、果露酒评委3人，国家级果露酒评委1人，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1人；具有较大规模的大曲酒发酵能力，年产成品酒达数万吨；储酒能力近万吨。生产严格遵循操作规范，并不断加大科研投入的力度，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利用先进的仪器设备确保产品的质量。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义聚永酒业已拥有白酒、露酒20多个品种，上百个规格的系列出口产品。义聚永由最初酿酒烧锅100余吨、几十万美元的出口量，发展至目前的2000多吨，创汇1000万美元，居国内烈性酒出口之冠。
与此同时，义聚永酒业积极拓展国内市场。有200年出口历史的“津沽三宝”玫瑰露酒、高粮酒、五加皮酒，在国内鲜为人知。因建国以后专供出口，致使国内消费者大多只闻其名，难以领略金星义聚永的醇香滋味。“金星”被评为中华老字号后，公司努力开拓新领域，让誉满海外的中华老字号盛世回家，回归国内市场。随着金星义聚永基酒产能达到万吨的飞跃，出口品牌回归国内市场各种条件的逐步成熟，2006年5月1日，金星义聚永高粮酒、玫瑰露酒、五加皮酒在天津的各大酒店、超市上市，同时还在河北、山东、山西、广东等地上市。
2006年，是天津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实现战路转型、再造金星辉煌的关键年。3月10日，举行金星牌玫瑰露酒、五加皮酒、高粮酒品鉴暨发布会；12月19日，“金星”牌商标荣获商务部认定的津门酒业“中华老字号”；此后，由南开大学营销系完成金星义聚永品牌策划报告，公司组建专业化的市场营销团队。
2007年1月31日，天津华人酒饮有限公司更名为天津义聚永酒业酿造有限公司。
回望义聚永从作坊酒到出口酒的艰辛而辉煌的发展历程，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30年代，天津酿酒业大发展的鼎盛时期，到今天它不但赢得了200年畅销海外的荣誉，还赢得了海外海外183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
义聚永自创始至今，恪守“义”字，以“义”聚拢商家，使生意永远兴隆，并形成了“金星义聚永”品牌“义行天下、聚德载福、永恒金星”特有的品牌文化和企业文化。
（三）老字号的历史见证人
美国城市建筑家刘易斯·芒福德曾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在天津义聚永酒业酿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焦爱丽看来，老字号则应该是这件“容器”上最浓墨重彩、最能体现历史与文化凝结的图案，是最该珍存的历史记忆。
焦爱丽在天津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从一个普通的业务员到义聚永的董事长，从畅销国际的中国名品到回归国内的中华老字号，焦爱丽不仅是这家中华老字号的历史见证人，也是义聚永这家百年老字号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1998年，年仅三十来岁的焦爱丽接任了公司酒饮部总经理，主管出口业务。刚接手时，公司业务发展比较缓慢。在继承百年相传的传统酿造技艺的基础上，她对这家老字号从品质、包装、规格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和改造。原先公司的产品仅有几种传统瓶型，而且包装比较粗糙。焦爱丽在原义聚永玫瑰露酒、五加皮酒、高粮酒三种酒酌基础上，增加了义聚永酒的花色品种，根据不同度数细分了一套系列产品，丰富了产品线，同时使包装更美化、更优化，力争达到“零缺陷”，提高了产品档次。此外，公司每年都要推出几种新产品，例如颇受欢迎的“生肖酒”、“清十二帝酒”等。
在秉承传统酿造工艺及产品品质的同时，近年来义聚永一直在“求新”、“求变”。在焦爱丽的带领下，义聚永突破了原有的固定模式，充分利用天津食品进出口公司这个平台和义聚永多年来在海外打下的客户基础，制定了“买全国，卖世界”的市场战略，以义聚永酒业产品为主，同时采购全国酒类产品一起出口，不仅增加了新的利润点，也使义聚永的出口上了一个新台阶。目前，义聚永酒的出口量已从最初接手酿酒烧锅的几十万美元、100余吨发展至如今的2000吨，居国内烈性酒之冠；从解放前的大坛出口发展到如今的4个系列、20多个品种、上百种规格；出口市场由原私营酒商开发的港澳、东南亚一带，扩大到如今行销欧、亚、美洲183个国家和地区，并多次在法国、西班牙等地荣获众多国际大奖。焦爱丽自豪地介绍：“金星玫瑰露在法国被誉为‘中国的白兰地’，在欧洲的中餐馆，金星牌玫瑰露酒与青岛啤酒同属必备酒晶，否则开不了张，港澳地区则将玫瑰露酒用于制作高档腊味；五加皮酒以其舒筋活血、驱风祛湿的特点作为药酒和祭祀用酒行销东南亚，被誉为‘中国神水’，在东南亚的各个超市和酒店基本上都可以看到义聚永五加皮酒的身影。”
2000年，义聚永酒业认识到只经营出口业务有局限性，公司发展太慢，企业要大发展，必须开拓国内市场。从此，义聚永开始走上了曲折艰难的内销之路。几年来，公司尝试过找代理经销商，也尝试过自己开拓市场。2006年，公司一边请南开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市场调研，由南开大学营销系主任韩德昌教授带领的调研组为“义聚永”制定了详细的市场营销方案；一边与公司的文化品牌顾问徐凤文等共同策划，借鉴国外葡萄酒博物馆的开发模式，积极挖掘中华老字号义聚永的历史文化资源，先后建成了义聚永酒文化博物馆、义聚永酒藏、义聚永酒文化广场和传统露酒作坊等文化设施，使义聚永成为国内唯一一家集历史展示、文化旅游、观光休闲等于一体的露酒文化工厂。经过两年多的品牌再造，公司制定了“以文化塑品牌，以品牌打市场，以国少促国内，坚持品牌运营、滚动发展”的大文化营销战略，使义聚永形成了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内外互动的良好发展态势。
目前，天津义聚永酒业酿造有限公司正阔步向前发展。对于义聚永酒业的未来，公司上下充满希望和信心：“义聚永传承天津大直沽七百年酿造技艺，以独门的酿造技术和独特的配方，创新研制出了五加皮酒和玫瑰露酒，在海外行销两百多年而不衰，这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作为老字号的传承和发扬者，我们会继续坚持本色，采取适势应变的营销策略，续写历史的荣誉，创造明天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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