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习俗之蒙古族的丧葬礼仪
按照蒙古族的传统习惯，家中有病人时，最忌讳夜间来人进入病房。病危时，全家人及至亲朋好友都守在病人枕边。病人死后，全家举哀。蒙古族在很早以前，家中长辈如果死了，只说“老了”，而不说“死了”，以示尊敬。比如《蒙古秘史》在记述成吉思汗背着他母亲诃额仑暗中夺了胞弟合撒尔的百姓时，说诃额仑知道此事后很气愤，在心情忧郁闷中“早死了”，也就是说“气死了”。可见蒙古人使用这个敬语的历史之悠久了。蒙古族的丧葬仪式，在十一世纪以前，和临近的乌桓、鲜卑、契丹族相同。乌桓人死后，把死者生前所乘马以及所用之衣物，都要烧掉，至亲“有哭泣之哀”；鲜卑族人死后也是把“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契丹族人“死亦无棺椁，惟以毡裹其尸葬之中野纵马践其上”。蒙古族古代也是这样。《黑鞑事略》中说：蒙古族人死“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为平地。”据明初叶子奇著《草木子》关于元代蒙古人送终之礼的记载：“元朝宫里，用(木字旁完字)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地，深埋之。国制不起坟垄，葬毕，以万马蹂之使平，杀骆驼子其上，以千骑守之，来岁春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欲祭时，则以所杀骆驼之母为导，视其踯躅悲鸣之处，则知葬所以。”多桑说，成吉思汗死后所葬之地用围树木丛生，成为密林，不解辨墓在何树之下。其后裔数人，亦葬于同一林中。命千人守之。古代，蒙古族平民百姓死后，其葬仪是比较简朴的，他们讲究“夫葬以安，遗体既安，多赀以殉，何益。”(见叶子奇《草木子》)这也说明，蒙古族人民是很讲求实际的。古代蒙古人丧葬习惯的益处很多，首先深葬，墓地“人莫知也”。元以前蒙古诸汗及其他贵族之墓地，至今很少为后人所发现；其次是讲究卫生，生前所用之物品都烧掉，无论因何种病而死，均不致于传播开；再就是讲究实际效用，生前尽量生活得好些，病时家人尽量照顾周到，使其减少痛苦，死后葬礼从简，不“多赀以殉”。蒙古族的殡葬仪式，经过元、明、清各朝代以及雅片战争后至解放前的几百年中，有许多变化，虽然在某些方面仍然保留着蒙古族丧葬仪式的有益部分，但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好的或不好的习惯。例如野葬，是蒙古族的传统丧葬仪式，古代蒙古族的这种葬法为将尸体送至野外，“勿露其骨”(《蒙古秘史》)，“深埋之”(《草木子》)。这当然是很好的安葬形式，但后来却把野葬演变成“天葬”。人死以后穿上新衣新鞋用白布裹身，放在驼、马背上或车上，然后车、马、驼在野外颠簸前进，尸体在颠簸中所坠地即为葬地，也不掩埋，把所穿衣服脱下来，任野禽野兽啄食。这种葬法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比如认为死者遗体三日内为禽兽啄食完了，是后人的吉祥之兆，反之则认为死者生前有罪，需请喇嘛念经，替死者消灾、忏悔、祈祷，甚至为了让禽兽尽快把尸体啄食殆尽，有的还要把黄油涂在死者身上。这种葬法并不是蒙古族传统葬法，不知是缘于藏族还是缘于喇嘛教经典，其史源尚待考。后来蒙古族接受佛教影响，也有了火葬的习惯，不存骨灰，把骨灰撒在高山或江河中。有钱人家还送到五台山安放骨灰。蒙古族的土葬用棺椁，这大概缘于乌桓和鲜卑族，乌桓人死后“敛尸以棺”，鲜卑人死后“虚设棺椁”，成吉思汗“柩归蒙古”后，曾“陈柩于其大妇之翰耳朵中。”蒙古族的土葬仪式，在清代后颇为盛行，除牧区仍实行野葬，寺院或受寺院影响较大者仍实行火葬外，农业区、半农半牧区蒙古族人民，有清一代几乎都实行了土葬。葬法为：选择好墓地，掘墓穴，中等以上人家在穴中还砌砖或石，死者穿普通衣服，放在底部宽而上部窄的棺木中，将棺置于所掘之墓穴内，上盖以土。送葬时，家族之至亲及好友皆随棺到墓地，向死者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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