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历史上周边各族对汉族发展的影响
汉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以封建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和文化的发达而影响了周边民族，同时也受到周边各族多方面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周边民族是汉民族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周边各民族对汉族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影响汉族在其发展过程中融入了许多周边民族人口，虽然融合方式和途径有所不同，但是这些被融入的人口却给汉族带来了活力。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族融合了大量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乌桓、柔然等。汉族与匈奴的融合过程十分曲折，为求得政治上的联合或曰双方关系的和平，汉匈统治阶级上层间开始“和亲”。这种“和亲”表面上是汉族人口的外向迁移，实质上却是匈奴民族汉化的开始。这是因为“和亲”不仅是汉朝宗室的公主嫁到匈奴，与此同时还有大批的使者、奴婢、匠人等随行，并带去大量的农产品、织物等，传播了汉族的文明，从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影响匈奴，对推动匈奴上层的汉化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战争流散在匈奴的汉人充实了匈奴的力量，占据了其人口的相当比例，同时也带去了新的生产技术，从而向匈奴社会的下层传播汉文化，并与部分匈奴人融合。汉末，百余部近五十余万匈奴人归附汉朝。他们中有的直接融入汉族，有的融入当时北方的其他民族中（如鲜卑等民族），但最终还是融入到汉族中。汉族融合北方游牧民族的过程与融合匈奴的过程极为相似，即向上层输出汉文化，而对其下层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流散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大量的汉族兵士和边民。实际上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极大的互补性是汉族与草原游牧各族相互接近、相互联系的基本动力。汉族对于百越、蛮、夷等民族通过设县置郡，将其置于汉人的政治统治下，而后通过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徙，使汉族与南方各族交相杂处，逐步同化，进而融合。由于南方各民族大都是农业民族，因而汉化和与汉族融合的速度更快、更顺利。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民族迁徙，必然会逐步产生民族的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两个民族成分的简单相加，而是民族人口素质的一大进步。它打破了自然经济所限定的狭窄的交往范围，使汉族与周边民族间族际婚的产生有了条件，而这种远缘联姻又大大促进了汉族人口素质的提高。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数以百万计的周边各族融入汉族中，不下百种的‘胡姓’落籍中原”（《中国北方民族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46页），使汉族人口发生了质的变化。周边民族对汉族经济生活和生产的影响首先，北方游牧民族牲畜品种和畜牧业技术的传入推动了汉族畜牧业的发展。以汉代为例，随着匈奴人的内迁，他们的养马技术随之传入中原，促进了内地牧业的发展。如高祖和文、景时，皇帝不过“厩马百余匹”。至武帝时，则出现了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的繁荣景象（同上，第100页）。周边民族的一些优良牲畜品种也传入汉族地区，如大宛的良种马等。牛、马、驴、骡等的繁育，一方面应用于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中；另一方面，马的繁育使汉民族的军事力量增强，从一个侧面推动了汉民族的发展进程。第二，周边民族对汉族农业的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汉族从周边农业民族大量引种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如从西域等地引种的苜蓿、葡萄、蚕豆（胡豆）、豌豆、核桃（胡桃）、大蒜（胡蒜）、莞妥（胡妥）、胡萝卜、黄瓜（胡瓜）、石榴（安石榴）、胡谷、虏小麦及纺织原料作物胡麻、棉花等。这些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应用，丰富了汉族的衣食，为提高汉民族的生活质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外，周边民族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对粮食、茶叶等农产品的大量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汉族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三，周边民族对汉族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汉族有着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但是周边民族在此方面的独创性也深深地影响了汉族。例如，西域各族和南方各族有着较为先进的植棉技术，而游牧民族又善于毛织或制毡和皮毛加工，这些技术的传入不仅丰富了汉族手工业产品的品种，还促进了汉族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如元代著名的纺织家黄道婆的纺织技术就是在学习了海南黎族纺织技术的基础上逐步改进提高的。集市贸易是历史上汉族与周边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这种集市贸易虽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还是为汉族与周边民族的交流提供了机会和窗口，特别是隋唐以后周边各族与汉族的交流扩大，“当时从甘肃沿河西走廊到新疆，由四川到西南各地，由两湖到两广，由华北到东北、内蒙古，都有繁荣的商业通道。商旅往来，络绎不绝。边疆各民族的商人旅居京都的常常成千累万，内地其他各大商业市镇，也经常有他们的足迹。”（《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1985年6月，民族出版社，第24页）毫无疑问，这些边疆各民族的商人为繁荣汉族的市场，增加市场的人流物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更有融入汉族中的犹太人、回纥人等具有商业传统的民族，成为推动汉族工商业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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