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源于什么？道教和道家的丧葬观
道教源自先秦时由老子、庄子创立的道家学派。老子、庄子和列子都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道家认为，人生在世，受到无数外在的束缚，如肌体 之累、声色之乐、利禄之欲、死亡之惧和仁义礼乐之羁。只有超然于这一切之上，才能领悟到人生的真缔――道。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也是宇宙运行的总规律，道生万物，道法自然。
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物质文明迅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享乐、欲望、野心、权势和罪恶也同步增长，面对文明进步和道德沦丧的矛盾，道家强调从个体 自身的价值人手，呼唤回归人性，回归自然和归本返真。庄子认为'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人的自然本性被外在的名利、家族、功业等所扭曲、伤害。而这些外在的东西是没有定义的，只有超越这一切的束缚，人才能复归其自然本性，才能真正 实现人的价值，才能自由地邀游于无功、无名、无己的绝对的自由境界。
由于道家持顺应天道、崇尚无为的超逸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以在个体的生死观上表现出一种超然的乐死态度。庄子认为，生死若一，生和死是同一回事，就如同春夏秋冬四时更替，故'生时乐生，死时乐死矣'。他认为大自然给我躯体，'载我以形'，用生使我劳苦，'劳我以生'；用老使我清闲，'佚我以老'；用死使我安 息，'息我以死'，所以以生为善也就要以死为善。庄子将人死看成是归本返真，复归自然。所以庄子的妻子死后，本应悲痛，而他却'箕踞鼓盆而歌'。为了进一步说明死 是人生乐事，庄子不但不主张以珠玉、文锦、车马陪葬，甚至连哭也不要。庄子还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有一次去楚国，途中遇见一个骷髅，对他描述了死去的快乐，'死无 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相信，想请主宰生命的神灵恢复他的原形，遭到这骷髅的断然拒绝！由于道家将 生死齐量看待、乐死善生，所以在丧葬上对儒家倡导的'事死如生'的丧葬观表现出嗤之以鼻的态度，主张薄葬。
针对儒家倡导的孝道丧葬观，庄子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庄子不仅主张薄葬，而且也身体力行。据说，庄子临死 前，其弟子要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厚葬他，他坚决表示反对。他坦然地对其弟子们说：'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斋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 加此'。当弟子们担心庄子的尸体被乌鸦吃掉时，庄子打趣说：露葬要被乌鸦吃掉，而土葬也要被蝼蛄和蚂蚁吃掉。非要从乌鸦嘴里夺过来送给蝼蛄和蚂蚁吃，这未免太不 公平了吧。在今天看来，数千年以前，庄子的薄葬言行更为难能可贵，令人叹服！ 列子也力主薄葬，对死后的处置也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列子》卷七'杨朱第七'记载，列于日：'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 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这是何等的气魄！
先秦道家的生死观和薄葬观充满着理性主义的光芒，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丧葬风气由厚葬趋向薄葬，由繁琐趋向简朴，其 中道家丧葬观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两汉，先秦道家提出的'无为'思想，因其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独特理解和辩证内核，逐渐被其他学派的思想家、政治家所吸取。汉初这家从最高统治 者皇帝、官僚、学者直至民间人士，卜者的社会各阶级中受到普遍的崇奉。除了在政治上利用道家的'无为'思想，在思想领域内道家的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在丧葬 观上，杨王孙可谓是新道家的代表人物。
据《汉书·杨王孙传》记载，杨氏尊奉黄老，不信鬼神。虽然他家业于金，但在其病终前，他吩咐他的儿子：我死后，我要裸葬，以回归我的真我，请勿要改 变我的意愿。下葬时用布袋裹尸，埋在地下七尺即可。人埋后，脱去布袋，这样可以让我的肉体紧贴泥土。我之所以违背世俗这样做，就是要矫正和改变社会上盛行的厚葬 陋习。其实厚葬对死者无什么神益，而世人在厚葬上竞相争厚，实在是浪费钱财于地下。可见，杨氏这种裸葬言行显然是受到先秦道家生死观和薄葬观的影响，具有'归本 返真'的意义。在杨氏看来，人之生死是自然现象，人死后，肉体就腐烂，人的灵魂就与肉体相分离，就没有独立的精神，各自回归自然。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厚葬呢？基于这种观念，杨氏反对厚葬。杨氏的薄葬观对先秦道家的丧葬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当时及后来的薄葬之风的渐起并成为时代风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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