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故事介绍 司马迁在儒学方面的成就
司马迁，字子长，后世习称其为“太史公”，西汉左冯翅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
司马迁的生卒年代，《史记》、《汉书》均未提及，历来难究其详。近代以来，王国维、李长之、郭沫若等不少学者，对之都有所考证，但诸说颇有不同。较多意见是取王国维之说，即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其卒年已不可确考，大致与汉武帝卒年(前87)相接近。
据司马迁自述，其远祖是传说中的额项直到夏、商时代“世序天地”(即负责沟通“神灵”并记录神事和人事的巫史)的重黎氏。西周时，被封为程国的“伯”，到西周宣王时才失去职守而成为司马氏，但仍“世典周史”。自司马迁九世祖司马错入秦国起，开始弃文从武，世为秦将，到其父辈或稍前一些时候起，司马氏家族已经破落。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又转而弃武从文，重操起先祖“序天地”的旧业，以图绍继乃至重振家族遗风。司马谈(约前175一前110)，曾学天官(天文)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即与辕固生辩论的道家学者黄生)，约仕于汉武帝建元、元鼎(前140一前111)之间，为主管天文、历法、祭把、典礼，记载国家重大事件及保管档案文书和典籍的“太史令”。自任“太史令”以后，举家迁居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南茂乡)。茂陵是当时集中居住官僚和富豪的地方，司马迁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以后又得到了名师的指点。他师从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学《春秋》“公羊学”，又从古文经学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董仲舒与孔安国是当时的儒学大师，司马迁受到他俩的指点，在儒学方面已可谓有相当的造诣。不过，对他知识面影响最大的，还是其父亲司马谈，从父亲那里，司马迁学得了天文、星占、卜筮和道家黄老学说。司马迁的学问来源，除读书之外，游历天下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从二十岁起，司马迁开始了两次重要的远行，游历中国的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据他自述，第一次是二十岁时的远行，足迹所至有长江大河、五湖沅湘、淮泗漯洛，西至四川的离
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他在会稽，探寻过“禹穴”；在淮阴，寻访过韩信的遗迹；在丰沛，访问过萧何、曹参、樊哙等汉代开国元勋的故居；在沉湘，凭吊过屈原自沉的汨罗江；在山东，参观过孔子的故居，并考察那里的儒生学习礼仪；在河南，游览过魏都大梁的废墟；在北方，走过了秦将蒙恬所筑的长城。第二次是二十三岁出任郎中以后，作为特使被派往西南夷，他跋涉了巴山蜀水，还深入过“夜郎国”，大致熟悉了今天的四川西部和云南西部。这样的远游经历，使司马迁积累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使他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精于史学、经学、诸子学，通天文、律历、地理，擅长辞赋、散文，兼知医道、占卜、星相等木。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病故。在临死之前，反复叮咛司马迁要继承其遗志，完成《史记》的撰写工作。司马迁父子为什么这样看重此书?因为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而是继承自周公、孔子以来的儒学传统，就如司马迁所说的：“先人(指司马谈)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且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于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服丧期满后，继任了太史令的职位。刚上任不久，司马迁就主持了当时更改历法的工作，他与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唐都、历算家落下闳、邓平等一起，编定了以正月为岁首、阴阳合历的新历《太初历》。改历完毕，司马迁开始致力于《史记》的撰写工作。他利用当时宫廷图书馆(“金匮石室”)的藏书，进行认真地写作，不久却遇上了飞来横祸。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下狱。由于家贫，他出不起“赎死金”，唯有接受“腐刑”可免死刑。当时，司马迁一度想一死了之，但他又想起父亲嘱托的遗志尚未完成，意识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历史上的贤哲往往都身受磨难，“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烦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
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司马迁决心忍辱活下去，“就极刑而无愠色”，“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参见《汉书·司马迁传》中之《报任安书》)。司马迁出狱之后，被任命为“中书令”，但在完成了不朽的《史记》之后不久，便神秘地死了。据史家研究认为，可能是由于他在给好朋友任安的一封信(即著名的《报任安书》)中，表达了自己对汉武帝的不满，所以终于被汉武帝处死了。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以人物为主线，有十二“本纪”、二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和八“书”。其记事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西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共约三千年间的史事。《史记》作为历史上的“正史”之首，其体例为以后历代正史所沿用。在《史记》中，司马迁确立了他的修史原则，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参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
《史记》对中国史学、文学的影响相当深远，其中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苟卿列传》、《儒林列传》等，又是研究儒学史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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