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会：神圣·凡俗
作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的典型侧面，庙会及其历史引起了学界关注。庙会最活跃的主体是普通民众，庙会最基本的活动根植于民间土壤，庙会最真实的场景呈现于社群境域。但在斑驳的庙会生活棱镜中，特定的社群规则常常令学者们为之目眩。而社群生活的实态运作，将庙会中的信仰、交换和休闲诸因素融汇一体，在内外世界和层际社会的互动中不断地变轨。由此可见，庙会（史）研究的最大困难在于准确索隐民众生活的内在理路。读到2002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小田新著《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以下简称《论考》），我以为，其原创性正在于此。以发生学的眼光，庙会属于民众宗教的范畴。对于民众宗教生活，法国学者涂尔干（durhkeim）指出，在宗教生活中，“整个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领域，一个领域包括所有神圣的事物，另一个领域包括所凡俗的事物，宗教思想的显著特征便是这种划分。”两者之间的“异质性”是绝对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然而，庙会不只是表现为信仰生活，而是包括了市场和休闲等多重生活内容的综合体，而且，当涉及到某个具体庙会型式时，各个综合体内部的要素比重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此，《论考》作者全面考察了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l）和埃得蒙·利奇（edmundleach）以及卡尔·马克思等人的”神圣－凡俗”世界的理论，以及贯穿其间的学科范式，汲取了其中的有益养分，特别是恩格斯的辩证分类思想。据此，《论考》认为，辩证分类的根本依据是事物“内部所固有的次序”；对于分析的对象，要把它看作“单个的运动形态或一系列相互关联和互相转变的运动形态”（恩格斯语），简单地说，要动态地看待事物。研究对象的内部矛盾是《论考》原创的动力。倘以上述学理“二分法”机械地裁剪江南庙会，作者发现，“神圣与凡俗”两种性质常常奇异地结合在一个庙会之中，难分彼此。类似的情形，近代美国心理－哲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james）似乎也曾遇到过，但他的态度是：“彼此的界限总是模糊的”宗教形式“就不值得我们研究”（《宗教经验之种种》），面对庙会的“模糊界限”，《论考》不但研究了，而且以此成为原创的起点。《论考》的原创性不在于概念的重新创造，也不仅仅在于成功地把不同思想流派组合起来，而更在于将这些思想融会贯通，并依此高屋建瓴，准确揭示了庙会生活的特质所在：作为民众集合的产物，庙会常常是混合性的而不是纯然性的。现实的庙会类型可以从典型的神圣庙会到典型的凡俗庙会排列成一个续谱。位于续谱一端的所谓典型的神圣庙会，并不是超然物外的神圣，而是凡俗中的神圣；而位于续谱另一端的所谓典型的凡俗庙会，准确地说，也是神圣中的凡俗。更多的庙会都可以在续谱中找到自身的位置。特定庙会在续谱中的位置取决于庙会的动机和时机，会众的虔诚程度，庙会存在环境，特别是实际运作过程中产生的相对神圣强度。江南庙会的整体架构便从这种神圣－凡俗系谱（continuum）中索引而出，令人耳目一新。事实上，《论考》以丰富的文献和口碑资料为基础，经过艰深的证考，整体框架中的各部分，由此而有了全新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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