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战争史（一）：集结各派，孙可望挥师伐清
明朝永历六年（1652年，清朝顺治九年），孙可望下令对清军进行全线反击，发动了桂川湘大反攻，李定国先后在广西桂林和湖南衡阳取得了桂林、衡阳大捷，这是晚明以来明朝军队对清军作战中取得的最大一次战果，也可以说是清朝自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挫败，连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事后也忍不住哀叹：“我大清用兵多年，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失败过！”以至于有野史说，清朝曾在内部秘密商讨是不是要放弃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四川、贵州、云南七省与明朝媾和，可见这次反攻影响之大。
联明
1645年明朝的南京被占领后，清廷很快就下达了易服剃发令，激起了多地民众的反抗，也让互相视为仇敌的农民军和明朝流亡小朝廷开始合作。
张献忠死后，大西余部也采取了联明抗清的策略。虽然在试探合作中，双方经历了一系列的册封纠纷，但由于明朝永历皇帝朱由榔在清军的进攻下走投无路，只得被迫承认了由权臣陈邦傅盗用皇帝名义册封的“秦王”，孙可望终于拿到了面子和里子。面子上，由于永历朝廷的退让，孙可望保住了颜面；而且，根据陈邦傅的伪诏，皇帝和天下臣民都要尊奉孙可望为“仲父”，这可是当年齐桓公对管仲的尊称，这面子得有多大？里子上，确认了孙可望事实上的“国主”身份，让他以秦王身份“总录天下文武将吏兵马钱粮、专制四方、行大元帅事”，并且掌握生杀大权，犹如终审法官，不用对任何人负责，百官还要对他称臣。从字面上来说，这是对他最高形式的尊崇。
孙可望所用“秦王之宝”
不过，这个做法虽然解决了大西军和永历朝廷的合作问题，但也为孙可望与永历朝廷的决裂埋下了伏笔。幸好在目前，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美好，“挟天子以令诸侯”已经不存在什么障碍。1652年初，孙可望主动派人将永历帝接到了安隆所，让他结束了长达六年的逃亡生活。为了迎接皇帝，孙可望还特意把贵州安隆所改名为安龙府，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当时，一些亲信和朋友建议孙可望杀掉皇帝，认为留下他来是个祸患，但遭到了孙可望的拒绝。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安排是正确的，如果真杀了皇帝，就会引起轩然大波，造成更大的纷争和内斗，可见孙可望的眼光还是很长远的。
决策
控制皇帝后，雄心勃勃的孙可望决定出兵伐清。
当时，清朝已经兵分两路，一路由定南王孔有德率领，要从广西桂林到河池与孙可望争贵州；另一路是由平西王吴三桂率领，要从四川嘉定到叙州与孙可望争夺川南。
孔有德原是明将，后降清。他作战经验丰富，曾经参与过攻打朝鲜、锦州、松山、江南、湖南、广西的行动，还参与过平定李自成起义的行动。吴三桂早年与清军交战多年，是明末最重要的将领，后投降清朝，曾参加过追击李自成和追剿陕西义军的行动，为清朝立过大功。陪同吴三桂一起行动的还有汉军镶蓝旗将领李国翰，他原是清太宗皇太极的侍卫，早年曾入关攻打过北京和济南，还参与过攻打锦州和四川的行动。可以说，清朝为了解决川贵明军残余，下了不少本钱。当然，八旗贵族主要是起监督、督导和威吓的作用，做炮灰的还得是投降的汉人。
安龙博物馆（永历行宫），位于今贵州省安龙县
得知这个情报后，李定国写信给孙可望要求出兵，孙可望经过考虑之后，决定主动出击。孙可望对李定国、刘文秀说：“滇南虽是大家的地盘，但现在却是我们的根本，不能去随便剥削。既然我们现在养着这么多兵，就应当去开拓新土地，然后各守一方，相机而动。”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孙可望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击战。
孙可望决定反攻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孙可望等外来势力强行介入永历朝廷的政治，打破了原有派系之间的政治平衡，让本来就分赃不均的各集团矛盾更加深化。尤其是孙可望强行请封秦王的事件，让桂派集团不少成员反应激烈，其他各派虽然没有多少公开动作，但都在暗中观察，并对西派暗暗警惕。在这种情况下，借着永历帝进入大西军的控制范围和清军合围西南的机会，政治眼光敏锐的孙可望马上挟天子以令诸侯，试图通过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既打破清军的封锁、阻止明朝的丧师失地，又一举奠定自己在南明政坛中的领袖地位和西派集团在南明各抗清势力中的优势地位。
计划为了这次大规模的全面反攻，孙可望制定了非常全面的军事计划。他不但下令让安南国向明朝贡马，还写信给在东南沿海抗清的广平公郑成功和定西侯张名振，让他们配合经略内地。同时，他令南下的康国公李定国、征虏将军冯双礼自黎平出靖州，鄂国公马进忠由镇远出沅州，以恢复湖广地区。两支部队在奉天会合后，就尽快赶到桂林与孔有德决一死战。而北伐的济国公刘文秀、南宁侯张先璧、将军王复臣则被命令由永宁出叙州，总兵白文选自遵义出重庆，两支部队在嘉定会合后一起去成都，最后恢复陕西。
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是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包括原张献忠留下的西派集团、桂王朱由榔（永历帝）的桂派集团、一直忠于唐王朱聿键（隆武帝）的福建唐派集团、浙江鲁王朱以海的鲁派集团、原李自成留下的顺派集团以及各地方杂牌人马。
孙可望北伐计划示意图
这次的行动主力，自然是西派部队。既然大西军的领导人孙可望决定与清军大干一场，那就不可能不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大西军内部也分为秦系、晋系和蜀系三大派系，但集团内部的矛盾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相比，完全不在一个等级。集团内部矛盾在平衡被打破之前，毕竟不是你死我活，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则关乎核心政治利益，为了保证大西集团的政治主导权，就必须团结一致，并适度吸纳其他集团表示效忠的盟友，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次反攻的调度，正体现了这个原则。因此，这次行动的两支主力部队分别是由大西三巨头（张献忠时期，大西军队原本有四大巨头，分别为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其中艾能奇早逝。）中的李定国和刘文秀率领，孙可望则负责居中调度。而各派代表的参与配合也给了各集团一个交代，同时又凸显了西派的政治高度，可以称得上一举多得。
东线居中调度后来又亲自东征的孙可望外号“一堵墙”，是秦系最高领袖，也是大西集团的领导核心。他早年是张献忠的义子，任平东将军，称东府。张献忠死后，他接班建立兴朝政权，虽然没有称帝，但“国主”其实就是最高领袖，只不过称谓有所不同罢了。当时，孙可望已经被明朝册封为秦王，是明朝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他所领导的秦系在大西集团和抗清势力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声势也已达到了历史最盛。
东线的南下部队总指挥李定国作为晋系领袖，既是张献忠的四位义子之一，也是原大西军队四巨头之一的安西将军，在原大西军中的地位仅次于孙可望。虽然李定国的地位在孙可望之下，但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更高，给他起了“万人敌”、“小柴王”、“小尉迟”这样的称号。后来，李定国被封为晋王，成了孙可望之后明廷的实际掌权人，享有“钦命专征、节制郡勋文武、提调官义兵马招讨大元帅，赐黄钺、尚方剑便宜行事”的崇高待遇，地位远在孙可望之上，这大概是孙可望没想到的。
1955年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李定国抗清兵》封面，骑白马者为李定国
冯双礼是张献忠时期的后军都督，他是追随孙可望的重要将领之一，也是孙可望安插在南下部队中的耳目，表面上配合李定国部队的行动，实际上代表孙可望监视和牵制李定国的南下主力——有事随时向孙可望汇报，便于孙可望掌握军队动向。后来，冯双礼投靠李定国，被封为庆阳王。
张胜是西胜营总兵，后封汉川侯，是孙可望的心腹。在孙可望与李定国交恶后，他在孙可望面前大言不惭地说道：“我一人就可生擒李定国！”正是他的轻率，导致了孙可望的失败，张胜也被剥皮示众。不过，在这次反击清军的行动中，张胜还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张光萃虽是李自成的部将，不过却是原革左五营中蔺养成一系中人。在降明合营后，张光萃成为总兵，这次作为顺派集团的代表，也参与了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孙可望叛变后，他被李定国认定为“孙党”中人，受到了降爵的处理——从荆江侯降为荆江伯。所谓“孙党”云云，不过是让其靠边站的借口，明摆着是对大顺这种外来势力的不信任。后来，张光萃在与清兵作战时阵亡。
西线
西线的北伐总指挥刘文秀也是张献忠的四位义子之一，他早年在大西军队中任抚南将军。如果说张献忠死后，孙可望是军委主席，李定国是第一副主席的话，刘文秀就只能算第二副主席了。后来，刘文秀被晋升为蜀王。作为西派中势力最弱小的蜀系头子，他的权势远不及孙可望和李定国，而且一直受到孙、李二人的压制，未能完全发挥自己的作用。
张先璧是老资格明军将领，也算桂派中实力派将领的代表。他早年曾与张献忠有过大战，并在罗塘河之战中有所斩获，获得了“黑神”的外号。湖广地区威望很高的何腾蛟败亡后，张先璧就暂时脱离了组织，不过还算是效忠永历朝廷。后来他被冯双礼打败，就向孙可望表示臣服。当然，是不是真的臣服，孙可望是比较怀疑的。但这并不妨碍孙可望利用张先璧，所以，张先璧也参加了此次反攻。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表示孙可望联明的诚意，另一方面也带有借机削弱南明军阀力量的意味。而让他跟刘文秀一起出兵，也是为了就近看着他。后来，张先璧做到了沅国公，因保宁之败，遭到孙可望的杖杀。
王复臣是张献忠时期的水师左都督，他也是孙可望的心腹大将之一。张献忠时期的几位都督，在孙可望掌权后，基本都投靠了孙可望，王复臣也不例外。
王复臣是张献忠时期的水师左都督，他也是孙可望的心腹大将之一。张献忠时期的几位都督，在孙可望掌权后，基本都投靠了孙可望，王复臣也不例外。
原前军都督白文选也是张献忠时期的五大都督（不含水师都督）之一，因在战斗时伤了脚，所以被称为“跛将军”。他在张献忠死后跟随了孙可望。这次他是单独领兵，配合主力行动。白文选后来成为李定国的亲信重臣，被封为巩昌王。
广国公贺九仪是孙可望手下的总兵，但他并不是属于那种特别忠诚的人，而是一个有野心的跋扈将领。在是否册封孙可望为秦王的争议中，他坚决地站在孙可望这边，直接杀害了反对册封的大臣。孙可望叛变后，他拒绝了孙可望的拉拢。清军发动进攻后，贺九仪虽然追随李定国而去，但因拒绝李定国的召见，而在几日后的拜见中被李定国重杖而死。
杂牌
东线、西线除了以上这几位重要将领外，马进忠、马宝、袁韬、武大定等杂牌将领也跟随出击。只不过，马进忠和马宝的分量比袁韬、武大定等人的分量要重。
马进忠外号“混十万”，算是中立派的代表，身上没特别明显的派系色彩。他的经历也比较复杂，先是在李自成的手下带兵，后来又投降了明朝的左良玉，并成为一个重要将领。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投降清朝后，马进忠又归附何腾蛟，并与李自成的部分余部合营组成“忠武营”。可以说，他一直保持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并未完全听命于某个势力。在大西军控制朝廷后，他又与大西集团合作，李定国对他很重视，有意跟他结交。马进忠后来被晋升为汉阳王。派这样的一个人跟随李定国出击，自然也有利用和牵制他的意味。
马宝外号“两张皮”，他的背景也比较复杂，算是骑墙派的代表。他幼年时因杀人而入狱，后趁机越狱加入农民军。之后，他又跟随李自成的部将高杰投降明朝，高杰的部下李成栋降清后，马宝亦跟随投降清朝。后来，李成栋反正，马宝也跟着反回来。李成栋死后，马宝崭露头角。两广被清军占领后，马宝潜伏于山谷中，直到李定国桂林大捷后才再次出山。后来他又投靠孙可望、李定国和吴三桂，并为保存吴三桂家族的血脉作出了贡献，被明朝封为淮国公。
连环画里的李定国
袁韬也是杂牌队伍的代表，他曾经是地方武装“摇黄十三家”的领袖之一。早年，他因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而投靠强盗，然后自称为“争天王”。需要指出的是，“摇黄”是一群以抢劫杀掠为生的流氓“土暴子”武装。该武装所到之处，“人烟俱绝”。这支武装暴虐到什么程度呢？曾有目击者说：“这群土匪将被抓的人绑在树上，然后在他身上戳洞，最后再将被抓的人的肠子弄出来，缠在他身上取乐。对那些被掳入营的壮丁，这群土匪则是用湿牛皮条将他们绑起来，在脸部也刻上标记，这样就没有人能逃脱，他们成了这些人可以随意处置的奴隶。”这支土匪队伍中的袁韬后来投降了明朝，混了个总兵的职务，并成为定虏侯。永历五年（1651年），袁韬被刘文秀收服，成为孙可望的随营护卫。永历十二年（1658年），他被李定国认定为“党逆”，只不过因为他是内应所以没被处理。可见，做过地方土匪的人实在是上不得正经台面。
武大定的背景也比较复杂，他算是独立武装的代表。他原是小红狼的一个偏师，外号“黄巢”，后投降了明朝的督师孙传庭，在总兵贺人龙手下作战。之后又短暂投降过李自成和清朝。不久又在陕西凤翔起兵抗清，并逐步撤退到了川南。后来，武大定与袁韬合作，杀害了四川的地方军阀杨展。在保宁之战的前一年，他被刘文秀收服，成为孙可望的随营护卫。他后来也被李定国认定为“党逆”，受到了降爵的处理，由梨庭侯降为梨庭伯。作为正规军人，他自然比袁韬这样的土匪更受瞩目，遭到处理也是自然的了。
东南
郑成功作为唐王朱聿键亲赐的国姓爷，一直尊奉唐王，可以说是唐派当之无愧的领袖，其领导的延平系在唐派中也有绝对优势。他对永历朝廷只是名义上尊奉，实则一向是独立行事。他的地位不在孙可望之下，如果说孙可望是西南地区的抗清领袖，那郑成功就可以称得上是东南地区的抗清领袖。
清人黄梓所绘郑成功半身彩像
张名振则是鲁监国系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定西系的首领。鲁王集团内部派系复杂，而以张名振、张煌言为代表的定西系算是鲁派中坚持到最后的一支抗清武装力量。作为鲁派集团的中坚人物，张名振自然只听鲁王的。他和郑成功一样，与西南的关系并不密切，孙可望给他们发信，也就是为了表明一个态度。真要他们配合自己的战略去牵制清军，显然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为了此次的全面反击，孙可望下了不少的功夫去团结各派人物。
（内容选自《战争事典006·李定国“两蹶名王”：南明桂川湘大反攻》，原标题为《集结各派：孙可望挥师伐清》，中国长安出版社2014年9月版。公众号内容由作者授权发布，对原文个别字句有改动。）
本文作者：@仙侠小定国（湖北武汉，编辑）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