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参加朝鲜战争：出发前带了一个皮箱，带的竟是这个（图）
节选自《毛泽东真情实录：1949-1976》，顾保孜著
1949年10月，毛岸英结婚以后，从中央机关先遣队调到了中央机关担任秘书、俄文翻译，同时，他继续刻苦学习中文。
1950年春末夏初，韶山地区发生了粮荒，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派毛岸英返回湖南，探望家乡人民，祭扫杨开慧烈士墓。同时去韶山调查荒情，协助当地政府解决人民的困难。
在长沙，毛岸英见到了别离20年的外祖母——杨老夫人，并和舅舅、舅妈一道，前往板仓，祭扫杨开慧烈士墓。
几天后，毛岸英冒着滂沱大雨，走乡串户，探望群众，调查荒情，转达党中央的问候。一天，毛岸英同九阿公毛泽连来到毛瑞和家，这时抱病在床的毛瑞和已经断粮三天了。毛岸英亲热地坐在床沿上向他问这问那，但毛瑞和始终不愿透露自己缺粮的情况。后来毛岸英起身，揭开锅盖一看，破旧炉锅里发出一股野菜味。再打开碗柜门，见一碗野菜放在里面。毛岸英夹了一筷子尝一尝，又拿出手帕包了一把野菜放进口袋里，准备带回北京。临走时，他含着泪花，把5万元人民币(约合现在５元)塞进毛瑞和的手里，说：“阿公，这点小意思你收下吧！等土改分到田地，日子就好过了。”
在韶山的七天中，毛岸英就用两条板凳架一个铺，睡在毛家公祠里。他和贫下中农一道吃野菜，粗茶淡饭，一起淌汗推车，抗灾自救。并和有关部门联系，建议他们调拨一批粮食，给困难户，适当解决当时韶山一带粮荒问题。群众称赞他说，岸英真是和我们心连心啊！
从韶山回来，随着全国解放形势的变化，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在毛岸英多次要求下，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到了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
初到工厂，一切生疏，该从何入手呢？
毛岸英从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入手。他找后进群众谈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增添热水锅炉，清理宿舍垃圾；改善卫生条件，办起了图书室，组织歌咏队。他搬进了原是浴室的简陋房间，日夜工作在厂里。
毛岸英在开展工作的同时，还努力钻研技术，买了大量的技术书籍，并组织干部、工人学习技术，开展技术练兵活动。在工厂开展的技术教育中，毛岸英亲自上课，组织职工学习外语。
没过多久，在毛岸英的带领下，工厂职工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和北京机器总厂的形势一样，1950年的春天，北京充满阳光、希望和欢欣。温暖的气候和充足的雨水使杏树和苹果树花满枝头。人人都在畅谈大好形势。中央决定，150万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将复员，编入国营农场。
对此，周恩来曾解释说：“我们将全力以赴投入生产和重建。”他和毛泽东估计至少需要用三年的时间来恢复濒临破碎的国民经济，至少需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来建设国家的工业化基础和“适合中国的”农业体制。
6月中旬，信心十足的毛泽东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宣布，人民解放军将大规模地裁减，因为军队耗费国家30％的收入。
就在新中国领导人踌躇满志准备为新中国建设大干一番时，没想到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经过再三考虑，党和国家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10月8日，毛泽东发布《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央确定志愿军各部要于18日或19日分批渡过鸭绿江，待机歼敌。因此，司令部要立即在北京组建。彭德怀从西北来京时只带了一名参谋叫高瑞欣，再有就是他的秘书杨凤安，其他人员要在北京选择。
在确定司令部的班子时，彭德怀考虑这个班子要小而精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包括军事、机要、秘书、通讯、翻译等人员。由谁任司令部的翻译，倒费了一番周折。开始是让军委办公厅的一位科长去，但这位科长抽不出身。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根据李克农的意图，作战部副部长李涛将军推荐毛岸英跟彭德怀入朝。
国庆节前后，毛岸英忙得不亦乐乎。他已经知道了派他入朝参战的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年轻的妻子刘思齐却患了急性阑尾炎，在医院动手术，他不得不在百忙中抽空去看望妻子，说些体贴话。
1950年10月初的一天，毛岸英跑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那里，兴奋地说：“帅妈妈，我要参加抗美援朝啦！”
出于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对毛岸英的关怀爱护，帅妈妈对毛岸英赴朝有自己的想法。
她对毛泽东一家人的情况，尤其是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牺牲太了解了，而且她对毛岸英的身世也太了解了。他是一个多么有培养前途的孩子呀！帅妈妈简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所以，帅妈妈一听毛岸英要到朝鲜去打仗，第一个反应是四个字：“我不同意！”
“帅妈妈，您别急呀！你听我说，我回国后到过农村，参加‘土改’、‘整风’，也到工厂搞了几天，但是没有体验过军事生活。在苏联倒是进过军校，搞过军事训练，也参加了大反攻，但那是胜利之师的追击，德寇兵败如山倒，没有真正地打过仗。”
帅妈妈不悦地说：“你刚刚要求从社会部调到工厂去，我当时不同意，你又再三再四地请求。好吧，刚去不久，又要上前线。”帅妈妈想了一个缓冲之计，对毛岸英说：“你不是喜欢研究政治经济吗？现在要充实中央马列学院，你可以去那儿工作。”
帅妈妈是个很有经验的组织家，她虽然眼睛不太好，可头脑十分精明。她来了个“迂回侦察”，说：“岸英，我知道是谁要你去的。”
在爸爸和帅妈妈面前，毛岸英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坦诚之人，经不起帅妈妈这一迂回战术的进攻，他不加犹豫地坦白说：
“帅妈妈，李伯伯要我去！”
“李伯伯胡扯！”帅妈妈发火了，“李克农是搞安全工作的，他又不会打仗，你听他的做么子？”帅妈妈恼怒地说。
毛岸英一时觉得说走了嘴，马上兴奋地以解释的语气说：“帅妈妈，我自己也愿意去！”
“你自己也想去？”她心里稍许平息了一点怒气，说，“不过，这样的大事，你一定要征求爸爸的意见。你爸爸同意你去，你就去；不同意，你就别去！”
毛岸英答应着，站起身就要告辞。
帅妈妈留他吃饭。这是惯例，凡是到她那儿的干部子弟、烈士遗孤，她都要留下来吃顿饭，聊聊家常，她的津贴大都花在这些孩子身上。而毛岸英跟江青合不来，回到丰泽园，看见江青老跟爸爸闹气，他也不快活；所以，他尽量避开江青，最好的去处就是帅妈妈那儿。
这次，毛岸英没有心思吃饭，他说还有许多事要办，许多地方要打招呼，而最主要的是他要征询爸爸的意见——去不去朝鲜？
毛泽东一向不把子女当成私有财产，对家务事、儿女情也看得非常淡泊，他总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千千万万接班人之一。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一点偏爱，他是很钟爱毛岸英的，对他抱有很大很高的期望。可是，在工作安排问题上，他把自己的子女，当做一个普通党员、普通工作人员，完全由组织部门去调动，去安排，去发挥螺丝钉的作用。特别是在关键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毛岸英有任何特殊的感觉。1949年12月，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去苏联与斯大林会晤，李克农护送至边境。为在边境与苏方交接方便，李克农带了毛岸英同行。毛泽东在前边的车厢里，他们在后边车厢。人们都不知道毛岸英也在车上，但毛泽东知道。到了东北后，毛泽东要随行秘书注意，不让毛岸英过境到苏联；并告诉李克农，边境交接工作完毕后，一定要把毛岸英带回去，不要让他过境到苏联，即使他的俄语水平很高，不该他参与的事，也不能参与。
他唯一寄予厚望的儿子要上前线，这对于毛泽东，确实也是个艰难的抉择。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是难以预测的，在战争年代，他已经失去了5位亲人，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为此，当毛岸英向他提出要赴朝参战时，他陷入了沉思。
毛泽东经过考虑，很快便做出果断的选择——同意毛岸英入朝，并托付给彭德怀照管。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他不去，让谁去？
当然，组织部门选择毛岸英赴朝，也是有充分理由的：一是毛岸英俄语好，二是政治上可靠。志愿军司令部确实需要有一位这样的人。既然朝鲜问题要和苏联打交道，还有苏联专家在前方，战斗中还需要苏联空军的支援，况且战争形势又瞬间万变，更少不了精通俄语的翻译。再说，毛岸英的英语也很好，一打起仗来，少不了也要和美国人打交道。
组织上选中毛岸英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抉择是正确的，毛岸英的要求也是正确的，他要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磨炼自己。但帅妈妈的想法、担心也是有道理的，谁不知道战争是无情的……
在毛泽东发出那份字字千钧的入朝作战命令的当天，一架伊尔型飞机，飞转着螺旋桨，从北京的机场起飞，在阳光灼灼中腾云驾雾，直飞山海关外的沈阳城。
飞机上，正襟危坐的彭德怀，不时用手抓粗短的头发，好像要从脑壳里抓出一串锦囊妙计似的。他不大吭声，也没心思俯瞰舷窗外的锦绣山河，而是紧闭厚嘟嘟的双唇，心思重重地思考着各种问题。他于4日从兰州飞京，5日受命，今天是10月8日，在这两三天的时间里，他这位身兼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和政委之职的统帅，仅从北京、沈阳凑了个小班子。
临时组成的班子成员之间彼此陌生，似乎也无话可谈。只是毛岸英对一切都充满热情，舷窗下的长城、大海，他都要细细地注视，生怕漏掉一个风景点似的。
飞机越过山海关，突然遇到高空大气流的袭击，顿时上下左右颠簸起来。一位打瞌睡的苏联顾问被震醒了，桌上的铅笔掉在地毯上。
毛岸英用熟练的俄语提醒他：“你的铅笔掉了。”
苏联顾问说了声：“西巴西巴（谢谢）！”把铅笔捡了起来。
这时，坐在周围的同事们吃惊了，悄悄地互相询问着：“他是谁，俄国话说得好流利啊！”
有人神秘地说：“他是毛岸英！毛主席的大公子。”
毛岸英？他也去朝鲜？人们既兴奋又有吃惊，带着惊奇又钦佩的目光注视着他。毛岸英装着什么也没听到，仍向外侧着身子看那蓝天白云。
彭德怀一行在沈阳和平街1号一幢日式小楼里住下。彭德怀住在里屋，司令部的成员在外屋搭了一溜地铺。沈阳的10月不冷不热，年轻人挤在一堆儿睡觉，更觉得有味道。
彭德怀一进屋，金日成派来的特使朴一禹次相便赶到了，见了彭德怀，如见救星似地握着彭总的手连声说：“彭总啊，你好！我受金日成同志派遣欢迎彭总来了！”
彭总问：“你们接到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了吗？”
“接到了。金日成首相委托我向你转达他的要求，朝鲜党、朝鲜人民希望彭总尽快率兵入朝。”
可是，彭德怀刚刚受命两天，对于朝鲜战局几乎一无所知。这时，朴一禹便简单地介绍战况，说：“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已经推进到平壤附近，我们已经撤退到德川……”
彭德怀最关心的是苏联的态度，他迫不及待地问朴一禹：“向苏联请求出兵了吗？”朴一禹说：“请求了，但没有回音。我们还在继续要求苏方出兵……”
送走了朴一禹，彭德怀把手一抬，把一班子人都叫了过来。
成普、海欧、毛岸英等人都来到客厅里。彭德怀巡视着每一张面孔，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马上就要参战了，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
大家互相看看，相视而笑：“没有什么想法，听老总的，为老总服好务。”
彭德怀不满意地说：“怎么是为我服好务？应该是为那即将来临的反侵略战争服好务！”
毛岸英见过大世面，带头说：“老总，您是司令员，我们把您交办的事办好，就是为战争服务。”
“好！岸英呀，你要求来朝鲜战争前线，我很高兴。我们需要与苏联大使馆和军事顾问团经常联系，我正好缺一个俄文翻译呢！你么，就是我的秘书，负责与苏联顾问联络的翻译。另外，还要在办公室做些文字工作，行不行？”
毛岸英兴奋地说：“服从命令听指挥！”
彭德怀说：“岸英啊，我们对外只讲你是我的秘书，不说你是毛主席的儿子，这样有利于工作，你同意不同意呀？”
毛岸英爽朗地回答：“我同意。”
彭总又关照成普，由他多负些责，要大家不要向外讲毛岸英是毛泽东的儿子，要口严，这样有利于工作。
可是毛岸英还有个习惯，凡到了一个新地方，住下后就要到外边逛逛，熟悉地理环境，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他到沈阳后，除了陪伴彭德怀开会，便约了一两个新朋友逛街。他逛街的目标首先是书店。
进了书店，他便舍不得离开，先是看“白书”——只看不买，临到离开时，再挑选几本；这一回，他知道要离开祖国，去朝鲜这陌生的异国他乡了，这一去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战争环境中，艰苦、危险都不算什么，没书看可是最大的遗憾呀！因此，他选了一本又一本——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达尔文传以及有关朝鲜的历史、地理书籍，几乎倾其囊中所有，买了一大摞。回到住处，他把衣服杂物从那口苏联带回的皮箱中请出来，然后把一本本新书藏进去而且嘱咐同行者：“同志，可要替我保密呀！即使在战争环境里，也得学习啊！”
同志们都很理解地点点头。
为什么要保密呢？因为中央有规定，出国作战是绝密行动，这是为了战术上的隐蔽。直到打完第一个战役，1950年11月8日我国才正式发布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带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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