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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另类”战场:中日民间抢救国宝文物的较量

发布时间:2017-07-10 栏目:专题 投稿:明亮的柜子

文|倪怡中

“日子久了,了解较深,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完全出于爱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他后来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

这是巴金百年诞辰时候发表的,他在1999年1月才修改、续写完的《怀念振铎》中的几句话,也许这是巴金发表的最后文字了,是什么引起巴金对老友这样深切的怀念呢。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发动“事变”,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日本侵略军不仅仅要占领我们的国家,而且要毁灭我们民族的文化。许多保存着重要民族文献图书馆、藏书楼都成为日本重型轰炸机俯冲投弹的目标,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常塾古里铁琴铜剑楼都遭到轰炸。8月14日,郑振铎寄存在虹口开明书店的100多箱古籍被烧毁。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除了苏州河以南的所谓英、美等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其他地方都已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上海成了“孤岛”。江南历来多著名藏书楼,作为一名嗜书如命的学者和藏书家,郑振铎眼看江南许多珍贵典籍毁于战火,幸存下来的,也纷纷被其家属出售,赡救度难,这是怎样的一种伤痛呢!他深深地感到,国难当头,抢救祖国的优秀古籍文献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义不容辞的工作,他勇敢地、执著地留在了“孤岛”。

“八·一三”以后大量珍贵古籍流失

“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许多著名藏书楼毁于战火,珍本典籍损失惨重。侥幸保存下来的,也纷纷被家属变卖换钱,维持生活。许多平时不易一见的秘籍频频出现在上海的古书摊肆上,汉口路、四马路一带书坊里,北方来的书商终日盘据。他们为利所驱,南下收书,一包包收购来的古书,捆扎成邮件待运,堆得像小山。

他们收购来的图书卖给谁呢?郑振铎通过书店的朋友打听到,大多是卖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去的。这时,上海报纸登出消息,报道中国图书流入美国情形时说:“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20万册。为数且与日俱增。”

这消息使郑振铎极为愤怒而忧虑。更重要的是,华北交通公司是敌伪机关,他们居心叵测,大量收购府县志等地方文献和有关史料文献,显而易见,是帮助他们调查物资资源,研究地理形势和行军路线,直接为他们的侵略战争服务,更进一步妄想控制我中华民族史料及其文献,达到灭亡我中华民族和文化的罪恶目的。郑振铎忧心如捣,日夜焦虑不安。作为一名著名学者,他当然知道这批图书的价值,岂忍眼见这些国宝流失呢。

作为一名著名作家,他的稿酬和版税收入丰厚,但他嗜书如命,余钱都用来买书,乃至他的夫人高君箴为了家庭生计经常与他吵架。尽管如此,他仍竭尽全力,遇到好书,倾囊收购。一时拿不出钱来,就拿自己的藏书作抵押借款,也要将书买下。

有一次为了筹钱,他将自己珍藏的七十种明清书刊传奇杂剧、十几种明人集,分两批出让给北平图书馆,得7000余元。他想,卖给图书馆,书还是属于国家的,而且得到的这笔钱,又可以收进许多珍本书,使其不流散出去。这是非常值得,非常划算的。他用这7000余元钱收购了八九百种古籍。只靠他个人的微薄之力,即使把他的藏书全部卖光,也只是杯水车薪。他在《劫中得书续记》中慨叹道:“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文物的事问郑振铎好了”

上海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为安全计,郑振铎把“国家级”的珍本80多种,托徐森玉带到香港,再转运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到这批书后,曾开了一次展览会,轰动了整个山城。其余3200多部(30000余册)珍贵古籍也陆续从邮局寄到香港,由许地山先生负责收下,并打包装箱,准备运往美国庋藏。不料未及运出,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这批书被日寇劫去。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驻日代表在日本帝国图书馆发现这批书,经交涉追回,计107箱。

郑振铎为首的同志文献会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以中央图书馆的百万元扩建费收购了大量珍贵的文化典籍。其中珍贵的“善本”有4000种左右,已经抵得上当时北平图书馆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善本书库的总数了。现今台湾的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几乎全是由同志文献抢救收购的。徐森玉在给蒋复骢的信中说,郑振铎他们“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苛,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郑振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为民族为国家抢救收购散佚的珍贵文献,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自己也说过:“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后来,黄炎培、褚辅成、冷、章伯钧、傅斯年和左舜生等六人去过一次延安,据说在一次座谈会上,黄炎培先生向周恩来副主席提出,南方文物多,应当如何保护处理。毛泽东主席在一旁立即回答说,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好了。郑振铎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这样说,是对他在上海孤岛时期抢救国家珍贵文献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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