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警示录-世界人民需要和平
历史已经定格，只有客观面对；现实正在前行，必须直面正视；未来应当开创，需要不断积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下就中华民族历史当然一瞥的抗日战争及其之前的甲午战争，权作剖析，以期找到所以那样状态那样结局之真谛：
第一、甲午战争
面对刚刚结束的甲午战争，彼时日本政坛老将伊藤博文这样慨叹：如果坚持下去，失败的一定是日本。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即将的展示是否反诘，怎能坚持下去？
1894即农历甲午年，适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不知是她生不逢时，还是小日本太不把大清国放在眼里、太不把一言十鼎（九鼎至大，但皇帝受之使然，只好臆加）的老佛爷当回事了，总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在这一年，日中甲午海战正式爆发。还有就是北洋水师，也太不识时务了吧，六十年整整一个甲子，多难得啊，一生能有几回。
再说了，不就是建个园子同乐同乐嘛，尽着铺张又能开销多少，难不成诺大个北洋水师就差这几两银子？所以到头来你尽管打你的“甲午”，我照样办我的“甲子”，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自不相干。纵然那边战事再吃紧、补给再短缺，这边依然乐在其中。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天皇率先将部分俸禄捐助海军，此举一出，举国上下纷纷慷慨解囊。
应当指出，天皇俸禄即便悉数捐出，对整个海军来讲，也不过杯水车薪，但他的榜样、对军队士气的提振，尤其是对军事战略的作用和影响，确是其他任何人任何行为所不能比拟因而不可估量的。正是由此，日本海军实力明显增强，士气斗志更是空前高涨。如此巨大的反差，最终的战局不是一边倒的状态，难道还有别的选择？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因此，如果一定要牵强，慈禧此举或许多少情有可原的话（排除那样铺张、那样不合时宜），那么几年后的一幕，就太不可思议、太不可理喻了——以正常为前提的话。当八国联军攻入京城时，他竟置大清国是、子民于不顾，只是带着皇帝仓皇出逃。这样的壮举，不能不说是之后大小列强瓜分豆剖、恣意践踏我中华民族，使之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根源所在。这样的国君这样当道，国之不祸民之不殃，真不知人类还有否祸国殃民。
谈到甲午战争甚至整个晚清，有个人不能不提及，那就是长期身居高位、实际掌控军政大权的李鸿章。就对甲午影响而言，甚至较之慈禧，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整个战局事实上的“操盘手”就是这位李中堂。或许人们更多的认识李鸿章是从签署《马关》及之后不久的《辛丑》两条约开始的，而这里仅举两例，对甲午战争的影响与作用似可见一斑。
一是签订《天津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中日两国均不得派员驻朝练兵，今后朝鲜如遇变乱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派兵，均应首先互相行文知照。显然，单就条约本身的确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似可看作平等条约之范本，但如果了解了条约形成背景之后，这样的恭维恐怕就只有彻底销声匿迹了。
首先必须明确——这是最大的背景，在当时，朝鲜并不是主权国家，只是一个藩属国，而这个受之藩属的宗主国正是中国。其次，尽管日本早有觊觎中国，因而不时插手朝鲜事务，但一直以来中国在朝宗主国地位还是稳固的。就在《天津条约》签订前几个月，日方还精心策划了旨在实际掌控朝鲜的军事政变，史称甲申事变。只是事变伊始，驻朝督军袁世凯及时派兵并很快平息叛乱，同时已将日本“准侵略者”赶出朝境。但不知何故，仅仅几个月后，李鸿章竟与伊藤博文就所谓朝鲜事宜进行谈判，并最终签署了变相出卖主权的这个条约。
条约的签订，无可挽回地将本来只属于中国自己的宗主国地位拱手分让与日本，这不能不说是为之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因为这场以《中日马关条约》签署为标志、以台湾等诸多割地及巨额赔款这样中华民族空前屈辱为代价而宣告最终结束的日中之战，侵略者正是以朝鲜为跳板攻入中国的。
二是“长崎事件”。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中国军舰至日本长崎进行例行维修，水兵照常上街购买生活用品，不巧与日本巡捕发生口角，造成双方各伤1人。本来事情并不大，但日方竟在事发两天后纠集大量警民群殴中国水兵，最终酿成中方死5人伤几十人的恶性事件。可气更可叹的是，当时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只是一味息事宁人，竟至如此膨胀的日本排华激情于不顾，不但刻意隐瞒实情，还向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谎称，伊藤博文有意和解。的确没过多久，伊藤便至信李表示愿意和解，之后便在二人书信往来中，加之在英德调停下，最终达成双方均不追责的所谓协议，“长崎事件”就这样“和平”解决了。
尽管对事件的性质中日史学界至今各执一词，但由日方刻意扩大事态及其所以发生的准军国的滋生与迅速蔓延，却是不争的事实，八年后的甲午海战就是最有力的实证。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当时那种态势下，以北洋水师的实力，完全可以借机将摇篮中的日本军国彻底摧毁，以绝此中华民族世纪灾难之后患。也许李鸿章或有更多更深的考量，但国家大局民族大义绝不在首列，因为以他经历的资深、对事件的洞察以及对未来的预测，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甲午战争的避免是完全可能的。李鸿章一直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看来国家民族利益远未至上，毕竟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抗日战争。
与甲午战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抗日战争是以中国人民全面彻底胜利而宣告结束的。但所以坚持那么长久、付出那么巨大的代价，留下来的深思与反省也许并不亚于甲午。
这场以其空前浩劫载入史册的中华民族灾难史，自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开始，经历了整整8年的艰苦卓绝，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侵占东北算起，则持续了近14年之久。无疑东北人民付出了比同胞们更多的血泪，对此全中国人民决不应忘记。
而抗日战争所以能够最后胜利，国共合作是面旗帜，第二次国共合作能够成行，当时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功不可没，至于说到西安事变所以爆发，则不抵抗政策当记首功。正是在“不抵抗”天网庇护下，侵略者如入无人之境，很快便霸占东北全境，同时更为之后的全面侵华做足了准备。而全面战争爆发后，“攘外必先安内”的深入，给本就硝烟弥漫的中华大地更增添了一道抹不去的浓重阴霾，给本就混乱的局面更增添了一丝难以消弥的恐怖。针对新四军军部蓄意制造的“皖南事变”更是将这一恐怖推向巅峰。
如果说以上叙述系当局层面上所为，以下即将展示的就是具体所做，仅举二例足矣：
一是东北军的命运。“9.18”之前如何不想赘述，但自日军侵占开始至大踏步践踏直至最终全面占领，东北军在家乡人民中的口碑的确每况愈下。而西安事变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所以如此，与其说是军人特有的素质，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视死如归和责无旁贷成就了他们，不如说是最高统帅给他们提供了准确地说是创造了绝佳机会，尽管这一创造看起来更像是自己所为。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被软禁，群龙无首，做足了口实，于是东北军便有了全面抗战以来第一支开赴前线的正规部队这样的殊荣，更有了战争中被分割被瓦解最终事实上亡军这样的厄运。
如果说张学良此次“兵谏”如他自己所说毫无一己私利而只是逼蒋抗日的话，那么这个被逼的蒋某人，至少之后的作为就只有一己私利在猖狂在左右了。作为三军统帅，不是出以公心平以待人，只是耿怀恩怨而左思右想，不是高瞻远瞩而运筹帷幄，只以亲疏远近而调兵遣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样的“率先垂范”，无疑全军上下都在一心自己的小“九九”，这不能不说是国共合作及以此为标志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所以那么艰难的根本原因，也不能不说是之后解放战争中，号称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全军覆没的致命痼疾。
二是因人而异。如果说以上的叙述也不过是因人而异，那么以下的异，一定更具体更异。在一次最高军事会议上，蒋问时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能用于作战的飞机有多少，周不知所措，战战兢兢拿出空军军力配备图，当看到总共只有300零几架时，不禁勃然大怒：怎么就这么几架，那么多经费都用到哪里去了。但当周说出真实原委时，这位不可一世的三军总司令竟只是不由自主的拍了下桌子，有气无力的说了句，没有空军一样可以抗战。那到底是怎样的庐山真面目令蒋如此前后判若俩人呢，是这样的：
周至柔为了讨好蒋介石，特邀第一夫人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只是这位秘书长非比通常秘书长，因为作为他的顶头上司的航空主任周至柔，不说事必躬亲，大凡重大事宜倒是早请示晚汇报。面对购买军机这样巨额经费如何使用的“头等大事”，后者怎敢擅作主张。请示夫人后她美其名曰，国际上军事装备更新换代很快，现在购买了，到用时可能就过时了，所以不如先把钱存起来，到时再行购买。于是就有了全部军费入驻境外银行并最终大部划入宋氏个人账户这样的壮举，就有了面对包括强大空军在内的侵略者大兵压境的危机而国军空军实际战斗力几乎为零这样的窘境，就有了蒋委员长那样手足无措而有气无力，就有了如此巨大反差的精彩呈现。
至于这位第一夫人抗战期间有多少类似壮举，这里不予赘述，只想说明二点，一点是，不管当初是否确为国家利益考虑，之后是否确是国际市场不可预测所致，最终大部划入个人账户只是中饱私囊而绝非利国利民之举却是不争的事实。另一点是，作为第一人的蒋介石，在如此正规如此严肃的场合如此一反常态如此前后判若两人，没有切肤缘由，势难成行。到底怎样的缘由，就是一直以来根深蒂固的因人而异。说到这里不妨作一大胆假设，如果这样挪用军费的不是他的夫人，而是另有其人，比如说周至柔，结果会怎样呢。还会不由自主而那样有气无力吗，绝不会。结果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勃然大怒的继续下去、直线上升，他一定会正言厉色：一定要严加追究，军法从事。同一件事情因为作为的人不同，结果从最初的态度到最后的处理，迥然相异。一方面是第一夫人的恣意，另一方面是第一人的纵容，这样的“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推而广之，积习成癖，不能不说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彻底丧失整个国家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以上的叙述，尽管所处时期不同，甲午也好，抗日也罢，尽管各人自有其有别于其他任何人的特别之处，无论慈禧还是李鸿章，抑或蒋介石还是宋美龄，尽管他们各自代表从而决定的结局最终迥异，但作为决定和支配他们行为的意识和潜意识却是何等惊人的相似，如出一辙。这就是私利至上，一己核心。新中国首任总理周恩来曾经说过，抛开私利很容易形成共识。那么反过来，不能或者没有形成共识，是否就是恪守私立所致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不是帝王尊严至上，哪来“甲子”与“甲午”并驾齐驱的千古奇观，不是私利为上国家民族置后哪来军国蔓延以致甲午战发，不是一己核心肆无忌惮，哪来侵略者的如入无人之境及全面战火的迅即引爆，哪来皖南事变的千古奇冤，进而抗战的空前艰难与无奈久长。
诚然，“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说到底，决定人类命运和历史走向的是人民，也只有人民，这是人类进步、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大方向，毋庸置疑，不可更改。但一定发展时期、一定历史阶段，民意被强奸被扭曲，因而在历史进程中走些弯路，在所难免，实属正常。上述二场侵略中国的战争就是此类的经典范例。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对真实历史的蔑视与无知，而今作为灾难亲历者后人的现代人，我们就是数典忘祖，就是对历史的犯罪，就是愧对先人，罔顾来者。
历史已经过去，不能忘却，战争已经结束，必须记取。我们记住历史，不是伫留记忆，而应立足现实，借助对历史的反思，以使悲剧不再重演，以更好有准备的面向未来；我们记取战争，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灾难不再重现，因为灾难的隐患尚存、战争的危险还在。历史的悲剧必须刻骨，战争的惨痛必须铭心：弱国无外交，落后一定挨打是不变的法则，更是先辈的教训，而所以落后，首先不是物质上的，诸如经济、装备等等的落后，根本的主要的在于意识方面，在于掌控国家命运的国家意识的衰败，以及受制于国家意识的主流民意的落伍。而所有这些，追本溯源，一句话就是私利作祟。因为一己核心，私利膨胀，自以为是，各自为政，势必难有共识，难成合力，势必内讧，以至于国家民族危亡这样非常时期降临时仍然难解难分，从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不攻自破啊！没有坚持下去的甲午，坚持的太过长久的抗日，无一例外的都是血的惨痛代价。
当然物质的状态，经济、装备等等，无疑是国家实力的标志与体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国家意识的与时俱进，没有主流民意跟上时代的步伐，经济国防实力的增强和发展，只是枉然。甲午战争前，至少与日本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中国的武器装备并不算落后，以致最终败的那么不堪。所以那样一边倒的惨败，应当说根本上就是意识的衰败与落伍，就是没有共识。“坚持下去，失败的一定是日本。”难道不是最有力的证词？
好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合作，以此为核心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中华民族最大共识，终于形成了，尽管太艰难，到来得太晚。这太难得太珍贵了，所以难得，因为形成的太艰难，到来的太晚，所以珍贵，因为这一共识的形成，铸就了抗日战争最终全面胜利最坚实最牢固的基础。“兵民是胜利之本“，所谓兵民，在这里，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是国共合作及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全国上下不分民族党派，不论宗教信仰，勠力同心，一致对日。正是这一全民共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将最后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从而笼罩中华民族半个世纪之久的半殖民时代最终宣告结束，从此“东亚病夫”的“殊荣”亦将永远归于历史。
当然也应该看到，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共合作即宣告完成其历史使命，但全民共识并没有因此消散，相反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更加坚定更加稳固。“中流砥柱”到“坚强领导”的发展，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历史不堪回首，必须直面，现实经历严酷，只有正视。二度上台以来的安倍的所作所为：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争端的升级，针对二战的“安倍谈话”的出炉，“新安保法”在二院的强行通过”以及随之而来势在必成的《和平宪法》的全面彻底修改。这样的步步紧逼，环环相扣，绝不是信手拈来，随想随行所能简单济事的，而只有经过蓄谋已久的精心策划才成为可能。如此的用心良苦，很明显目的只有一个，复萌军国，引向战争。而绝不是如当事人自己所已表白，为了和平。因为和平不需要向外派兵，因为向外排兵只是侵略的专利，更不需要废黜《和平宪法》，因为以和平为基本宗旨的根本大法的废黜直接就是对战争的默许。
对此，13忆同胞一定要有清醒而足够的意识，保持高度的警惕与自觉。而同时甚至更应警惕与自觉的是：被侵害着所以能够受到无以复加，的侵害，侵害着的丧心病狂、惨绝人寰，无疑是不可否认的根源，但后者所以能够那样肆无忌惮，以至顺理成章，前者的无知无识，从而由无知无识必然形成的无力，不能不说是另一层面根本性原因。没有这样的意识，先辈们的血可能就白流了，因为我们可能永远被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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