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作孽：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何举令国人失望
1945秋，中国历史突然翻篇，揭开了灰色一章。民国还都南京后，国家的精气神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不是“向前进”，而是“向后转”——
在抗战中凝聚起来的同仇敌忾逐渐消退，随之而来的，是精神旧病复发。所有的老毛病都回来了。腐败、内讧、奢靡、涣散，一一重现。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本来可以通过重庆谈判让中国结束多年的内战状态
抗战前的那些贪腐官员，在抗战胜利后，就像食腐动物闻到腥味一样冒了出来。他们大多是有欲望没信仰的“商人”，是抗战时躲在民族英雄后面的精神侏儒，如今坐享其成，回来又掌了权，自然要贪欲横流。
“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之前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现在是“官员一场宴百姓一年粮”“崽花爷钱心不痛”。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本来可以通过重庆谈判让中国结束多年的内战状态
这些个人利益至上的官商，根本不把国家与民族大义放在心上，他们只想“浑水摸鱼”“积攒家业”。他们人生的最大追求，是房子里面大箱小箱装满钱；他们最痛快的事情，就是回到家里，把门一反锁，坐在房里，看着钞票吞云吐雾。
当然，抗战胜利后，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丧失了忧患意识。就当时精神下坠乱局，民国著名学者殷海光心急如火，曾发表《赶快收拾人心》一文，痛切地说：
国民党内部的贪腐成风也令蒋介石一筹莫展
“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特权豪强如故。”
显然，这种精神废弛的状态，上下都看到了，却得不到及时根本治理。
国民党内部的贪腐成风也令蒋介石一筹莫展
早在中世纪的宋代，就有华夏有识之士看到民族精神的起落架，无外乎“内治”二字，专权则落，分权即起。近代晚清，更有启蒙者指出，华夏民族不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完全可以走出“朝代更迭之兴亡怪圈”，达到万代不衰。那就是国家统一而自治，不是“大一统”，而是“大联统”“小政府”，中央政府分权于地方政府与国民，让人人享有自由和权利，“以大治小，精神必不能到；以小治小，则烛之必无不明”。
遗憾的是，在复兴的路口，中国政治这把方向盘再次偏离了方向。抗战胜利后，国家民族要新生，政府理应更换新鲜血液。而民国总统蒋介石此时却被“民族英雄”这顶高帽压昏了头，忘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教诲，萌生私念。他视国家为党产，逆世界潮流而动，延宕民主，遂唤用了一群群“食腐”旧官僚。这些“食腐官僚”，一不爱国，二不爱民，只有一个处事原则：唯利是图。但正是他们，这些形形色色的庸官贪吏构成党国政权的社会基础。因为你既不肯“还政于民”，民选新公仆，则必靠固有官吏。这些固有官员，败血实属必然——国已姓蒋，爱国何用？民无权利，爱民何益？中饱私囊才是他们效忠党国的唯一动力。而党府这边，即便深知党干腐败透顶，也不得不用。如果对贪腐党干一概不用，或对贪官污吏斩尽杀绝，那么党国政权靠谁维护？
蒋介石直到彻底失掉江山也无力改变局面
所以，国必先私而后朽，“家政”才是腐败的源头。在这种情形下，国民政府即使反腐动真格，亦难见成效。道理很简单——“家天下”反腐，如同围着粪坑打苍蝇，粪源不除，蝇虫怎尽？
想当年，抗战起烽火，华夏民族面临“亡种之难”，即便是贪腐成性的官员，在大环境的感召与震慑下，为了“图存救亡”，也不得不紧绷起精神。看现在，亡国无忧。于是，沉渣泛起，鸠占鹊巢，党府党干带头及时行乐，社会风气江河日下，民族精神一泻千里。
蒋介石直到彻底失掉江山也无力改变局面
图存已就，痼疾复发。疾在腠里，难下痛手。官风不整，国风难振。就这样，复兴梦一瞬即逝，再次落空。中华抗战，民国虽收复了国土，却复失民族魂。这段痛史虽然短暂、如烟飘过，却留下了世纪长考：
一个民族的精神，可以靠短暂的灾难来激活振作，但却不能靠短暂的兴奋来持久提升，和平之日汉魂“造血保鲜”始终是千年困扰华夏民族的一个纠结点，此结不解，“第四纪华夏人”之新生恐久久飘荡于远山的呼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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