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战线史：公开场合地下党如何隐藏自己
从特科建立起，周恩来等领导还规定，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其重要原因也在于上述手段是一柄双刃剑，若以此对敌也会腐蚀自身。1931年以前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的堕落过程，便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教训。
顾顺章此人很早参加工人运动，勇于冲锋并担任过上海工人纠察队长，不过却染有流氓习气。他担任特科负责人后，借口工作特殊，经常拿走中央半数以上活动经费且开销不受监督，还嫖娼、吸毒。这种道德上的堕落同党的原则和要求格格不入，顾顺章便心怀不满筹划投敌，于1931年4月在武汉被捕后马上叛变，并提出愿出卖中共中央机关全部住址。幸亏潜入敌特机关内的钱壮飞译出了武汉方面的来电，由李克农提前在上海报警，才使中共中央几十个机关、几百人连夜转移，免除了覆没性灾难。
在当年的隐蔽战线斗争中，中共地下组织不仅把反对奢侈当作防止自身成员腐化的重要一环，同时出于经费所限和避免暴露，一般也不允许成员过豪华生活。近些年一些影视剧的编导迎合社会上追求奢豪的潮流，设计的地下工作镜头尽是灯红酒绿，由俊男靓女在高档歌舞厅、宾馆接头。我父亲在抗战后期曾由八路军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参加过地下斗争培训，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担任过隐蔽战线的部门负责人。他生前看到电视上出现这类镜头便曾叹息说，当年共产党组织经费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维持豪华生活，何况这类举动从历史背景角度看也违反了隐蔽斗争战线的基本原则。
世界上的隐蔽斗争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原则，便是要求“普通化”而力戒“特殊化”。西方情报界有句名言：“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周恩来早在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最早的工作准则，便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厌。当年的地下工作人员接头，选择高档娱乐场所恰是大忌，因那里是敌方上层官员和警特乐意出入之地。隐蔽工作的纪律还要求外出人员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坐在漂亮女人身边，因敌特出于本能愿意盯着美女，对她们身边的男人自然也会引发兴趣，很容易引来盘查和留难。按照通俗的解释，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见过面后就没印象的人，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好人选。如今众多影视剧中那种刺激眼球的镜头，大都违反历史真相，不过若如实反映又不吸引观众，恐怕也是有些编导者的为难之处吧。
1946年10月，民盟总部委派邹铎来徐州开展地下工作。经宋庆龄介绍，邹铎被任命为国民党徐州陆军总医院中尉司务长(后为上尉总务主任)。邹铎遂以“主任”身份为掩护，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密切配合，在隐蔽战线上开展了情报工作。
在淮海战役打响前夕，华野徐州办事处在战略情报方面组成了严密的情报系统，可提供情报的联络点共有六处，其中地下民盟组织为其中的两处。
中共打入国民党“剿总”司令部机要处的地下工作者钱树岩负责搞清国民党军几十个军的番号、军长姓名等战略情报，而邹铎则负责了解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性格，高级将领间的相互关系，各军师的作战特点、敌军中的新老兵比例、官兵士气以及作战实力等情报，搜集每场作战后的敌人士气的变化等。
邹铎注意到，很多国民党军官住院后情绪十分消沉，于是他经常主动找他们“谈心”，为他们进行“心理咨询”，还不时为他们多开些药。不少国民党伤病员见邹铎和蔼可亲，又是医院的总务主任，在倾诉完满腹牢骚后，什么都和邹铎聊，虽然一般都是琐事，但经过分析，邹铎从中提炼出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比如一次，邹铎和一个新五军的军官聊起防御工事，那名军官告诉他：国民党军构筑的碉堡射击孔由平直射击改为向下倾斜角度射击。这个信息告诉邹铎：新五军内新兵多，他们看见解放军内心恐惧，所以敌军参谋为了不让新兵直接看到解放军，才把射击孔改为向下倾斜，这样可以使新兵的视野看不到百米以外，不过，这说明新兵们的射击有效距离也就百米以内了。邹铎迅速将这个情报报告给上级。此情报在后来解放军的进攻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当时，中共华野外线工作组，根据地下工作者收集的情报，汇编成一份《徐州敌军防御工事》报送给粟裕。但粟裕对这份材料提出疑问。因为根据这份材料，国民党徐州防御工事比济南的工事脆弱，其工程质量可以说不堪一击。因此，粟裕责成外线工作组再进行一次复查。邹铎接到任务后，以看望归队伤兵的名义，对徐州市内国民党军的各个据点、工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由于平时和住院的国民党官兵很熟，因此迅速摸清了情况，证实了此前我军关于国民党军的确没有依托徐州城顽抗企图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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