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时代的妥协
当河南安阳西高穴墓被各色的惊叹、疑惑及莫名的兴奋所缠绕时，一千八百年前的曹操以另类的方式再一次地诠释着他本身在我们文化心理中所折射出的暧昧与骑墙。
“红与黑”的纠缠
在“奸雄”形象被固化为民众心理之前，曹操的口碑实则并非如后来那般尴尬。
魏武挥鞭的影像还在刚刚过去的岁月中跃动之时，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亲历过三国时代的陈寿当然不会无限上纲上线地吹捧，他的话至少代表了一种“当下的真实”：如果没有曹孟德，那汉末的烂摊子不知如何收拾。而与陈寿同时的陆机则在《辨亡论》中说：“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对曹操的功业持肯定态度，但对其“虐民”颇有批判。
到了唐代，太宗李世民则以英雄惺惺相惜的笔调赞誉曹操：“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而史家刘知几可没那么客气，直斥曹操“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简直可以说是破口大骂了。
宋代是曹操形象发生根本性逆转的节点，论者常常将苏东坡在《东坡志林》中的记载作为当时时代心理的反馈：“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很明显，“尊刘抑曹”的倾向在北宋已成为大众社会心理。而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则在《通鉴纲目》中斥曹为“篡逆”——尽管这种篡逆在形式和事实上并没有完成。
不过即使如此，在宋代，对曹操的评价也非一边倒地肆意抹黑。即便是在对曹操并不抱友好态度的《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也还是承认曹操“知人善任，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辛弃疾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写道：“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是把曹操作为英雄来看待的。
南宋以后，正统观念强化，曹操形象也就向“奸臣”的轨道持续下滑，但赞誉者仍不乏其人。金元之际的元好问曾写过“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明人张溥指出：“周公所谓多材多艺，孟德诚有之。”“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尝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也。”清代陈祚明写道：“孟德天分甚高，因缘所至，成此功业。”
但这些持褒奖态度的“精英们”的言论，显然是不可能对大众产生多大影响的，参与时代心理构建的，首先当然是时代需要，其次便应该是能对大众意识迎合并产生导向作用的文艺形式和文学作品了——这当中，自然首推《三国演义》。
在《三国演义》大行于世之后，此前所有“红与黑”的并行不悖便渐渐屈从于单一底色的“民意”中了，曹操的尴尬由此浮现。
粗略梳理一下曹操形象的演化，可以感受到，纠缠于这一形象的营造因素，来自方方面面，既有好恶不同的“个人意见”，更有历史当下呼唤的“时代意见”。有论者说，之所以在宋代之后，曹操的形象大损，恐怕是由于积贫积弱的汉民族，面对强悍的游牧民族的侵凌，所反弹出的一种“人心思汉”的本能。作为打着“皇汉”正统旗号的刘备的对立面，曹操也就难以全身而退了——何况他儿子还真不客气地让汉献帝乖乖地腾出了位子。
除此之外，曹操的一些做法确有很多令人非议之处。当曾经的事功随着一千八百年的沉没而成为后人无关痛痒的“彼岸”观照物时，人品和道德成为人性中更为切近的题目，被人翻来覆去不停地咀嚼着，曹操的“酷虐变诈”便成为鞭挞的宣泄对象。当人性被从现实的建功立业中剥离、抽象出来时，曹操的形象无疑有了更多的变数和更强的可塑性。
“道德洁癖”的破产
“英雄”也好，“奸雄”也罢，在成型前，都必然要经历过一个成长期，而曹操的成熟，便是与时代的不断磨合相同步。
出身于“富二代”（或者说是富三代）的曹操，应该说在事功方面的自觉是比较早熟的。尽管曾经和袁绍这些纨绔少年伙伴有过抢新娘子的恶作剧，但这只是他成长时期中倏忽而过的插曲。如同很多刚出道的年轻人一样，曹操是怀着“治世能臣”的抱负走上仕途的。在他担当的第一个职务洛阳北部尉，也就是京城副县级公安局长的时候，曾经不畏强暴，将很受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叔杖死。尽管我们可以从这一事件中读出曹操本性中的嗜杀和阴狠，但在致君尧舜、澄清宇内的政治理想下，这样的指摘当然显得无足轻重。相反地，青年曹操身上表现出的，更多的是理想主义和道德至上的文人气息。在“后党锢”时代，向皇帝上书，为被宦官残害的窦武、陈藩摇旗呐喊，风险是很大的。但曹操这么做了，他上书说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等等，这简直就是和权倾朝野的宦官集团公开叫板了。估计要不是背后有人“罩着”，曹操当时便会有掉脑袋的危险。
等到乱象已显、大局渐紊的时候，青年曹操还是在很多场合表现出了自己对传统儒家政治信念的坚持和不随波逐流的“道德洁癖”。
当汉末黄巾起义后，曹操当上了济南相，当时“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曹操毫不犹豫地将其中八个人的位子给撸了。在升为东郡太守之后，因为当时“权臣专朝，贵戚横恣”，曹操不愿违背自己的政治理想，经常与当权者发生冲突，最后为了避祸，索性称病辞职了。
董卓上台后，为拉拢曹操，推荐他为骠骑校尉，曹操不吃这一套，自己改名换姓跑了。等到关东各路州牧联军讨董时，曹操带着自己的几千人，满怀热忱地投入到这项他视之为崇高而正义的事业中去。在诸军逡巡不前时，曹操慷慨陈词：“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之后独自西进，结果被董军杀得大败，差点把小命搭进去。——如果此战曹操“光荣了”，那么他便真要成为千古烈士了。
当捡了一条命回来的曹操返回联军驻扎的酸枣，看到的是一帮各怀鬼胎、醉生梦死的军阀时，这对他的刺激是非常深的。史书中没有明确写明曹操思想是何时转变的，但这次刺激恐怕是诱因之一。当“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地践踏后，其激起的反弹，会令这个曾经富有“道德洁癖”的青年朝相反的方向走得更远。他也许会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从小接受的正规教育那一套，在这样的时代里，是无法诠释现实的，而这个乱世盛行的“潜规则”，恰恰才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本。
“道德洁癖”的被抛弃，大概就是曹操向“英雄”或者“奸雄”迈进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追寻乱世的行为法则
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其出发点很有点像理想中的“实验室环境”，但在现实中，却不会有那么纯粹的真空让你去检验人性的本真。可行的，恐怕还得是与时代的交互塑造。
曹操的“道德洁癖”是在一个相对安定的时代被认可和接受的，但当汉末陷入一个真正的乱世后，挣扎于时代中的精英，其道德感和价值观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分化、混乱与重塑当中。
乱世是个大杂烩式的综合体：政治混乱、权柄失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等等，但在精神层面上的表现则集中而单一——道德沦丧及随之而来的信任感丧失。
曹操所追寻的，便是在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乱世，所能生存并壮大的法则。
也许会有人说，曹操曾经的“道德洁癖”恐怕是肤浅而虚伪的，否则，面对这样的乱世，大不了一避了之，洁身自好。这样的做法不是没有标杆，同时代的管宁不就跑到偏居一隅的辽东，天天“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嘛，直到一千多年后文天祥还在《正气歌》中吟咏“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表现出无限景仰。但问题是，作为书生和道德楷模的管幼安可以这么做，但立志做一番事业的曹操却不能这么做。在洁身一人与志存天下之间，曹操无疑选择了一条更具责任感也更具艰险的道路。有担当、有野心、有气魄——这也许就是曹操之所以成为英雄乃至奸雄的内在源动力。
从此，曹操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便不再纯粹，但却更富有弹性和实效。
拔乱世于泥淖间，其最后的归向当然是重建普世道德和信任感，使价值取向有个大致分明的界限。但重建的道路却可以迂回曲折一些，在汉末的乱世中，曹操恰恰将这个度把握得最有伸缩性，也最具运作空间。
不妨将政治道德标杆刘备刘皇叔的标准拿出来晒晒。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曾如此归纳自己的价值观与曹操的区别：“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以操相反，事乃可成。”这虽是小说家言，但也大致说明了刘、曹在乱世中追求的不同法则。在正史的《三国志》中，刘备给儿子的临终遗言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刘备（至少在表面上）尊奉的标准。但相对于刘氏标准的纯粹，曹操的路线则显得芜杂了许多。
就拿用人标准而言，刘备是“惟贤惟德，能服于人”，说白了就是最好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其实还是传统道德洁癖的反映。但曹操的转向就显得极端多了。
在三次著名的《求贤令》中，曹操大张旗鼓地高举“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旗帜，甚至对于那些“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要“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就大大拓宽了选材任人的范围。事实上，在曹操的圈子里，才华出众而颇有道德瑕疵的不乏其人。比如说郭嘉“不治行检”，许攸“贪而不智”，个人品行上都有点问题，但曹操对此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这就使得曹氏政权吸纳了当时最多的人才，更为西晋的统一全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就个人的行为而言，曹操的确表现出了政治家乃至政客的冷酷与残忍。作为傀儡的汉献帝在忍无可忍之际，发出了“衣袋诏”，指望着国舅董承等人讨曹。事败后，“曹操杀承及王服、种辑，皆夷三族。”如果说对待政治敌人的无情打击是那个时代的“通行法则”的话，而曹操在攻打徐州时的屠戮百姓则是典型的嗜血暴行。“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的曹军扫荡后的情形，与曹操在《蒿里行》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哀叹恰成为研究人格分裂的绝佳材料。在乱世中，曹操在悲天悯人与残忍嗜杀的两极间都展现出了同样令人不可琢磨的真实。也许对于曹操而言，放弃单纯的求德求仁，转向更为实际的政治、军事手段，是达成最终崇高目标的必须支付的“血的代价”。
当曹操以自己的包容、隐忍、残酷甚至阴狠来将之前的纯粹道德观涂抹得支离破碎时，也许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条在乱世中最为“原道德”的法则——光明正大的目标下，一切的不择手段都是可以原谅的。
尽管这样的乱世法则在今天看起来很有些极端，但历史却似乎给了这样的法则以一个哭笑不得的旁白。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刘备说：“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尽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不二，诚君臣之圣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侠。”言外之意就是，刘备的那套尽管也弄出了名堂，但为什么没有曹操的摊子铺得那么大，关键在于“机权干略”上有欠缺。何谓“机权干略”，说好听点，就是谋略机变，说得直白点，阴谋诡诈，厚黑学而已。看来，真实的历史也和纯粹的道德观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在追寻了一辈子乱世法则，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之后，弥留之际的曹操倒是又一次地显示出了人性中固有的软的一面。尽管婆婆妈妈的嘱托颇让后世有些人不耐烦，但这恰恰显示了曹操曾有的道德信仰，真实而多情。在与乱世的现实斗争并妥协了大半生后，曹操的人性中又一次焕发出固有的率真，因为，此刻，他已经别无保留。
一千八百年折射出了无数时代的心理，毁誉交叠，褒贬接踵，但晚清的黄摩西说得好：“魏武雄才大略，草创英雄中，亦当占上座；虽好用权谋，然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对其弄权使谋，有了一番原宥和辩解，这可以说是抱有一种“历史的同情”了。曹操地下有知，也当余心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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