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农民为什么要造反？用全国七分之三的耕地承担几乎所有的赋税
1644年3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明帝国的首都北京，明朝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之下选择了自缢。但李自成并没有坐稳江山，反而是关外的清朝击败了李自成，入主中原并给中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现在的人一直对李自成的农民军持批评态度，认为是这群流寇毁了大明朝，但是这些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明朝为什么会出现“流寇”，老实巴交的农民们为什么要造反？
一、明朝后期的政治糜烂，土地兼并情况严重
在16世纪后期，万历小皇帝朱翊钧即位之时年仅10岁，自然无法处理政务，国家政事由内阁首辅张居正处理。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张居正主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重新丈量土地，使那些隐瞒下来的耕地重新浮出水面；此外推行了一条鞭法，推行赋税改革。在他的主持下，社会经济有所恢复，但是在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改革立刻终止，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既然张居正死了，那贵族和官员们再也没有顾虑了。
万历皇帝自己的皇庄就遍布京城各地，拥有耕地3万多顷。那些分封在各地的亲王们就更加不像话了，分封在成都的蜀王占据了都江堰附近耕地的70%，因为这些地区十分方便灌溉，具体有多少耕地呢？相当于四川地区11个县的总面积。分封在开封的周王更加绝，开封地区50%以上的耕地成了周王的私产。万历皇帝的弟弟潞王分封在河南卫辉，几乎占尽了该地区的耕地，多达4万多顷。万历皇帝的姑姑荣昌长公主，拥有耕地37万多亩，但她竟然还告诉万历皇帝自己“勉强糊口”。除了贵族，太监们也没有闲着，他们普遍接受民间的投献，大太监的手里最少也有一两千顷耕地。各地的官员们也没有客气，明朝后期几乎每一个像样的地方官手里都有那么几百顷耕地。最后统计的结果让人触目惊心，这些土地加在一起占了明朝总耕地面积的七分之四，关键在于这些土地不用缴纳任何赋税。换句话说，可怜的农民们要用剩下的七分之三的耕地分担几乎所有的赋税。
二、战事吃紧层层摊派，地方官员横征暴敛
万历后期，由于这位皇帝平时不理政务，在位的48年中有20年不上朝。一些上奏致仕的官员迟迟得不到批复，便自行离去，而万历皇帝认为少一个官员就少发一些俸禄，何乐而不为。这样的情况天长日久，致使大明朝的官员缺额达到了四分之一。监督和审查机构也同样如此，这就为官员贪赃枉法开了方便之门。
明朝后期，战事频发，而明朝的国库又无法承担这些巨额军费，于是只能向农民进行加征。从万历末期至崇祯时期，明朝一共向农民加征了1670多万两白银的赋税，这些赋税全部要有农民们分摊，那些贵族、官员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却不会掏出一文钱。此外到了明朝后期，朱明皇族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几十万，这些人也要靠农民们来养活，而且这些付出是额外的，不在赋税之内。既然有机会贪污，官员们才不傻，朝廷下来的赋税指标级级增加数额，到了最低级的征收部门，征收的数额已经是朝廷要求的三倍以上。官员们只需要向朝廷缴纳三分之一，剩下的被他们私分了。
农民们负担不起，开始出现逃亡。而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数额，便将逃亡农户需要承担的赋税再次分担到周围几户头上。老实巴交的农民们只希望好好生活，不到迫不得已谁也不想背井离乡的逃亡。这样的残酷压榨之下，到了崇祯登基之初，已经出现了整村整片的农民逃亡，最后一些中小地主也不堪重负被迫开始逃亡。一位前往北京上任的官员，在奏折中心急如焚的记述了河南这个中部大省的情况：他一天走了六十里路，没有发现一个耕夫，道路两边的耕地已经长满了野草。可见百姓逃亡情况有多么严重。
三、各种自然灾害成为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万历末年，中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旱灾，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湖南、湖北甚至江浙地区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旱灾；尤其是山东和河南地区，万历43年，这两地区几乎颗粒无收，起初农民吃些干草和树皮，最后开始人吃人。山东地区的举人们赴京赶考，满含血泪的乞求朝廷救济，却毫无回音。到了崇祯时期，陕西地区大旱，头一天埋葬的死者，第二天就被其他人挖出来吃了。而朝廷为了平定各地已经发生的小规模农民起义和关外的后金，只能继续增加赋税的额度。
在崇祯初年，已经有远见的官员看出了这个问题，并表示秦汉唐元等王朝都是从内部先瓦解的。但是崇祯皇帝一心想做一个中心之主，要平定内外，就只能继续增加赋税。也就出现了赋税越征越少，农民逃亡越来越少的恶性循环。这样的统治下，农民怎么能不反？这也是明末农民起义接连不断、怎么都无法平定的根本原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不只是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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