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是伟大的外交家，其实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
在以往的宣传中，我们知道的最多的是：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外交家，是一个优秀的“总管家”；其实周恩来还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从周恩来的家世看，并没有什么武事家声，倒可以说是书香绵泽。周恩来的祖先，有谱可查的应上溯到宋朝的大学者周敦颐。他是湖南道县人。传至元朝周茂时，迁家到浙江绍兴。周茂是元朝进士，也是文人，官至左丞相。此后辈出文臣学者。到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来到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为幕友，晚年为山阳县候补知县。周起魁也是文人，是清朝教育制度中最高学位的国学生。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也是国学生。
那么，为什么后来周恩来却从事军旅，成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中国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呢？
他诞生的前四年，即1894年（甲午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到1895年，清廷在战争中遭到惨败，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更深地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
从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就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55年间，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规模较大的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日本入侵台湾之役、中法战争等，此外还有许多冲突几乎走到了战争边缘，如1875年的马嘉理案、1879至1880年的琉球事件、1880至1881年的伊犁交涉等，几乎隔不多年就发生一次，真是洋焰嚣张，硝烟弥漫。
但中国毕竟地广人多，是个庞然大物。甲午战争将发生时，西方列强普遍认为中国海防力量强于日本，战争胜利的希望是“中国七，日本三”。清廷朝野也还自认是堂堂大国，打败东邻小国日本不成问题。大臣李鸿章说过：“方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是深忧。”一些官僚、士大夫也盲目乐观，说什么“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
结果，后起的小国日本，打败了庞大虚胖的清廷，震惊了中外各国。清朝这个纸老虎被戳穿了，人们彻底地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的国力如此孱弱，被帝国主义分子看做是分割中国这块肥肉的大好机会。
所以，当周恩来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他的祖国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一股瓜分中国的浪潮，正席卷中国大地。
当然，开始的时候，周恩来还小，他接触到的还只是家庭和个人的不幸，两个母亲相继去世，失学，穷困。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才逐渐接触到了国家兴亡的喟叹。
在周恩来的人生旅途上，他的三个母亲对他的影响最大。周恩来的亲生母亲万氏，精明强干，周恩来从小就耳濡目染。
他在不满一周岁时过继给了叔父。继母陈氏知识丰富，会诗文书画，教周恩来认字诵诗，从小培育了他丰富的感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词，和宋朝梁红玉在淮安抗击金兵，西汉时淮安名将韩信乞食漂母到建立汉业，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
他的乳母蒋氏，使他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两个母亲相继死亡，父亲为了生活而长年在外谋事，幼小的周恩来不得不去富户叩门借债，或是送衣物进当铺典押。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到奉天（今辽宁省），进银川（今铁岭）银岗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在东北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上，留下过少年周恩来的足迹。“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他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后来自觉参加革命的。
1913年春天，周恩来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来到天津，入南开学校读书。天津旧称天津卫，是捍卫中国京都的门户，1860年被迫开埠，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有租界，成为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在这里上了四年学，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识，这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编辑《敬业》、《校风》刊物，发表小说、文章；参加新剧团；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江浙同学会会长；参加天津各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参加全校演说比赛；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反映出青年周恩来的忧国爱国之思。1915年，他在文章中说：“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1914年春，他在诗中说：“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他针对日本提出的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他见到穷苦人民，“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他注重锻炼身体，要改变“东亚病夫”的面貌。就是他参加演出话剧，也是为唤醒人民，“欲重整河山，复兴祖国”。
1917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表明了他的一贯志愿。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华腾飞？当时，教育救国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弥漫尘上。周恩来是一个扎实、谨慎的青年，他需要认真考察一番。
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更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军国主义分子叫嚣着要侵略中国。看到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他处于彷徨、苦闷之中，在给人写的信中说过：“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寰球的十日》、堺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正如他在诗句中所说：“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他于1919年4月回到中国，接着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作屈辱的签字，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报上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这张报办得“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点，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从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为了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两次进北京到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这期间，天津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的觉悟社。《觉悟社社员歌》中提出了“阶级斗争”：“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
这年11月，日本驻福州领事指使歹徒打死打伤中国学生和警察，并令驱逐舰侵入中国海域，派水兵登陆挑衅。天津人民决定抵制日货。日本驻津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镇压学生。周恩来等20余人被捕。在牢房中，他们没有屈服，继续燃起光明的火炬。周恩来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这说明，五四时期，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
1920年11月，周恩来坐海轮去法国，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说：“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翌年他由李大钊派去的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又发起组织中共旅欧党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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