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倒他，孙中山竟然和敌人结盟，还向人家伸手要钱
为了反对直系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粤、皖、奉三派联合起来，组成同盟，史称“三角同盟”。实际上是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三角同盟。这个同盟起步较早。
中国现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什么要同军阀张作霖和段祺瑞合作呢？据老同盟会会员宁武的回忆，早在1919年秋，当时他35岁，孙中山就电召宁武赴上海，向他交代革命任务。孙中山说：“在国际上要联俄，学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机，取得政权，擒贼擒王。首先必须打倒北洋直系军阀。因此，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亲率大军北伐。另一方面，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吴。”
在这里，孙中山明确地阐述了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目的。那就是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集中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说其他。宁武认为这是孙中山的“一种策略”。孙中山向宁武交代任务：“你是东北人，派你回去做张作霖的工作。”可见，早在1919年秋，孙中山就已经开始实施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计划了。
同张作霖接近，必须有晋见之由。他们听说张作霖想要建设葫芦岛海港，就准备打华侨投资这张牌。1920年夏，张作霖正在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宁武带着华侨资本家的信函急赴天津。几经周折，通过张景惠的介绍，先后同张作霖晤谈了两次。
第一次晤谈，宁武提到孙中山已经同段祺瑞相约合作，共同对付曹、吴。张作霖直率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中山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这路人（指段）合到一块？”宁武笼统地回答道：“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这次晤谈给聪明的张作霖一个暗示，面前的这个青年人可能另有使命。
因此，在宁武离津的前一天，张作霖又接见了他。据宁武猜测，可能张作霖同他的幕僚已经“计议过了”。张作霖“仅含糊地表示，他已经考虑过了，可以试试看”。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作霖的话，派他的少将副官张亚东带问候信，同宁武一起去见孙中山。宁武很高兴。
孙中山高兴地接见了张亚东。先讲了些革命的道理，然后指出，“雨亭（张作霖的别号）在东北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帝制，处境是很艰难的；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了”。这次是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初次联系，带有投石问路的试探性质。“中山先生自不便多谈，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示，只写了封简单的回信，交张亚东返奉复命。”宁武回到天津，等待回音。
1920年秋，张作霖来北京，派宋文林到津，邀宁武去京会谈。见面地点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宅邸顺成王府。张作霖见面的头一句话：“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流露出对开国元勋孙中山先生的景仰之情。这次见面，张作霖兴致勃勃，不遮不掩，谈兴甚浓。话匣子一打开，无话不谈，就对宁武很亲近地说：“你离家乡多年了吧，应该回去看看我张某人把家乡弄得怎样。有个你的同县，这小子一向跟我过不去，也是个革命党。我不记前仇，你也可以叫他回来。”宁武好奇地问是谁。张作霖笑呵呵地说：“同你一个姓——宁武。”这里必须交代一下，宁武在辛亥革命后已经化名为宁孟言。宁武很机警，他马上说是我的本家，人早已死了。在这个喜怒无常的军阀面前，宁武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他们的谈话还没有进入正题，报告曹锟来访，宁武只得回避。后来听说，曹锟是来兴师问罪的。他一进门就大喊道：“雨亭老弟，咱们兄弟不错嘛，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啊？”张作霖一惊，不知哪里出现了漏洞。但他机敏地极力否认，指天誓日地劝说曹锟不要听信外人的胡说八道。曹锟是有备而来的，马上拿出奉系杨庶堪、宋大章邮寄给宁武的两封信，信里牵涉到秘书长宋文林。物证确凿，使张作霖十分尴尬。但张作霖随机应变，看到信里只涉及宋文林，就把责任一古脑儿地都推到宋文林的身上。随即当着曹锟的面，给张景惠打电话，把他臭骂一顿，命令立即扣押宋文林。
演完这出戏后，把曹锟恭送出去。张作霖马上通知宋文林和宁武去见他。宁武听说曹锟来访的用意之后，见到张作霖，就立即说明我们往来的信件都是由日本邮局寄发的，从来没有出过差子。并告诉张作霖，我们知道北京宪兵司令秦华和曹锟他们有关系，常派人监视革命党，他和日本也有勾结。可能信是从日本邮局偷出来的。张作霖听了大怒：“他妈的，做我的司令，跟别人干活，我要办这个小子。”最后，很认真地叮嘱他们，往后行事要严密点，免得惹出麻烦。又告诉宁武，北京这里有些不方便，让他去奉天再谈。他也马上要回奉天去了。宁武分析：“从张作霖的态度看来，曹锟这一闹一迫，虽把秘密揭穿，到帮了个忙，起了促成的作用。不然，还不知要费多少时日、口舌，才能正式提出合作问题呢！”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张作霖确实是想同孙中山合作的。
1921年2月，宁武来到沈阳。先见了杨宇霆和张学良，然后去见张作霖。这一次，张作霖明确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先联络一下。”决定派旅长李少白同宁武一起南下晋见孙中山，并带去一本密电码。在桂林大本营，孙中山接见了李少白。通过晤谈，孙中山感到和张作霖合作可能性很大。让他们给张作霖带回一信，在信中提出了联合讨直的问题。
但是，在他们归奉途中，看到报纸报道说，张作霖密派代表到桂林，拥护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消息，感到十分吃惊。知道大事不好，这是有人造谣。果然，他们回到奉天后，张作霖见到李少白，破口大骂道：“谁派你他妈的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你胆敢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李少白被骂得蒙头转向，不敢辩白。
第二天，经宁武冷静的分析剖白，指出这是安福系造的谣，目的是破坏粤奉合作。张作霖才恍然大悟，险些中了敌人的奸计。同时，宁武又转达了孙中山的一点意见：“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业给毁了。”听了孙中山的一席感人肺腑的话，张作霖很是感动，态度立刻转变过来，毫不迟疑地决定：“我也派兵出关。”并要宁武密报孙中山。
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集会于广州，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孙中山想尽快北伐，但前途多难，进展不顺，后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脱险至沪。1922年4月，爆发了直奉第一次战争。奉军孤军作战，在北京的奉军张景惠的两个师不堪一击，很快缴械投降。孙中山没能助战。但张作霖并没有埋怨孙中山，他很理解孙中山的处境：“那边有个陈小子。这边有个张杂种，坏了事。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不过孙先生是文人，带兵是为难的。我不求他别的。只要他对国家大计多想办法，这帮家伙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
孙中山脱险到达上海后，张作霖找到宁武，很仗义地说：“宁孟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望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住。”宁武到上海晋见了孙中山，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孙中山婉言谢绝了。但提出，可否向张作霖商借一笔款子。张作霖听后，毫不犹豫地说：“患难中交朋友。好！我送孙先生10万元做他的生活费用。回粤平乱问题，请他派代表来详细面商，你去发电报。”此后，孙中山曾派汪精卫、叶恭绰、宁武、程潜、孙科等到奉天同张作霖商谈合作事宜。张作霖也派姜登选、韩麟春、杨大实等同孙中山见面会谈。人员来往，电函去回，十分密切。
1922年8月3日，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杨雨霆致函国民党人张继称：“去今两载，彼此函电宗旨相同。”史学家吴相湘根据这条记载，证明早在1921年奉系同孙中山就有来往。其实，这是不确的。从以上当事人宁武的回忆，可知粤奉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夏季。
奉系与南方联系的中心人物是姜登选。姜登选，字超六，河北冀县人，1881年生。早岁留学日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五期工兵科毕业。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教官。1913年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时，他任参谋长。后来，朱庆澜任广东省长，他也同去。还跟朱庆澜一起到过四川和云南。因此，姜登选结交广泛，人缘甚好，特别是他同广东很熟。自然，奉系同孙中山的联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当时，奉系张作霖除通过宁武这条线和孙中山联系外，还派姜登选同广东联系。姜登选曾两次派人去见谭延闿，谭派人回访。然后，再以张作霖的名义，派韩麟春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孙中山先后两次派汪精卫到奉天拜见张作霖父子，商议讨吴大计。后来又派伍朝枢来奉天考察，进一步促成粤奉合作的实现。
汪精卫可以认为是孙中山的首席代表，他到奉天两次。汪精卫，名兆铭，号精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883年生。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以后追随孙中山筹建革命组织。1910年，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判终身监禁。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释出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到过日本、南洋和欧洲，是个闯荡世界的人物。
在辛亥革命前后，汪精卫的大名是显赫的。对他的到来，张作霖异常兴奋。随同他来的还有路孝忱，时任广东非常大总统府参军。张作霖说，汪精卫他是久仰了。他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中山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亲自接待，并命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具体安排。奉方做了精心准备，以高规格的大型宴会欢迎汪精卫等人。
欢迎宴会是在帅府大厅举行的。高朋满座，贵客如云。场面宏大，盛况空前。张作霖身着大礼服，精神焕发地出现在宴会上。这一切，都给见过世面的汪精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出了张作霖对孙中山的景仰之情，也体会到张作霖同孙中山合作的意愿是真诚的。
在奉期间，汪精卫同奉系张氏父子及杨雨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多次会晤。汪精卫提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是军事方案，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奉军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奉系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这一点取得了共识。
第二个是政治方案，即提出打垮曹吴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奉系方面根本没有考虑过，因此，张作霖父子只能含糊回答以后再说。这一问题是一个未解决的悬案。
在此期间，奉粤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函电往来频繁。仅在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中发现的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函电，就达11封之多。凡是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信函，都是孙中山亲自撰写。我们看到的一封影印件，信封的正面上书“面致张总司令雨亭启孙缄”，正文用纸为大本营公用笺。文字是标准的孙中山楷行体书，布局讲究，行笔严谨，一丝不苟，雍容典雅。漏写的两个字也用小字谨慎地添在行侧。现将《致张作霖告讨贼军情并派叶恭绰前来面洽函》，抄录于后。这是孙中山派叶恭绰赴张作霖处，通报军情，感谢资助的面交信函。写在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５日。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全文如下：
雨亭总司令大鉴：自去年陈炯明听吴佩孚唆使叛乱于后方，致我北伐之师中道挫折，因而致奉天师旅亦不克扫荡燕云，擒斩国贼，良用为憾。失败而后，只身到沪，犹奋我赤手空拳与吴贼决斗。一年以来，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又闽回师；又得滇军赴义，川民逐吴，遂将国贼在西南之势力，陆续扑灭，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惟自得广州之后，残破之余，元气一时难复，而财政之困，日以迫人，以致不能速于扫荡，竟使叛逆尚得负隅东江，为患至今。而吴佩孚、齐燮元近日济以大帮饷弹，逆贼乃得倾巢来犯，旬日以来，石龙不守，广州危机。本月十八、十九两日，我军为背城之战，幸将士用命，将敌人主力完全击破，广州得转危为安，从此广东内部平定可期，而北伐计划亦可从此施行矣。故特派叶誉虎前来领教一切，并详报各情，到时幸赐接洽为盼。并候
大安。孙文。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从以上信函可以看出几点：其一，孙中山急需张作霖的资助。尤其是在北伐途中，突遇陈炯明叛乱，如果没有张作霖的大力资助，孙中山的后果不堪设想；其二，张作霖对孙中山的资助是有力的。张作霖对孙中山在资金和武器上都给予了援助。曾一次给孙中山资助50万元，以后又资助几十万元。孙中山说的“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不是客套话；其三，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张作霖非常景仰、非常佩服孙中山，认为是开国元勋。张作霖可能有个英雄情结，对真正的英雄他是服膺的。孙中山有难，张作霖是能够拔刀相助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张作霖为了打倒直系曹吴，也需要和孙中山合作。
至于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合作，也是有缘由的。张作霖所带之兵原属袁世凯之三十六镇中的第二十七镇。虽然不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统，但也属北洋一系。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本来就是老关系。此外，他们都是亲日派。在对日关系上，他们早就是好搭档。1920年直皖战争后，奉系主张对皖系从宽处理，而且暗中同皖系建立了联系。所以，“皖派虽倒，而段氏本人仍能安居在北京府学胡同不动”。这是因为有张作霖这个保护伞。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段祺瑞由京赴津。战后，他们之间的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反对曹吴。据亲历者回忆，张作霖给段祺瑞以很多资助，用来分化瓦解直系部队。
当时，属于皖系的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处于直系军阀的包围之中，他自然愿意同孙中山和张作霖合作，共同对付直系军阀。1924年9月1日，卢永祥派其子卢小嘉赴奉天谒见张作霖，请张作霖接济款械，借给飞机，张作霖全都答应了。此时，曾召开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和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三人会议，人称三公子会议。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三角同盟。
孙科在他的《八十自述》一书里写到，他奉孙中山之命自上海乘船经大连至沈阳，拜访张作霖，是在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三公子会议召开。孙科回忆他对张作霖的印象：“张作霖个子不高，人也清秀，毫无绿林出身的样子。他当时每天都派车子来接我去他的办公室，共进早餐。早餐也总是那些小米高粱等熬成稀饭，很简单的。吃过以后，他的秘书长就带着一大堆公文进来。他听取秘书长的报告后，也马上用口头指示。秘书则一旁记录。因此，每天一百多宗公文，不到一个钟头都可处理完毕。显然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他住所花园里有个拱门，门上刻了‘慎行’两个字。时许世英亦衔段祺瑞命南下迎中山先生北上。是年十二月四日，中山先生抵天津，晤见张作霖——据汪精卫报告：张见中山先生后告汪：‘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张作霖给孙科留下了既俭朴又聪明的印象。
粤皖奉三派尽管各自的主张不同，但是他们在反对直系军阀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结成了三角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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