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国民政府面临的“军改”问题
八年抗战，国民政府军队虽然拥有部分先进武器，但其本身素质远远不达“现代化”标准，一方面固然缺乏必要先决条件，比如国民教育的普及、兵役制度的健全、后勤保障的完善等。另一方面，军队派系倾轧、军政机构臃肿，加上走私和吃空饷现象普遍等，战力每况愈下。鉴于内外局势复杂，蒋介石对于军事改革未敢轻易尝试，直至豫湘桂战役全盘失利，美国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不得不作出一些重大调整。本文试图通过其中几个问题，管窥国民政府战时军改的几多得失。
1940年1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函呈蒋介石，请求辞去党政方面的兼职，专门负责前线军事。陈诚直言：“今日党政军各方面之症结，不外人事机构之不得其当。”针对军政部，陈诚提出改进兵役制度，取消补训处，以及编制上“应以我一师战胜敌一个联队为准而定”等整军想法。不久，桂林、天水行营，第六、第十战区相继撤销，但为安置部分高阶将领，另设军委会桂林、西安办公厅。此外还打算渐次推行“集团军必配三个军，每军必配三个师”，具体执行则无时间表。蒋介石认为“整军与缩军不同，现阶段不能以缩减军队为整军之道，否则对敌、对共与对军心皆有损无益，当谋充实各军，为惟一要务也”。
1933年7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与副团长陈诚（右）检阅受训军官
宜昌失守，第六战区迅速重建，陈诚调任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拱卫陪都重庆门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诚再度进言蒋介石，“有计划的划分攻守区域，决定攻守重点，重新调整战区，决心实行整军，定一相当整补期间，确立全面反攻”。在陈诚看来，战区是以防守性为主，抗战初期当然重在“守土有责”，如今同盟抗日，应该“提高反攻精神”，改变固定思维。蒋介石手谕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各战区之部队于二月底以前全部整编完毕，于五月底以前完成反攻之准备”。在国内现实的限制下，蒋的着眼点仍是充实为主，毕竟军事改革的胜算和风险俱存。其后由于远征军入缅作战惨败，第三战区不守浙赣铁路，所谓准备反攻成了画饼。
1943年2月，陈诚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第六战区虽交由孙连仲代行，然重大事情尚需亲自过问。尽管奔波滇鄂两省，陈诚念念不忘整军，倡言参考战前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加大力度整理庞杂陆军。是年秋，陈诚胃溃疡吐血，获准交卸重责，迁居重庆近郊休养。1944年4月，日军发动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豫中平原首当其冲，战斗接连失利。养病中的陈诚再三具申整军意见：“今日对于中枢首脑部之充实健全、各战区战斗序列之纠正调整，以及部队本身之切实整理，必须重新计划，实不容再缓，更不必因噎废食，将人的顾虑牵涉于事的改革之内。”蒋介石忧心河南战事，急调陈诚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收拾豫西残局。7月下旬，蒋又在重庆黄山连续召开整军会议，先后就“国军应保有之数量”、“兵员之充实”、“调整机构”等多个方案进行训示。陈诚虽未出席会议，期间多次与蒋函电来往，主张整军进入深水区。
蒋介石寄望通过整军能使“国家和军队起死回生”，湖南、广西境内的战局却持续恶化，日军甚至一度深入贵州南部，造成西南后方短暂恐慌。11月20日，何应钦呈辞兼职，蒋介石特任陈诚为军政部长。
1930年3月，何应钦继冯玉祥后担任军政部长，开始长期掌管全国陆海空军行政事宜。抗战军兴，统帅部改组，军政部名义上隶属行政院，实际仍受军事委员会指挥。陈诚所言“预算最大，浪费最多”之单位暗指军政部，陈与何素有龃龉，但军政部作风拖沓乃不争事实。比如1940年6月，鄂西告急，宜昌以东江防炮位竟然有炮无兵，且无工事，蒋介石不禁痛斥何应钦：“据报要塞司令呈文已由去年呈上，迄今只批不准。此事应彻查呈核。关于此种重要案件，诸多延揽数月不批者甚多。此习若不彻底改正，则现在政府反不如北洋军阀。”此外，军政部兵役署、军需署的相关工作总是饱受诟病。
1944年夏，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渐渐不可调和，史氏不睦军政部，要求撤销何应钦本兼各职，改以白崇禧、陈诚分别接任。陈诚晚年回忆，何应钦辞去军政部长兼职，“荐员自代，签呈数上，皆不获准，最后始荐余继任”。坊间甚至传说，何前后保举顾祝同、刘峙、薛岳三人，蒋介石均搁置不批。另据陈诚11月14日日记，“下午五时，访何敬之总长，彼表示决定摆脱军政部，希望余继任”；“晚，委座又约余与天翼、文白、蔚文，谈改组问题，仍以余任军政并兼后勤”。陈诚感到突然，当场不置可否。18日，蒋介石单独约谈，陈诚“只有答应试办”。
1945年初，军政部首先进行调查摸底，仅军事机关、学校、补给、运输、兵役、力役、兵工、医药等非战斗单位就有数千，人员超过180万。陈诚用十六字形容：“组织繁复，系统淆乱，权责不清，靡费害事。”至于战斗部队，集团军以上高级指挥机构56个，110多个军，340多个师，饷册列报官兵400余万。事实上“各级官佐咸有溢额，而士兵常不足于编制”，确切人数无从统计。面对军队之虚弱不堪，蒋介石有感而发：“今日最大之耻辱乃国军败创纪律废弛、内部腐化、外表枯竭、形同乞丐，以此为目前之大耻，而为国际所诟病者，应以此整顿军队、充实兵力为雪耻图强之第一步。”
陈诚很快拟定整军纲要，分为“整编部队”、“加强训练”、“改善卫生”、“实物补给”、“平均待遇”、“核实发放”、“裁并机构”、“简化系统”、“安置编余人员”等项。军改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有人担心“积重难返，徒劳无功”。陈诚认为“实行困难固多，不行则危险更大”。一向自视甚高的汤恩伯有些思想抵触，蒋介石第一时间去电安抚：“整编计划系经各部详细研商，由我最后决定的，万不能再有变更。明知编并部队之中，固不乏具有历史及战绩之部曲，但非忍痛实施，不足以达成重要目的。”截至1945年6月，陈诚裁并步兵14个军、40个师，骑兵2个军、4个师，合计裁减42万余人。军事学校裁撤21个，官生兵夫5万余人。军事机构裁撤1100余个，人员近43万人。蒋介石在日记无奈中写道：“中央直属部队撤八个军之多，可谓忍痛异甚，而对其他战斗不力、纪律荡然之地方军队则反不能裁编，亦以大公无我之意，惟终能望其有一日之感悟也。”
兵役难办，唯有青年从军超额完成
1939年下半年开始，征兵工作越来越难。李昭良在兵役机构中任职多年，他说：“我们征的壮丁总是步行几千里由河南经湖北送到重庆，1000人送到重庆剩下500人就算好的了，大部分在路上拖死了。”1943年9月，蒋介石严令何应钦如期完成远征军补充计划，强调“此举关系国际合作与我军之军誉，以及军政部本身工作之优劣表现”。兵役署面临新兵难征的困难局面，首先考虑的还是如何凑足人数。尽管蒋介石三令五申，要求“严格检查，切实改正”征兵过程中的不人道行为，事实上收效甚微。一次，蒋在重庆至白市驿途中，巧遇巴县自卫队官长拉拴壮丁行进，气得当场怒打官长泄愤。事后，蒋在日记中后悔打人，考虑“现时最重要之工作，为如何改良新征壮丁之待遇，免除员役之勒索与拉丁，以及接兵官长在中途虐待新兵，使之饿冻致伤病后而击毙之罪行”。
1944年8月30日，蒋介石接到密报，运输第29团虐待新兵情况严重，随即前往查看，只见壮丁数人身上被打伤痕尤在，“更有一将死之病兵，弃置于地无人过问”。蒋顿时勃然大怒，当场用手杖痛击闻讯赶来的兵役署长程泽润，并下令将其拘押（后被执行枪决）。9月，兵役署升格为兵役部，以西北军宿将鹿钟麟为部长。鹿对役政作了一些整顿和改革，提出“合理合法”、“如期如数”的口号，并制定出“壮丁登记”、“抽签”等各种具体办法，但法令一到地方官僚手中，总是免不了变质。鹿晚年回忆：“兵役部直接控制的重庆、成都、昆明、梁山等几个集训营和空运指挥部，总算努力做到了新兵‘吃得饱、穿得暖、病了有医药’,其他大部分师管区基本上没有改变。”
豫湘桂战役节节败退，蒋介石深感政治和军事上危机四伏，寻思调整兵员结构，或可挽回颓势。8月27日，蒋设想“中央党部及中央团部应发动一党员团员从军运动，第一期人数以十万人为目标，期于三个月内征集之。”征集范围旋即扩大为知识青年，经过文宣机构发动，遂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从军口号，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校长先后表示拥护。蒋介石形容自己“对青年军干部与政工人员之指示以及期望之切实，不亚于当年训练黄埔时代”，青年军应征名额超过预定人数，后来陆续编成9个师另2个团。年底，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成立，罗卓英任总监，黄维任副监，后又增加彭位仁、霍揆彰任副监，基本上都是陈诚系统之人。政治部主任则为蒋介石长子蒋经国。
美国因素，促成中国陆军总司令部
1944年12月25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昆明正式成立，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陆军总司令。陆军总部的成立并不标志国民政府军队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海军主力早在抗战初期就已荡然无存，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的旗舰不过是一艘排水量只有600吨的长江炮舰。空军相对尚好，在美国帮助之下呈现复苏迹象，飞机经常保持在二三百架左右。参谋总长兼职陆军总司令，当然意味着陆军依然独大，成立陆军总部实际上专为联系盟军对日展开攻势，“担负西南各战区部队统一指挥及整训之责”。
此时，中印公路业已开放，美国允诺装备国民政府三十多个步兵师之武器装备正在加快落实。回顾1942、1943两年，重庆获得租界法案物资的数量，只占当年美国输出反法西斯阵线总数的千分之四。史迪威和美国军部想要以此微弱筹码换取中国军队指挥权，理所当然遭到蒋介石强烈抵制，结果史氏回国，魏德迈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经过短暂相处，蒋介石即认定魏氏“直谅勤敏，可说毫无城府”，“其办事紧张积极，我国军人应效法之”。对于魏提出的坦率批评，蒋亦虚心接受：“所部不力，积习难改，夫复何言。惟其所云者，亦多良药苦口之言，若不再自振奋，雪耻图强，将何以为人耶。”
1945年2月2日，蒋介石颁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所辖各将领，总结归纳军队弱点，“徒拥有多数番号虚名，而无作战实力”，“展开敌我态势要图，我常以数倍乃至十数倍于敌之兵力，不独未能歼灭敌人，反常受丧师失地之耻辱”。蒋并说明，“今后中国陆军总司令所辖各级指挥机构中，均已派定美籍联络官，对于军队之整理、训练、情报、作战、后勤、补给等诸业务，应尽量接受其建议，学习其优长，并虚怀雅量接受其批评与纠正”。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尽量参照美国军事指挥机构编组，第一处掌人事、第二处掌情报、第三处掌作战、第四处掌后勤，一般每周都要举行“中美联席会报”。6月上旬，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在湘西大获全胜，第二、第三方面军陆续收复广西失地。8月1日，魏德迈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提到：“在整个中国战区中，我们目前正在执行的是进取性的防守……”
然而，改革无论在任何领域，只要进入深层次，就会有阻力。陆军总司令部整合西南各军，裁撤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卫立煌颇有怨言。蒋介石只得放下身段好言劝导：“此乃中当时审核计划未周，以致吾弟未兼方面军之职务，此实中之疏失之过。”卫立煌继龙云之后发表为陆军副总司令，稍后又专门成立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安置部分高级将领，按照何应钦的意思，“副总司令即多设二三人似自无妨”。由此可见，国民政府的军事改革终究不免“将人的顾虑牵涉于事的改革之内”。以至蒋介石最多也只能在日记中宣泄一下压抑情感：“余自带兵以来，对优秀学生及有功部队裁编之多，以此次为最……”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6年1月21日第7版，本文已获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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