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仅有故事，历史就不是历史
（春秋时代铜方彝，枞阳出土）
一
我的家乡枞阳非常奇特：不熟悉的人往往知道它的历史，而熟悉的人往往不知道它的历史。
枞阳县置于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春秋战国时称作松阳，唐至德二年（757年）更名桐城县，1955年恢复汉代旧名枞阳县，原县城地区保留为今桐城市。
在家乡枞阳谈历史，那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跟枞阳同是一个县的桐城，现在也是一个县（县级市）；枞阳曾经叫过的松阳，现在天已是浙江的了。所以，这历史谈近了就谈到了县外，谈远了就谈到了省外。
（姚鼐《刘海峰先生传》文稿卷）
二
枞阳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辉煌，见于明清。比方说明季“东林党”的中坚人物左光斗，明代著名的传奇作家阮大铖，清代“桐城派三祖” 方苞、刘大櫆、姚鼐，等等。灿若星河的历史人物，如果太熟悉也不好谈，因为他们涉及到底是今枞阳还是今桐城的先贤。
曾有一位枞阳人总结了一句话：“枞阳出人，桐城出名。”结果，引来一片骂声。说这话不容易，对这句话表态也不容易：无论你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挨50%人的骂肯定是没问题的。
地方上在意历史名人的归属，其实崇拜先贤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证明这里“人杰地灵”。自明代起，桐城（枞阳）科举盛况空前，进士人数达八十四人。谁要是说一句，这种人才辈出跟“人杰地灵”没太大关系，挨骂的可能性升至100%绝对没有问题。
（章伯钧 手迹）
三
“人杰地灵”跟“人才辈出”，究竟有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如今，枞阳县由安庆市改属铜陵市。今天的铜陵市，明代不过是铜陵县。明代的铜陵县，进士仅有四人。剔除地域与人口规模等因数，桐城（枞阳）的进士数是铜陵的十倍，也就是说：桐城（枞阳）以10：1完胜铜陵。
但是，宋代两地的科举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在宋代，铜陵进士共十八人，桐城（枞阳）进士仅九名。考虑两的地域与人口因素，宋代的铜陵，曾以4：1完胜桐城（枞阳）！
时代不同，谁家的地也都是那样，为什么“人杰地灵”让位于“风水轮流转”呢？
（明成祖朱棣像）
四
历史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人云亦云。
明代的铜陵似乎很荒凉，其实明初的桐城（枞阳）也繁荣不到哪里去，在大明开国后的三十余年里，桐城（枞阳）同样沉寂落寞，人文不兴。
永乐二年（1404年），桐城的第一个进士横空出世——桐城刘莹进士及第。
为什么要等到永乐年间？因为要有“南北榜案”。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翰林学士刘三吾主持丁丑科会试。刘三吾“为人慷慨，不设城府”，正因为这位主考官太正直，会试的结果出现了“意外”：这一科录取的进士中，100%是南方人，没有一个北方的！
南方人文胜于北方，这是宋后的不争事实。历而经元末明初的战乱，复经“蓝玉案”的血洗，北方人文更遭摧残。丁丑科所录的进士，亦只有五十一名。录取人数过少，极端结果的概率增大。但这个结果，引发了大规模群体事件，激起了北方人的普遍不满。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朱元将刘三吾免职，二十余人杀头，并于同年秋天重新开考。这一次放榜，居然也是个“清一色”：录取的进士，全部都是北方人，没有一个南方的——这就是明初的“南北榜案”。
朱元璋其实是极具政治智慧的，他已经意识到这原本不是刘三吾的错，而是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从此科举不再统一录取进士，而分作南、北、中三卷（榜）。本属南方的桐城（枞阳），既没有作为“南榜”,也没有作为“北榜”，而是列为“中榜”。让本属“南榜”的桐城（枞阳）举子，与最蛮荒的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考生一决高低，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明太祖朱元璋像）
五
制度的改变，导致了铜陵、桐城科举形势的逆转。也只有而制度，才是解开一个王朝一切诡异现象的真正密码。明朝的解读，只能从胡惟庸开始。
作为一个“资深”造反者，与元末无数起事的草莽英雄不同，胡惟庸有一定的文化，较强的管理能力，所以他在“打江山”时代无足轻重，但在“坐江山”时代权力冲顶——成为大明朝最后的宰相，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宰相。
胡惟庸的悲剧，在于他既不平“庸”，也不中“庸”，也不完全是“胡”作非为。朱元璋对胡惟庸的痛恨，并非这个人，而是他的位子——丞相！皇帝与丞相，这种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关系，历来缺少和谐。朱元璋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朱元璋的政治制度设计，主题是整个王朝除了皇帝，没有人总成政事，也没有人能总揽官员，让皇帝重新回到独裁者的宝座。为此，他宁可一天看一百五十道奏章，一天要处理四百件公务。
制度从来都是一柄双刃剑。相权的消失，皇权的上升，在皇权稳定传递过程中，大明朝出现了张居正这样的首辅，也出现了魏忠贤这样的太监，其实都是一根藤上的瓜。纵观明朝，直到它断气的那一天，都没有出现皇权以外的哪一方，能够在体制内真正做大做强，天下也没有形成汉末、唐末的割据势力。有的就是乱，以乱为代价的，王朝得以苟延残喘。
（阮大铖七言诗）
六
阮大铖，“才子”还是“奸臣”，“好人”还是“坏人”？
其实，这并不重要。阮大铖一生历经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朝。万历朝的阮大铖，是一个老老实实而又原地踏步的小官；天启朝的阮大铖，是一个熟悉官场门径而升官自如的政客；崇祯朝的阮大铖，是一个赋闲乡野的纯种文人；弘光朝的阮大铖，是一个权倾朝野的人物，明清交替，若不是天不假年，他便是钱谦益第二，大清朝的“二臣”。这些，只能证实他是朱元璋子孙治下的臣子，其他毋庸多言。
历史没有故事，历史就没有读者；历史仅有故事，历史就不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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