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犯了“叛国罪”？他让张作霖给他买绞刑架要“文明死”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立人之一，1927年４月，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入狱，被军阀张作霖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这是关于李大钊就义流传最广的说法，人们都已习惯了这样的观点。其实，这只是把复杂的背景、复杂的人物、复杂的事件，全部做了简单化处理。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这件事还真不是这样的。
1924年，在直奉军阀大战中，冯玉祥在南方国民党和苏俄暗中支持下，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掌握了政局，他请来了段祺瑞来临时执政，促成了孙中山北上。冯玉祥这些举动是在李大钊活动下转化的。冯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北方军阀的一致反对，1926年初，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合手，与冯玉祥进行大战，冯玉祥战败被驱逐出北京。
张作霖赶走了声名狼籍的段祺瑞，进入了北京控制了民国政府，成立安国政府。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作为和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重要联系人，以及苏俄共产国际的代理人，自然是张作霖抓捕的重要对象。为躲避抓捕，李大钊则带领全家躲到了东郊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兵营院内。
1926年4月6日，张作霖突袭了苏俄使馆军营，李大钊等人被逮捕。军警获取了大量文件档案，里面有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军警还在李大钊的住所翻出了当时苏联大使馆的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文件，无论是在当时和现在，叛国罪都是重罪。张作霖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
面对社会各方特别是北洋政府前高级官员对李大钊的营救，张作霖不知道如何处理妥当，为此征询许多重要将领的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外，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这些人的回复电文说：“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
军阀张作霖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他认为李大钊是俄奸赤匪，李大钊有三条罪行该杀。一是在南北战争期间勾结南方乱党，为南方军队提供情报，李和冯玉祥国民军有秘密关系。二是有证据表明李与苏联政府勾结，替洋人做事，参与中国内战。三是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了颠覆政府活动。
在张作霖看来，他最不能容忍是的李大钊替洋人做过事，“替洋人做事”，在张作霖的眼里就是“汉奸”，就该杀。所以很快就下令将李大钊等19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执行死刑。
李大钊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供认不讳。他自己知道被定的“叛国罪”必死无疑。死他倒是不怕，他要死的有尊严。他提出，“你们可以判决我死罪，但是我不能死在枪下，更不能用斩首的野蛮刑法，我要求用西方的文明刑法，绞刑。”
李大钊的要求按理说是完全无理的，没人会搭理。当他的这个要求报到张作霖那里时，想不到张作霖居然同意了，对李大钊的提议表示尊重。张作霖批示拨款，命令驻外领事馆，向西方国家购买绞刑架，满足李大钊的夙愿。但是，刽子手因为不熟悉新刑具性能而把李大钊绞了三次。
李大钊在20个共同赴难的烈士中，他是第一个登上绞刑台的。在临刑时，李大钊曾索要纸笔，“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遭到拒绝，他不再说话，神色自若地上了绞刑台。在受刑时，“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他“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表现堪称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毫无畏惧。这是当年一个狱卒提供李大钊就义时的真实场景。
另外，不断揭秘的历史档案也证明，在被铺期间李大钊并没有遭受传说中的严刑逼供，没有被揭掉指甲，更没有遭到用铁丝捅尿道等惨无人道的折磨；相反他得到了很好的优待，他的供述详尽而完整，态度上十分配合和坦白。反正他不怕死。
在李大钊死难的第二天，1927年4月29日，北京的《世界日报》以《李大钊等二十人昨被绞决》为题，报道了李大钊等人被处以绞刑的经过。
该报以《张作霖决处绞刑》为题，报道了相关背景情况：“据复旦社云：关系方面传出消息，军法会审各委员，系未证据主义，凡无证据者，拟概予免究。最先只将证据较为充分之李大钊、张伯华二人判死刑，其余则未加可否。惟因某将领前晚来一急电，谓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赤化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张作霖遂决定将李大钊等二十名处以绞死罪。即于前晚汇送安国军总司令判阅，张比画行云。”
为了突出李大钊英雄气概的光辉形象，《李大钊先生传》的作者在《遇难前后》一章写道：“先生步上刑台的时候，三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李大钊还正义凛然地说道：“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可是这样的“事实”哪里有证明人呢？证据又何在呢？（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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