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的20世纪史：帝国、战争与西方的衰落
如果不将20世纪的暴力放在帝国范围内来看的话，那是相当令人费解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1900年后出现的主宰这个世界的多民族大帝国衰退和崩溃的结果。在世界战争中，那些参战国的一个共同特点，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是：他们要么是帝国，要么试图成为帝国。此外，细细追究起来，这个时期自称国家或者联邦的许多大型政体，实际上早已是帝国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帝国，当今的俄国联邦事实上仍然是一个帝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1922年以后只有北爱尔兰），过去和现在的全部意图和目的，都是为了成为大英帝国，为简洁起见，通常被称为“英国”；19世纪五六十年代创建的意大利，是一个皮埃蒙特帝国；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鲁士的一部分。当今两个人口最多的民族国家，都是帝国合并的结果。现代印度是莫卧儿帝国和英国统治的继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边界，实质上是清朝皇帝勘定的。甚至美国，都可以说是一个“帝国共和国”，有人说它一直都是帝国。
20世纪所产生的帝国，都是比较短命的。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政权（1922—1991年）持续了不到70年，这的确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忽略不计的记录。德意志帝国的俾斯麦政权（1871—1918年）历时47年。日本的殖民帝国，可追溯到1905年，也仅仅持续了40年。所有现代帝国中，最朝生暮死的（短暂的）是阿道夫·希特勒所谓的“第三帝国”，在1938年前还没有超出其前任的边界，并在1944年年底时还撤退至边境之内。从字面上看，第三帝国历时12年；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它其实差不多仅为6年。然而，尽管——或者说因为都短命，但20世纪的帝国在死亡和毁灭方面，却有特别的能耐。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就在于：新帝国所崇尚的权力集中、经济控制和社会同质性，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20世纪的新帝国，并不满足于老牌帝国所特有的有些凌乱的、随意的行政安排——帝国的法律和地方的法律相混杂、权力下放以及赋予某些土著群体以一定的社会地位。它们继承了19世纪国家建设者们对整齐划一的贪得无厌的胃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与过去意义上的帝国相比，它们更喜欢“帝国—国家”。新帝国在使用武力方面，完全不受传统的宗教和法律的约束。它们坚持认为要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以代替现存的社会结构。它们很乐意去破除旧的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它们把冷酷无情作为美德。在追求其目标的过程中，它们将向整个人类开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而不仅仅是向某一特定的敌对国家中的那些全副武装的、受过军事训练的军事代表们开战。希特勒指责英国在对待印度民族主义者问题上过于软弱，就完全是新一代即将登基的新皇帝典型。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20世纪的大动荡总是如此频繁地发生在新帝国的边缘，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极端渴望国运永固、长盛不衰的帝国—国家，总比其试图取代的那些老牌帝国的寿命都要短得多。
20世纪的故事，有时被诠释为西方的胜利，甚至连篇累牍地被称为“美国的世纪”。人们经常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代表美国的力量和美德的极点，作为“伟大的一代”所取得的胜利。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冷战的结束，导致福山（francis fukuyama）作出“历史的终结”和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的（如果说不是英美的话）胜利的著名论断。然而，这似乎从根本上误解了过去100年的发展轨迹，事实上，这种轨迹显示了世界向东方重新定向的某些东西。
在1900年，的确是西方在统治世界。从博斯普鲁斯到白令海峡以及更广大的地区，几乎所有的、当时众所周知的“东方”，都是以一种或者另一种形式处于西方帝国统治之下。英国长期统治印度，荷兰长期统治东印度群岛，法国长期统治印度支那，美国人刚刚占领了菲律宾，俄国渴望控制满洲。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中国设立了寄生的前哨。一句话，东方已经被征服。尽管这个征服过程所涉及的艰难谈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妥协，比以往所承认的要多得多。西方人统治超过世界一半人口的亚洲人是引人注目的。当我们谈起“西方”时，我们心目中占优势的国家仅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西方之所以能统治东方，并非因为科学知识本身，而是因为科学知识被系统地应用到了生产领域和毁灭领域。1900年科学知识的应用，使西方的生产总量占了全世界一半以上，而东方差不多只有四分之一。西方统治东方，也是缘于亚洲各个帝国没有使经济体系、法律体系和军事体系实现现代化，更不用说东方人的精神生活此刻与过去没什么大不同，仍停留在旧时代。民主、自由、平等，事实上，还有种族，所有这些概念均源自西方。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所取得的几乎所有的重大科学突破，也都来自西方。深受马克思影响的历史学家们往往做出这样的错误假设：1900年左右，东方社会的落后，是西方帝国“剥削”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臆想。相反，正是它们的落后，才使得欧洲的统治成为可能。
只有当1900年西方统治的范围得到了确认时， 20世纪真实的叙事弧才显示其本来面目。这不是“西方的胜利”，而是欧洲帝国的危机，最终的结果，是亚洲国家的必然复兴和西方的必然衰落。渐渐地，从日本开始，亚洲社会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或者说是在欧洲统治下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有了这样的缩小，西方的相对衰落就变得势不可挡了。这只不过是世界的重新定向。它纠正了东西方之间在1500年之后失去了的长达4个世纪的平衡。20世纪的历史学家不能忽略这个巨大的而且正在进行中的现世转变。
当然，如果只是东方“西化”本身，我们仍有可能抱有西方会取得最终胜利的幻想。然而，没有哪一个亚洲国家——即使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变成一个欧洲民族国家的副本。相反，多数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坚持认为他们的国家必须现代化，只接受那些适合自己目标的西方模式的某些方面，并保留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把许多西方文化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化身，并且要求人们不要模仿。当然，关键的一点，世界的重新定向，总是不能而且过去也没能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取得成功。因为西方列强并不想放弃它们对亚洲人民及其资源的统治权。即使欧洲人和美国人在1942年遭受日军全面打击的情况下，他们联手反击，企图达到恢复西方统治的目的，结果并不理想。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欧洲在亚洲的最后帝国才可以说倒下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20世纪解释为不是西方的胜利而是西方的衰落，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作决定性的转折点，似乎是合理的。因为西方帝国在东方的垂死挣扎，与发生在中欧和东欧地区的任何战争事件一样，都是非常血腥的。特别是在反对西方发展模式上，人们的反应非常强烈，从而唤起了许多国家如日本、中国、朝鲜、越南和柬埔寨人民的斗志。然而，西方再也无法行使它在1900年时曾经享有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就是衰落。但在东方出现的挑战这种权力的许多东西，都明显是从西方思想和制度中继承过来的，尽管这种继承经过了文化融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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