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甘为“汉奸”，成为“人民公敌”，百年后终于沉冤得雪
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出洋谋生者渐多。咸丰八年（1858），中美商订《天津条约》时，美方代表向直隶总督谭廷襄建议在美派遣领事，以便照料侨民，谭以中国“向不遣使国外”为由拒绝。美代表告之中国侨民数已不下数十万，且部分侨民“卒皆富有，似颇有保护价值”。谭曰：“大皇帝抚有万民，区区浪民，飘流海外，何暇计及。大皇帝之富，不可数计，何暇与此类游民计及锱铢？”
但光绪二年（1876），天朝帝国还是前所未有地派出了同“地上的世界”接触的第一位正式代表，这一年郭嵩焘出任英国钦差大臣。但出使之前，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纷，郭的家乡湖南更是议论纷纷，妄下雌黄者夥矣。名士王闿运曾编就一联予以讽喻：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长沙参加乡试的考生在烧毁郭修复的玉泉山林寺后，还扬言要捣毁其住宅，开除其湘籍。老友刘坤一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当时曾流传一幅诋毁他的对联：“行伪而坚，言伪而辩，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此处的“鬼”指的是外国人。湘人描述湘之闭塞与仇洋，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云：“都邑之士，颇闻时事，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言西人富强，则摇首不信；言西国文明，更拊心若疑；闻保种、保教之言，以为过虑；闻瓜分中华之说，以为讹言。”张翼云《论湖南风气尚未进于文明》云：“乡里人乍见新政，即传为洋人来，当努力击之。语以化学、电学、光学诸端，掩耳疾走，俨尘垢之污人。”
奉使英伦前，郭嵩焘求随员十余人，竟无有应者。某君之随使泰西，往辞祁文恪，文恪叹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及随星使出都，沿途州县迎送者曰：“此算甚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归国后郭嵩焘曾回湖南老家，据清人所撰《名人轶事》载：“郭嵩焘尝奉使泰西，颇知彼中风土，以新学家自命。还朝后，缘事请假，返湘中原籍。时内河轮船犹未通行，郭乘小轮回湘。湘人见而大哗，谓郭沾染洋人习气，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观此可见当时内地风气未开之怪象也。”
英法联军以更换条约为名进逼北京时，“郭筠仙（嵩焘）尝以编修参僧格林沁军幕，拒英法联军于天津。僧王密询战守方略，郭对以外人志在通商，但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称名与战。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如其已。王默然。及北塘溃败，乃服郭公之言为有识。”郭又尝与僧王言：“制敌之策，惟在狙击，然欲击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即败亦不至有悔。”僧王终不能用，败后尝语人：“朝官惟郭翰林爱我，能进逆耳之言。我愧无以对之，使早从其言，何至此败？”（见易宗夔《新世说》）
出使英国期间，郭嵩焘写过一部两万字的小书《使西纪程》，谁知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从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称其道中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
自古只见各国纷至朝贡人，焉有天朝外驻使节者。
鸦片战争后接连不断的军事政治失败，使国中部分精英知识分子感觉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故，意识到了固有知识本身存在的缺陷，并要以西方致强之道对其加以拯救改造。但在对待西方知识的态度上却陷入了保守与激进的二元对立状态。保守主义者关注的是文化的民族性，却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激进主义者则从实用化的知识接受，发展到了来者不拒地全盘接受，西书也译，西法也搬，机器也造，学校也建，从抄制度到借课本无所不及。在晚清风雨飘摇、蜩螗沸羹的政治背景下，保守者与激进者的争执始终贯穿于政治与知识间。争执的结果是激进者在知识层面上占尽上风，但在政治权力上却无法站稳脚跟，政治权力一直是保守主义者的强势。
郭嵩焘虽得到洋务派的支持，出使西洋成行，却招来骂名滚滚，也致使身心郁郁。直至最后，郭嵩焘仍坚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后来，慈禧召见曾纪泽。曾曰：“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拼却名声，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慈禧对曰：“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曾纪泽遂接任郭嵩焘职位，同样接受了与郭相似的攻击与辱骂。20年后，维新变法失败，林旭的尸体运回福建侯官老家时，众乡亲骂其为洋奴，竟不许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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