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奉再战，老帅组成三角同盟，还挖了直系墙角，少帅却月下追韩信
在二次直奉之战前，作为序曲，爆发了江浙战争。江浙战争，表面上是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的战争。其实，是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之间的战争，也是直系军阀的后台英美和奉系军阀的后台日法之间的角斗。
江浙战争的爆发是由于两个焦点问题。
一个是争夺上海的控制权。上海本来属于江苏地盘，但长期以来，一直被卢永祥控制。1915年，卢任陆军第十师师长兼淞沪巡阅副使。1917年，升为淞沪巡阅使。1920年７月，兼任浙江督军；12月，去淞沪巡阅使职。虽然卢永祥不再兼任上海的官职，但由于经营有年，实际上仍然控制着上海。上海是富庶之地，齐燮元早已垂涎三尺。江浙之战，不可避免。
一个是对卢永祥扩军的恐惧。1924年，卢永祥接纳了闽军臧致平和杨化昭部，他们由赣入浙。而这两支部队，是被直系军阀从闽地赶出来的。卢永祥将接纳的这批部队，改编为浙江边防军4个师1个混成旅，拥有一万余人。卢永祥的大力扩军，引起他周围的4个省的极大不安。于是，苏、皖、赣、闽4省联合起来，制定了图浙的计划。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江浙问题关系到反直三角同盟的命运，因此，张作霖不能袖手旁观。他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就发表致曹锟通电，痛斥直系，声援浙卢。电文谓：“今年天灾流行，饥民遍野，弟尝进言讨浙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迹未干，战令已发，同时又进兵奉天，扣留山海关列车，杜绝交通，是果何意者？足下近年为吴佩孚之傀儡，致招民怨……因此，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宣布：“谨率三军，扫除民贼，去全国和平之障碍。”
张作霖还派人到杭州向卢表示本人一定派兵入关，又给卢永祥汇去300万元，作为军饷。
9月4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决定北伐。迁大本营于韶关，亲督各军，命各军分路入江西、湖南。任命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宣布“援浙即以存粤”。于次日发布《讨伐曹吴对粤宣言》，下令讨伐曹吴。
牵一发而动全身。江浙问题，已经引起全国的关注。至10月13日，由于众寡悬殊，卢永祥战败，逃亡日本。后辗转来到奉天。
张作霖非常关注日本对直奉二战的态度。于是，向军事顾问本庄繁探询日本政府的意向：一是直军打到东三省时，是否予张援助；二是张希望以亲日派之手统一中国，日对此有何想法；三是张腹背受到直军和俄国的压迫，日本有何想法。日本政府答复，对直奉战争“采取不干涉的方针，严持公正态度”。但驻奉天总领事船津则要求“发相当强硬的警告”，并主张引导张作霖援助段祺瑞出山。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9月4日的晚间，在张作霖大帅府召开旅长以上紧急会议，决定出兵讨伐曹吴，组成镇威军。9月13日，京奉线停开普通列车。15日，奉军分别向山海关和热河方向移动。
双方的总兵力有差距。奉军的总兵力，约有二十五万人。直军的总兵力，约有三十余万人，还不算其他的援军。从总兵力上看，直军占有绝对的优势。但经过两年的整军经武，奉军官兵的斗志旺盛。
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进军朝阳、凌源之线，出冷口。配属空军1个队。
组成第一、三联军司令部，攻击山海关正面，至九门口迤北之线。配属空军两个队。
第六军军长许兰洲，副军长吴光新。出建平，平泉之线，威胁直军侧背。
奉军的战略部署，计划周密，配备得当，主题鲜明，暗含杀机。而且，在政治和策略上，张作霖也做好了先期准备。孙段张的三角同盟最大限度地孤立了直系，牵制了直系的兵力。同时，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暗中秘密联合，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乾坤颠倒的重大作用。这都是吴佩孚所始略不及的。
9月10日，曹锟以百万火急的电报，召吴佩孚来京。9月17日，总统曹锟任命直军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兼直鲁后方筹备总司令。下分为三个陆军。第一军，以彭寿莘为总司令，陈兵于山海关正面，作主攻部署；第二军以王怀庆为总司令，出朝阳；第三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出赤峰，绕击奉军后背。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除彭寿莘部原驻扎在滦州、榆关一带外，其余各军同时出发。吴佩孚除了在前线布置了陆军三军，在后路布置了陆军十支部队外，还任命杜锡珪为海军总司令、温树德为副司令，向辽东海湾活动。空军组成4队：第一队驻北戴河，第二队驻滦县，第三队驻朝阳，第四队住航空处。合计飞机七十余架。这一部署就是著名的吴佩孚“四照堂点将”。四照堂是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室，因四面都是玻璃窗而得名。
四照堂点将时，吴佩孚显得随心所欲，心不在焉。他穿着随便，“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坐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这就是冯玉祥笔下的直军总司令吴佩孚在严肃的点将会议上的形象。他面对着六十余名衣冠严整的高级将领，表现得像一个落魄的算命先生。也许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示出对奉军的蔑视？也许他故意装出这种轻敌的样子，来遮掩他的恐惧心理？不得而知。
不过，曹吴直系内部矛盾重重，已显分崩离析之相。外部三面受敌，处处捉襟见肘。从战略上看，曹吴已经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吴佩孚原来的战略部署是，笼络浙卢，稳定长江，少数防粤，全力对奉。现在张作霖抓住时机，突然发难，间不容发，他只得强打精神，勉强应战。吴佩孚似乎已经觉察到前景不妙，因此，只能用“一个月取胜”的狂话，来麻醉自己并蒙蔽下级官兵了。
两方动用兵力：奉军计有4个师及13个旅，不足15万人；直军计有11个师1个团、11个旅，约有二十万人以上。这次战争的规模是空前的，是包括陆海空在内的立体战。双方的总兵力在55万人以上，实际投入的也有35万人。
在战争过程中，从全局看，战斗并不激烈。实际只有山海关方面和冷口、界岭口方面两路有激烈的战斗，其他方面均未发生战斗。战斗一打响，奉军在两路都采取主动攻势。直军开始采用攻势，后改守势，再后则溃退，终至一蹶不振。直军的失败，固然是因为奉军的勇猛善战，但关键的是冯玉祥的临阵倒戈班师回京，发动了北京政变。这使吴佩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以致直军一败涂地。
战斗首先在热河打响。奉军第二军李景林、张宗昌部，兵分两路进热河。1924年9月13日，在热河朝阳寺一带开始接触。热河地方守军，一触即溃。奉军势如破竹，10天即攻占朝阳。9月末，第二军的先头部队抵达冷口附近，奉军对直军大包围的形势已成。
山海关方面的主力战斗，起初奉军动手较晚，让直军彭寿莘部占了先机。彭寿莘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可攻可守。9月28日夜，山海关方面的两军开始接触。经两天的激战，奉军夺取了九门口的东口。占领这个据点，对奉军全局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到10月中旬末，战斗一直激烈进行，奉军第一军突进九门口，占领荒山口。郭松龄部猛攻山海关正面，但遭遇直军的顽强抵抗，一时形成胶着的对峙局面。
10月22日前后的一个晚间，奉军第一联军的首脑会议上，郭松龄主张突袭九门口。第一军军长姜登选以第一军在九门口已经取得很大战果，不同意把山海关正面部队调出转移到这方面。两人争执不下，竟至发生口角。口角中，涉及战斗中人事调换问题。原来，二旅的炮兵陈琛团配属于第一军，在九门口作战。营长阎宗周素与陈不睦，战斗间陈向姜登选军长报告，说阎作战不力，遂被撤职。阎向郭松龄告状，郭松龄大怒，以陈琛为郭部，亦亲写命令撤陈琛团长职，恢复阎宗周营长职。这就种下了郭、姜之间嫌隙的种子。
前嫌未释，会上郭、姜互不相让，以致引起奉军内部派系之争，言语间有所表露。姜登选、韩麟春属于日本士官系，与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接近；郭松龄为陆大系，在将领中也有一些同学。陈琛乃士官出身，郭松龄怀疑其与姜、韩暗合；阎宗周为保定军官学校出身，他的话，郭松龄能听得进去。因此，会议上，郭松龄不听张学良的劝阻，竟然拂袖而去。姜登选向张学良说：“茂宸此举，有犯军法。”
郭松龄意气用事，极不冷静。当晚，郭松龄率数骑到宋九龄旅部，气急败坏地下令宋旅后撤，阵地由高维岳旅接收。接着，郭松龄等率数骑向后方而去。宋旅当即撤退，高旅迅速接防。早晨8时许，张学良闻讯急驰而来，令部队停止移动，并问郭松龄的去向。宋九龄指示方向，并说已去二十余里，张学良急忙追去。郭松龄离开约十余里，停在一棵大树下，随从极力劝解。张学良追至，两人见面痛哭，经张学良劝说，郭松龄回到宋九龄旅部。张学良责怪郭松龄说：“你搞的什么事，我应当打你嘴巴。你若不是我哥哥，一定狠狠打你一顿。”郭松龄沉默无语。郭松龄和张学良是拜把子兄弟。部队后撤这件事发生在夜间，幸亏直军没有察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有名的张学良“月下追韩信”。
张学良走后，郭松龄决定亲率宋旅3个步兵团、1个山炮营，突袭九门口。部队取急行军速度，夜间行军，白天休息。27日夜，宋旅到达九门口。穿过山间峡谷，于次日晨4时发起猛烈攻击。九门口直系守军不敌，全线崩溃。29日拂晓，占领九门口内重镇石门寨。午后5时，宋九龄占领北戴河，郭松龄占领秦皇岛。夜间，郭松龄留一个团于秦皇岛，自赴北戴河。命令3个旅继续向前推进，扫荡直军。
吴佩孚于10月10日驰往山海关。12日吴佩孚抵达榆关亲自督战，并调集大批援军，加入战线。却连败数阵，锐气尽挫。13日，吴佩孚想从海上绕到奉军背后袭击，遂乘海圻舰，率楚豫、永翔两舰开往葫芦岛，以图寻找登陆突破口，袭击奉军后路。但中途遭奉军飞机袭击，被迫返回秦皇岛。地面部队告急，吴佩孚乃决定登陆指挥。
然而，在吴佩孚的背后正在酝酿着一个天翻地覆的大阴谋。曹吴还完全蒙在鼓里，虽有察觉，但没有料到冯玉祥会出此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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