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本富庶的省份，后来接连发大水，看看清廷怎么赈灾？
江淮大地，多出沦为泽国。
作为省份的安徽，出现于清代康熙时代。安徽、江苏同属于两江总督辖地，原本乃是富庶之地。近代以来，上苍不公，致使安徽渐次沦落，而今成为欠发达地区。第一致命伤乃是洪杨太平军之乱，第二乃是接连不断的洪涝灾害。
1911年，这是清王朝的最后一年，中国就要走出帝制，走进民国了。这一年，安徽全省又一次遭到“洪水蹂躏”，淮河淤塞，江潮暴涨，淮河、长江圩堤“冲破殆尽”，淮河、长江流域形成特大洪涝灾害。
根据《申报》记载，“查此次被灾之区，在皖省者，凤阳府属则宿州、灵璧、怀远为重，凤阳、凤台次之；颖州府属则蒙城、涡阳为重，亳州次之，霍邱、阜阳、颖上又次之；泗州属则五河为重，泗州次之，盱眙又次之。皖南之宣城、南陵、贵池、宿松、繁昌、芜湖亦有偏灾，轻于皖北”。
从《申报》这个报道来看，安徽几乎无处不受灾，无地无洪水！据不完全统计，淮河流域淹没土地达10470方里，“涡、蒙、灵、宿，被灾至重，往往数十里炊烟断绝。"
灾害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费正常死亡，从1910到1911年，安徽全省人口锐减一百万人！
安徽全境灾情严重：皖南的贵池，因为地势低洼，1911年5月起，无日不大雨倾盆，水势日见增高。江水陡涨数尺，洲圩尽成泽国。城内水深数尺，低洼之处竟可行舟。四乡难民纷纷来城者，破坏不可胜计。
根据《申报》报道，1911年8月3日，贵池再次传来灾情，”1911年8月3日，《申报》再次报道灾情：“贵池，东三保、下三保等圩溃溢。数处江水冲入内河，缝横灌注弥望汪洋，秧苗被淹没。至湖内圩，虽未决，低处被淹情形亦相同。”
徽州地区的太平同样遭遇罕见洪涝，“北河外梅溪、大石桥竟被冲断，大河中一片洪流严成汪洋，并时有树木、木器随流而行。”县中老人皆感叹这种规模的洪灾，数十年未见！
皖中的无为州，也未能幸免。自1911年6月初开始，无为就连遭大雨，江潮泛滥。无为大堤在6月10日溃决，受灾民众达数十万人。无为灾民大都聚集在临江大坝的东场圩上，“搭棚暂歇候赈”。没想到，数日后，又是一场狂风暴雨，很多灾民再次被卷入江中，“计卷毙灾民二千数百口”。
如此惨状，哭声数百里不绝！
皖南之桐城，程家洲大圩也被洪水冲破，遂致一片汪洋。禾苗屋宇尽淹泽中，数万生灵，男妇老少奔避水灾，惶迫万分。或父失其子，夫失其妻，惨悯情状不堪回闻叫。
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朝廷任命前任安徽巡抚冯煦为查赈大臣，亲赴灾区。
《申报》中详细转载了冯煦抵达灾区后给朝廷呈报的受灾情况调查报告，此次安徽大洪灾：
“十月初四日，烈风淫雨五昼夜不休，未灾者复灾，已灾者益重复。于十日亲赴下江之当涂、芜湖、含山、无为州等，五州县查看经二百余里，周围六七百里皆成巨河。一而怀山，一而连江，小轮四达无阻。平时巨镇倾圮，且半庐舍淹没，百无一存。居民齐聚高埠一席之处，己聚数千百人，情形极为惨苦。
冯煦
当时一位书生在其笔记中记载了安徽灾区的惨状，“鸡犬不留，灾民以草根树皮为生活，周围数万方里，不闻鸡鸣犬吠之声，己半截于兹矣。驯良之饥民，以草根作饼，以树皮为丸，用磨研为细末为丸，每日吞丸救急。奈人多树少，森林濯濯，到处有树无皮，一片白林，为百年所仅见。”
灾情如此严重，竟然还有奸商乘机大发国难财！灾民饥肠辘辘，食不果腹，米商却借灾垄断，抬高米价。“皖垣连年荒歉而城内外米业又己购毕。居奇现购米价飞涨，上熟之米每升在九十文以上，次等之米亦须七八十文一升。小户咸相饮泣吞声。”
根据历史经验，大灾之中必有草莽英雄应时崛起。根据《申报》在1911年8月的相关报道，“皖南北近日大水情形，小民荡析难居，困苦不堪。舍状其蒸者，往往流而为匪，结党拜盟，无所不至。“
王朝末世，治理失灵，社会失控！
盛宣怀
清廷中枢也的确做了一些赈灾的事情，1911年8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命盛宣怀出面筹措赈灾款项。8月3日，清廷度支部又拨款5万两用于赈灾；10月26日，隆裕太后以宣统名义发布上谕，拨内务府宫内银3万两，用于安徽赈灾。
一贯被认为是昏聩无能的满洲权贵也做了很多实际的赈灾筹款活动，载洵和载涛两位贝勒在京城组织赈灾会，推举庆亲王奕劻为会长，组织募捐。
庆亲王奕劻
这次赈灾的主要资金筹集是盛宣怀完成的，他一共筹集赈灾银两五十万两，又从外资银行拆借了二十多万两。
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先后也为安徽灾区拨款三十万元。
从受灾规模而言，满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的赈灾资金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作为政府，这种责任的履行也是不能否认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陷人民于泽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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