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武汉是毛主席卓越军事家的起点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武昌打响，随后，革命的火种以飞一般的速度向全国蔓延，义声所播，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当时，18岁的毛泽东就读于湖南湘乡驻省中学，接受各种新思潮的洗礼。10月中旬的一天，一名革命党人得到湘乡驻省中学校长的许可，为学生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毛泽东听完演讲之后，备受鼓舞，和几个朋友决定一同赴武汉参加革命军。因为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临行前他们还借了一些雨鞋。在去武汉的路上，他们被驻守的卫兵拦住了，交通被断绝。正在这时，长沙革命的战斗打响，起义军沿着粤汉铁路逼近市区，毛泽东等人折回长沙，参加湖南新军，当上了列兵。这一次，虽然毛泽东与武汉“失之交臂”，但这座城市已使他神往。
在1918年至1922年的成长生涯中，毛泽东曾经在去北京、上海和返乡的途中五次路过武汉。其中，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武汉，短暂停留后，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带到北京。
1920年，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恽代英从中华大学毕业后，在武汉昙华林的街头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是当时武汉地区最大的进步社团。此时，毛泽东正领导湖南人民进行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在率领代表团北上请愿的途中，他在武汉停留了约一周时间，就住在利群书社。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恽代英与毛泽东两人抵足而卧，彻夜深谈，毛泽东对利群书社的做法甚为赞许，他还打算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并同恽代英商量开办文化书社时，由利群书社先供应一部分书刊。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来汉。
之后的岁月里，受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毛泽东在众多“主义”和“学说”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完成了由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开始投身于共产主义革命的浪潮。
1926年，国民党制造了破坏国共合作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事件，第一次国共合作岌岌可危。当时中共中央的负责人一再让步，但始终处于被动局面。11月，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决定将主要精力由工人运动转向农民运动，不久，他便到武昌红巷13号创办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创办初期，学员就达到了800多人。当时，讲习所的常务委员会由毛泽东、邓演达等人组成，由于邓演达还兼任许多军政职务，实际主持工作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为了办好农讲所倾尽精力，多少个日夜宵衣旰食，忘我操劳。在他的主持下，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知名人士，如瞿秋白、恽代英、彭湃、方志敏、李达等都曾在农讲所任教。学生毕业之后，大都积极投身于各地的工农武装起义，如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暴动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农民运动和农民土地问题上，毛泽东和当时任党内最高职务的陈独秀一直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陈独秀害怕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会影响北伐军军心，不利于维持国共统一战线，因此力主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1926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批评农民运动过火，社会上也有一些议论，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十分重视农民运动，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主张开展土地革命。没等会议结束，他就应邀到湖南参加农民代表大会，并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了三十二天的农村考察。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广泛接触和访问群众，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1927年2月12日，回到武汉之后，毛泽东在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的卧室里奋笔疾书，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充分说明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指出农民运动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而不是某些人所说的“痞子运动”、“糟得很”，他明确提出了要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
由于和陈独秀意见分歧，毛泽东在党内屡受排挤，提出的正确意见常常被压制。在1927年4月27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仅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还被撤销了农委书记的职务。会前毛泽东准备的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在陈独秀的操纵下，被会议拒绝讨论。
由于支持蒋介石的江浙财阀与共产党要解放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一致，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国共两党的矛盾也日益暴露。此时，作为革命运动的中心，武汉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他登上黄鹤楼一吐心曲，创作了《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毛泽东在注中写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而找到出路。”如今这首词被雕刻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公园中。
这里所说找到出路的“紧急会议”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走上反共的道路，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地区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这也是毛泽东伟大革命生涯的重大转折点。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今后的革命斗争方针。
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指出，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这些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要把军事运动和民众相结合的思想。他说：从前我们说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
针对农民土地问题，他提出了三点主张：一是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二是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三是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但由于会上的共产国际代表明确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因此，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第一次表述，也是毛泽东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汉，见证了毛泽东革命斗争的起伏，也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地方。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曾这样总结：武汉成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名卓越军事家的起点，成了他作为一位成熟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摇篮。
1927年8月12日，毛泽东离开武汉，秘密回到湖南。9月9日，他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秋收起义。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