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引来了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究竟是怎么来的？
义和团运动长期以来一直被当做正面的爱国运动来讲述，没错它确实爱国，但是却反对一切西方的东西，盲目的排外。在各地捣毁了教堂和外国机构，最后把德国驻北京的公使也杀了，这回麻烦大了，各国组成了联军。几乎在没有遭到什么激烈抵抗的情况下，进入了北京城。从后来披露的资料来看，当时除了沙俄和日本之外，其他国家并没有进攻中国的计划。一场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把他们都招来了，提前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帝国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国门，迎接这些外国人的进入。传教士们也随着各国的战舰和军队，进入了中国内地。在这些传教士中即有西方国家的间谍，也有真诚传教的基督徒。这些传教士在向中国民众传播西方文明的同时，处于对中国国情和文化的不了解，他们需要一些中国人作为他们的助手。而人总有好坏，有一些中国人抓住了这个机会，聚拢在传教士周围；他们依靠着西方传教士的背景，在地方上为非作歹。而地方官府对他们进行制裁时，传教士就会出来保护他们、替他们说话，由于传教士的后台太硬，官府通常会给传教士一些面子。
这就无疑加深了中国民众对西方教派以及西方文化的仇视，再加上确实有一些传教士依靠国家军队的势力，欺辱中国人民。渐渐地西方传教士成为中国民众袭击的目标。一些中国的本土教派如白莲教等等，也极其仇视西方，这分明是在和他们抢生意。于是许多秘密组织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反对一切西方文明的义和拳，有一点不得不说，义和拳确实是白莲教的分支变种。
二、甲午战争以后，西方的侵略活动大大加快
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进行了20多年的洋务运动，从外表来看中国似乎崛起了。西方国家也开始对中国有所忌惮，外国传教士们大多数都安分守己的传教，甚至还兴办了一些慈善医院和西方学校。但是鸦片战争以后，貌似强大的大清国被东方新崛起的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中国的国际地位再次下降（本来就不高，这回更低了）。西方终于认清了原来大清还是这个德行，谁怕你呀！于是这时的传教士已经不单单只有传教的事务了，他们开始干预地方的行政事务和司法程序，地方官员对此听之任之。
在西方承办铁路的过程中，西方公司经常会请军队过去镇压中国农民的反抗，因为西方公司给予的赔偿太低了，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中国最底层的大众对西方的仇视。这种情况在山东最为严重，1899年，山东地区再次发生大旱，人民在死亡上挣扎。此时的山东有各种教派100多种，他们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最后形成了义和拳。他们在山东地区驱逐传教士，捣毁教堂，拆除铁路，慢的不亦乐乎。但是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就任山东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以后，发现这些人完全是在乱折腾，这么搞会出问题的。于是他在山东地区严厉镇压义和拳，这些义和拳鉴于袁世凯的厉害，纷纷转往河北和河南地区。尤其是河北地区，几乎遍布了义和拳的信徒。而袁世凯由于此次镇压义和拳的表现，开始受到西方国家的注目。
三、清朝官方的支持使义和拳迅速壮大
强烈的排外是清朝官方的态度，因为在在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推出了一系列与西方有关的改革，有一些东西是慈禧太后万不能容忍的。在守旧大臣的怂恿下，慈禧太后选择了重新出山，将光绪皇帝进行了软禁。但是康有为、梁启超却躲进了西方控制区，并在西方人的帮助下逃亡了日本。逃出国后的康梁等人在国外继续宣传他们那些反对慈禧、拥护光绪的学说，清廷多次照会各国将此二人引渡回国，但是西方国家根本不搭理他们。结果可想而知，慈禧对这些西方人恨得牙根痒痒。此外，在几年前的甲午战争中，西方国家的舆论一致倒向了日本，这也是清廷一致怀恨在心。
基于这种复杂的心理，朝中一些守旧大臣发现了义和拳的反西方立场。于是改变了对这些秘密组织一贯镇压的政策，开始采用默许或者假装没看见的态度，这样一来义和拳在北京地区也开始迅速壮大。而义和拳也一改之前反清复明的传统，正式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于是中国官方的反西方力量和民间的反西方力量正式联合，开始一致对付那些“洋鬼子”。不过，在西方联军到了之时，他们败得相当惨。这一次失败，把中国所有的家底赔的是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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