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外交官，鞠躬尽瘁，为何却两度成为“战犯”
1月28日中日大论战之后，中国代表团在精心准备向和会提交一份足够分量的青岛及山东问题说帖。起草说帖的重任压到了顾维钧肩上。从1月29日开始，顾维钧日以继夜起草说帖，终于赶在2月13日威尔逊返美前，完成了题为《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所有他项关于山东权利之直接归还之说帖》（简称“山东问题说帖”）。这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核心文件，全文共四部分26项陈述内容，第四部分“何以应直接交还”，是针对牧野主张的“间接交还”提出的。顾维钧提出，比较直接归还中国与间接由日本归还这两种办法，直接归还程序简单，致蔓生枝节，且由德国直接归还，更可体现盟国“同仇敌忾，以维持正义与公道之原则。”针对牧野所谓“青岛已成为日本领属”的悖论，顾维钧特别强调，青岛和山东权益，日本并不因为占领而获得，主权归属中国。说帖还附上了19份文件，其中包括“二十一条”和1918年有关青岛及山东问题的各项换文。
但随着威尔逊返美，和会议程中断，青岛问题虽然正式提交巴黎和会，却被搁置起来。时间的一误再误，使中国方面越加处于不利的地位，1月28日营造的优势，正被时间一点一点销蚀。威尔逊回到巴黎时，和会的局势已发生逆转。4月22日，情况突变，面对英法的庇护和日本的威胁，威尔逊在青岛问题的立场上退却了，75分钟的唇枪舌战最终被威尔逊以“条约神圣”为由草草收场。
根据“最高四人会”的秘密决定，青岛及山东权益问题被写进凡尔赛和约第8号第156条、157条和158条中，三条和约，把青岛及山东拱手让给了日本。
“最高四人会”砰然落下的一记重锤，惊醒了沉睡多年的中华民族，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举国上下一致呼吁与会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当身为中国首席全权代表的陆征祥不堪重负住进医院之后，顾维钧逐渐成了中国代表团的核心，继续为争取中国保留签字而四处奔走。当最后提出的四种让步条件也被拒绝时，中国代表团已别无选择，拒签是唯一出路。签字？拒签？中国代表团内部出现分歧。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紧急会议上，顾维钧挺身而出，力主拒签，压倒了主签派的妄言滥调，使拒签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最后抉择。
6月28日下午，凡尔赛宫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整个世界都期待着和会皆大欢喜的场面，期待着和会圆满闭幕的那一刻。当克里孟梭宣布仪式开始时，会场上的声浪仍然在各个角落徘徊，人们还没从惊异和愕然中清醒过来。多数签字代表的目光不是盯着克里孟梭身前的签字桌，而是盯着中国代表的席位，那里，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拒签和约，在全国民众和和会代表的一致努力下终于成为现实。中国代表团的这一举动不仅使与会全体代表感到震惊，而且也博得了海内外进步舆论的一致称颂。
1919年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出色表现，不仅成为他的外交生涯的一个亮点，也使他成为外交界的一个新星，随后他被委以重任，担任驻英公使、国际联盟非常任理事、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等职务。1921年10月，顾维钧出席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国签订“解决山东悬案问题条约”及“附约”，为收复山东权利、赎回胶济路创造了条件。
1922年至1926年，顾维钧先后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其间于1924年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俄代表加拉罕签订中俄协定。此前，中方代表王正廷在未获得政府认可的情况下，先与苏联特使加拉罕签了协定。但主持外交的顾维钧看过草案后，不禁疑窦丛生：一是有关涉及外蒙古的条约问题，草案虽规定了废除沙俄与中国签署的以及和其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但苏俄与外蒙古签订的条约只字不提，等于默认；二是苏俄从外蒙古撤军问题，草案虽规定了将在双方商定条件后撤军，但这些条件显然使中国处于完全听任摆布的境地；三是在华俄国教会的产业问题，草案声称俄国东正教会的所有地产都必须移交苏俄，但其在华拥有多少财产无法确认。对此，顾维钧认为，此协定必须修改，中国绝不能轻易让步。在随后直接参与对苏交涉过程中，虽然有人在他北京铁狮子胡同的家里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引起爆炸事件，但这丝毫未能改变顾维钧的态度。几经周折后签署的《中苏协定》包括很多条款，其中最重要的是废除了帝俄与中国或第三国所订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条约，废除了帝俄在华的一切租界地、治外法权的领事裁判权。这是近代以来第一次有一个大国主动放弃在华特权，与中国签署平等条约。
1928年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因为顾维钧在奉系军阀下出任要职，曾被国民政府下令通缉。1930年冬，由张学良从中斡旋，国民政府才允许撤销对顾维钧的通缉令。1931年9月，顾维钧复职，被任命为驻英公使，11月复任代理外交部长。1932年2至8月，他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国联派到东北调查的李顿调查团，向调查团提交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长篇备忘录。1932年9月，他被任为解决中日争端的国联会议的中国代表兼驻法兰西公使。在国联受理中国关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一案期间，顾维钧作为一贯主张团结抗日的爱国外交官，恪尽职守，尽到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责任。在出席国联第十四次会议时，他慷慨陈词，揭露日本侵略我国的阴谋，纵论国际形势和国联所面临的危机，重申中国保卫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严正立场和决心，表现了中国人民自尊自强、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说出了关心世界和平人们的共同心声，博得了与会人员的高度赞扬，使日本代表狼狈不堪。
1936年3月，顾维钧和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一起，乘坐意大利邮船维多利亚号出国，赴任我国第一任驻法兰西大使。同年10月顾氏兼任国联大会的中国首席代表。
期间，为日本侵华事件，他代表国民政府和日本进行谈判。在谈判席上态度软弱，从而激起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人民团体的谴责，并要求罢免他的职务。不久，顾维钧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呈，并同时在上海各报上登载启事，郑重声明在谈判席上的软弱态度，完全是奉命而为，并非自己本意，本人立场也是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的，故而宁愿辞去外交官职务，从而获得了人民的谅解。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顾维钧任国联的中国首席代表及第九十六届国联理事会主席。同年11月，代表中国参加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华盛顿条约会议，在九国公约会议上再次揭露日本在华侵略事实，并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但没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效果。1938年5月，顾维钧代表中国在国联大会行政会议上申诉日本对我国的暴行。7月6日访晤法国外交部长庞莱，他第一个代表中国政府对法国擅自派驻安南（今越南）警察进驻我国领土西沙群岛提出抗议，并严正申述我国对保卫西沙群岛主权的立场。1939年3月顾维钧以专使身份，代表我国吁请各委员继续对华进行援助，并呼吁各国勿再以战具及原料运往日本。6月，顾改任中国驻英国大使。8月，顾维钧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学生大会上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悲壮英勇事迹，指出中国抗日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中国的独立和国土完整，这符合世界秩序所确定的各项原则。1942年6月，顾维钧受命和丘吉尔正式会谈。同年10月顾维钧回国述职，并安排对英国国人友好访华团的接待工作。1943年1月1日，顾维钧参与谈判的中英协定正式签约，原来紧张的中英关系出现转机，中国很快也派出了访问团赴英访问。1944年8月，顾维钧被任命为起草联合国宪章的中国代表。
1945年，顾维钧以中国代理首席代表身份和中共代表董必武一起，出席第一届联合国大会。
1946年6月，因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返国另有任用，驻美大使一职，改由顾维钧接任。但就是在这再度出任驻美大使的十年时间里，顾维钧却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苦境之中。他在老年时回忆说：“这时实在是我最为困窘的日子。一切来自中国的消息都是那么令人沮丧，而我仍要继续工作，在美国政府颇不友善的态度下为国家尽心竭力。”实际上自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结束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地位，苟安台湾省后，顾维钧在美国的工作也陷入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境地。因此，这段时间顾维钧几次萌生去意。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怎么能说退就退呢？当时的情况是美国政府的态度已明显要从中国内战中脱身，而为挽救颓败战局的蒋介石，当然仍想从美国那里获取尽可能多的援助。那么，专事对美外交的顾维钧，应对如此黯淡的中美关系，他又怎么能脱身于事外？顾维钧也知道，赶此当口提出辞职，岂不让外人以为他是临难苟免，以为他是急于要离开被视为“沉船”的国民党政府。欲为国民党政权缝补外交漏洞的外交家，又活动在“美帝国主义”的大本营，理所当然成为了战争罪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无疑给顾维钧这个代表台湾国民党政权的驻外“使节”造成了极端严重的局面。此前，因他在华盛顿驻节多年，与各国的外交界同行多有广泛联系。但此后，由于其中的不少国家已相继承认北京新政权，而与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每当顾维钧来到一个社交场合，他们就把头扭过去，好像未看见似的。在美国留任的他，深感又是一番苦境难熬。直到1956年，顾维钧收到蒋介石要他赴台议事的电报，回想起两年前国民党在纽约办的一份中文报纸所言“顾维钧老矣”的话题，回想起一年半前奉召回台时蒋介石曾征询他是否愿意担任“考试院长”一事，顾维钧知道，实现辞职的愿望该为期不远了。1957年，70岁的顾维钧告别华盛顿双橡园，告别十年驻美使命，也告别了他在中国外交界几近半个世纪的服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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