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凭什么断定卫国将会国将不国？
子思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
——《资治通鉴》第一卷
我叫孔伋，字子思，孔子的嫡孙、孔鲤的儿子，生于公元前483年，死于公元前402年，享年82岁。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我的老师是曾参，孟轲（孟子）是我的再传学生，因而我是上承曾参，下启孟子， 后人把我与孟轲并称为思孟学派，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
孟轲这人聪慧有思想但也好辩。有次他来向我请教治理百姓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我说：“先让老百姓得到利益。”孟轲争辩道：“贤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谈仁义就够了，为什么要说利益？”我说：“仁义原本就是利益！上不仁，则下无法安分；上不义，则下也尔虞我诈，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中说：‘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又说：‘用利益安顿人民，以弘扬道德。’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
后世司马光在评价我与孟轲的对话时说：“孔伋与孟子的话，都是一个道理。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
他这个评价还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上，仁义与利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让老百姓饿着肚子谈仁义不现实，因而仁义的国家应保障人民的利益，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人民讲仁义道德。当然了，人民如果一味只谈利益不讲仁义道德，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这必然会危害国家，最终也危害到个人利益。
好了，我们还是言归正题，说说我与卫侯之间的故事。
卫国有个将军名叫苟变，这人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不久前被卫侯免去了一切职务。我很纳闷，卫国国小力弱，如今再把可用之才给罢免了，卫侯到底想干什么？
于是，我找到卫侯，对他说“苟变的才能可统领五百辆战车，你为什么罢免了他？”卫侯说：“我知道他是个将才，然而苟变做官吏的时候，有次征税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他。”
原来如此！为了吃人家两个鸡蛋，竟然把一个将军给免职了。迂腐，实在是迂腐！卫侯这个食古不化的教条主义者，他如此对待人才，难怪卫国的人才会流失的那么严重。吴起、商鞅都是不世之才，他们原本都是卫国人，卫国只要能够留住其中一个，卫国就不至于沦落。对比魏文侯用吴起，秦孝公用商鞅，卫候的胸襟气度何止差了一大截？
我若是个暴脾气的人，恐怕当场就狠狠揍了卫侯一顿，但我毕竟是有文化的斯文人，君子动口不动手，于是对卫侯说：“圣人选人任官，就好比木匠使用木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因此，一根合抱的良木，虽有几尺朽烂处，但高明的工匠是不会扔掉它的。现在国君您处在战国纷争之世，正要收罗锋爪利牙的人才，却因为两个鸡蛋而舍弃了一员可守一城的大将，这事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啊！”卫侯听了我的话，一再拜谢说：“我接受你的指教。”
他说是这样说，但到底有没有真的听进去了，我无法确定。因为卫侯这人，不是一个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人。
曾经，卫侯提出了一项很不正确很不靠谱的计划，而大臣们却如出一口地附和。
我听到了这事，评论说：“我看卫国，真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呀！”公丘懿子问道：“为什么竟会这样？”我说：“君主自以为是，大家便不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事情处理对了没有听取众议，也是排斥了众人的意见，更何况现在众人都附和错误见解而助长邪恶之风呢！不考察事情的是非而乐于让别人赞扬，是无比的昏暗；不判断事情是否有道理而一味阿谀奉承，是无比的谄媚。君主昏暗而臣下谄媚，这样居于百姓之上，老百姓是不会同意的。长期这样不改，国家就不象国家了。”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领导者只有多听听下属的不同意见，才能充分调动下属的积极性，才能做到群策群力，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但卫侯却自以为是，只愿意听好话、马屁话，却不愿意听取下属的不同意见，这就迫使他的下属要做阿谀奉承的人，在他作出错误的决策时，也没有人敢提出意见。
公共权力源自于民，必须为民服务，体现民众的意志，不可滥用。 卫国如今以“君暗臣谄”而居于百姓之上，老百姓怎能同意呢？老百姓不同意，这个国家还能长久吗？
所以，有一天我对卫侯说：“你的国家将要一天不如一天了。”卫侯诧异问道：“为什么？”我回答说：“事出有因。国君你说话自以为是，卿大夫等官员没有人敢改正你的错误；于是他们说话也跟着自以为是，士人百姓不敢改正他们错误。你们君臣都自以为贤能，下属又同声称贤，称赞贤能则和顺而有福，指出错误则忤逆而有祸，这样，怎么会有好的结果！《诗经》说：‘都称道自己是圣贤，乌鸦雌雄谁能辨？’这不正像你们这些君臣吗？”
上梁不正下梁歪，真是气死老夫了。卫侯作为领导者，自己不能端正态度也就罢了，他竟然还以个人喜好来决定赏罚。而他那些下属，又喜欢揣摩上意以趋利避害获取好处， 如此上行下效，这个国家能不一天不如一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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