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重磅推出：为什么中国崛起势不可挡？
【编者按】
中国崛起无疑是21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人类历史上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地缘政治、经济力量重新洗牌。理由很简单：尽管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已经近 250 年，目前却只有不到 10% 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工业化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如果中国能够完成工业化，那就意味着又多了20% 的世界人口进入工业文明。另外，中国位于世界人口最多、最密集的亚洲中心。以中国巨大的体量，它的崛起带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整个世界的增长力量应当是当年英国崛起的 100 倍，美国崛起的20 倍。
中国当前用低于世界 6% 的水资源和 9% 的耕地，一年能生产约 500 亿件 t 恤衫（超过世界人口的 7 倍），100 亿双鞋，8 亿吨粗钢（世界供给量的 50%，美国水平的 9 倍），2.4 亿吨水泥（几乎是世界总产量的 60%），接近 4 万亿吨的煤（几乎与世界其余地方的总量相同），超过 2200 万辆交通工具（超过世界总供给量的1/4），和 92.8 万个工业专利申请（美国的 1.5倍，超过美、日总和）。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船舶、高速列车、隧道、桥梁、公路、手机、电脑、自行车、摩托车、空调、冰箱、洗衣机、家具、纺织品、玩具、化肥、农作物、猪肉、鱼、蛋、棉花、水泥、铜、铝、书籍、杂志、电视节目、甚至大学生等产品的制造者。一句话，承受用全球极少的自然资源和养活世界 20% 人口的压力，中国却能提供全球 1/3 的主要农产品和近一半的主要工业产品。
当尼克松总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访华时，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微不足道，仅为美国的零头；但是在 1980 年左右开始稳步崛起，90 年代后期加速，先后超越一个又一个世界工业强国，并最终在 2010 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头号工业品制造国和“制造业中心”。
由于中国崛起的速度太快，以至于解释中国崛起和预测中国未来是对现行经济学理论的巨大挑战，无论是教科书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家的文章中都没有现成答案。本文试图从一个角度对为什么纵然面临很多挑战，中国的继续崛起势不可挡提出解释。由于篇幅有限，很多观点只能点到为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文一教授最近刚完成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本书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将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
【正文】
一方面，中国用短短 35 年（如果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则为 65 年）取得了典型西方国家用至少 250 到 300 年才完成的工业成就（即从原始工业化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再到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也在极短时间内积累了西方国家250到 300 年间遇到的问题和障碍。这些问题包括腐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和环境破坏、商业欺诈、充斥市场的劣质产品、资产泡沫、失业和产能过剩等等。鉴于这些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有人甚至打赌中国有朝一日会突然戏剧性地崩溃，就像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敌视态度以及对于西方工业革命史的无知也加剧了这种悲观预期。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似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和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larry summers）甚至用纯属统计的方法分析了大量跨国经济增长动力学数据后声称，任何对未来中国增长的乐观投射都是不可信的：“历史告诉我们超高速增长往往是不可持续的，尽管经济预测永远是基于近期增长的外推。经济增长的一个最显著的统计特征就是向均值回归的趋势。与被大量讨论的诸如中等收入陷阱等相比，这一点在数据中要稳健得多。另外，高速增长往往被时不时的增速下降所打断，而增长率的波动大部分来源于这种中断。由于中国一些显著特征：高度的政府控制、大规模的腐败及其专制体制，我们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更有可能出现增长中断。”
在这样的背景下，预测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似乎是盲目乐观，根据不足。但是，这些悲观论者或许记得如下历史事实：第一，“当年英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支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svenbeckert，2014）。因此，如果采用萨默斯的数理统计方法，英国当年发生工业革命的概率是零。第二，美国在整个 19 世纪崛起的过程中发生过15 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一次长达 4 年的内战，而且在成功追上英国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之后，还在 1907 年和 1930 年两次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美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在整个20 世纪主宰和引领世界一百年。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是否崩溃，不取决于经济是否出现波动或金融危机，而取决于长期发展战略和工业化的顺序，以及政府对危机的处理方式。
因此，只有基于对工业革命内在逻辑的正确洞见和当年西方崛起历史过程的深入分析，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即使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国的崛起仍然是不可阻挡的。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前面所提到的当下中国面对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只不过是“成长的烦恼”，这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遇到的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不可同日而语。
1．正确的发展战略
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第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发现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并一直遵循着从农村到城市，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低端制造业到高端制造业再到金融业，从高储蓄到高福利这么一个正确的、循序渐进的工业化顺序。
我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反复强调和论证的一点是：工业革命具有按照市场大小和发展阶段逐步展开的“胚胎发育”式的产业结构上升逻辑。它开始于农村地区的以简单劳动分工为基础、远距离贸易为目标的原始工业化阶段。在原始工业化的末期，大大扩展了的国内市场、迅速提高了的城乡购买力、迅速改善了的供应链和分销网络以及不断强化的工业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使得进一步采取劳动密集型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有利可图。这触发了对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竞争和升级，并最终引爆以大规模生产各种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重工业相比，这些规模化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相对低的资本（资金）门槛、技术门槛和能源要求，因此更容易通过原始工业化阶段积累的国内储蓄获得融资，和通过那个阶段所获得的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源实现产业升级，以及通过那个阶段创造的市场和营销管道实现进一步市场扩张。
持续的规模化和机械化进程需要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各种机器与生产工具的大量与及时供应，以及更大规模和速度的产品销售网络和交通基础设施。这就对能源、动力、通讯、运输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和供给提出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盈利机会。因此，一旦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了，对更好更快地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分销各种轻工业消费品的需求将日益提高，并最终掀起一场对包括能源、动力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商业网络的投资繁荣，来维持不断膨胀的经济体系、长途运输和全球贸易。
换句话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对整个工业“能源─动力─运输”三位一体的巨大需求和由此拉动的空前繁荣对重工业产品和材料产生了巨大的规模化生产的需求，这就触发了以对机器、中间产品、各种其他生产工具以及推动机器运转的能源、各种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些直接和间接的“生产─运输─销售─再生产”工具和构成它们的原材料与中间产品是维持整个工业体系的增长所必需的，如化学制品、水泥、钢铁、通信设备、火车、汽车、轮船、飞机以及大规模的信贷体系。只要其收益大于成本，任何能便利这些产品供给的发明都必然被采用——包括新的能源、动力、交通、通讯和材料。这一过程也推动了金融服务和信贷管理方面的创新，以便利大规模贸易的实现。对一个稳定和管理良好的国家银行系统（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的需求此时也应运而生。这就是中国在进入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情况。
可见，一个成功的工业化过程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不断由底层市场需求驱动，并由前一个阶段的储蓄来获得后一个阶段融资的产业升级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更新和更大规模市场的创造、发现和扩大的问题，因此都需要政府和市场参与者的集体行动来克服在市场创造和公共品提供方面所面临的巨大社会成本。
具体地说，启动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付出的巨大的社会和私人成本，需要通过原始工业化阶段的原始积累融资，用以支持规模化轻工业品市场的创造、劳动密集型规模化企业的建立以及技术创新和采用。而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的工业体系的维持和升级（包括满足其对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的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则需要付出更为巨大的社会和私人成本，因而启动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但需要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市场，而且需要第一次工业革命所积累的储蓄。
由于大工业的高投资成本和组织成本，以及建成以后接近于零的边际使用成本和由于制造业知识技术的普适性带来的知识外部性和外溢效应，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具有极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的创新与扩散效应。这意味着每一个发展阶段付出的社会和私人成本最终将被工业革命成功带来的极度扩张的市场和极大提升的技术与劳动生产率所补偿。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最终会带动农业的机械化，使得这一古老的、既是土地密集又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部门最终被转化为了一个资本密集型部门，成为工业革命的受益者。这也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时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
粮食安全问题和基于劳动分工所面临的大规模市场缺失和失灵问题是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欧洲历史上需要一个漫长的助跑阶段——原始工业化阶段——来引爆。这个阶段初步解决“贫困陷阱”问题或马尔萨斯陷阱问题。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乡镇企业繁荣把这个往往需要几百年的“原始积累”阶段缩短到 10 年（即1978年至1988年或至多1949年至1988年，如果包括土改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时期的话），而且没有采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惯用的创造全球市场的手段。
第二次工业革命所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是解决工业“三位一体”缺失问题。这需要巨大的市场需求来支撑基础设施这类长期投资所需要满足的利润回报和天量国家储蓄为其融资。很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正是因为无法克服这一发展瓶颈而失去了继续增长的动力，因为他们缺乏（1）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拓的巨大轻工产品市场对三位一体的巨大需求（市场条件）；（2）由此所积累的巨大储蓄（金融条件）；（3）强大政府所体现的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意志（政治条件）。工业三位一体本质上是公共产品，而且是“中间性”或“工具性”产品，它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因此，它是全方位产业升级的战略“梯子”和“桥梁”，是衔接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纽带，所以国家意志和政府的积极介入必不可少。而拉美这些国家之所以无法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即重工业革命），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发育良好工业“三位一体”；而这本身又是由于缺乏一个发育良好的支撑“三位一体”的（即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市场条件；而这又正是因为没有认真完成更早期阶段的原始工业化过程，或更初级但更基本的原始“市场发育”阶段。所以这些国家的“发育不全”问题被一步一步遗传下来，被“跨越式”发展战略误导了。一旦产生“发育不全”问题，经济改革成本就会比按照正确“市场发育”步骤所需的改革高昂很多，而在这个时候再“急于求成”采纳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比如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如“休克疗法”），或新制度学派的政治改革建议（比如“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那就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中国自 1978 年以来遵循了符合“胚胎发育”工业化逻辑的正确路径。这解释了为何自那时以来中国更少遭受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的“暂停—重启—暂停”的周期性改革困境和为工业化融资而引起的债务危机。这与中国之前历史上的三次工业化尝试（即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和 1950—1977 年的重工业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以及不断采取自上而下发展战略的拉美国家截然不同。中国完全依靠自己在1978 年以来农村工业化积累的国内储蓄开启了 1990 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完全依靠第一次工业革命获得的高储蓄开启了以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为领头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的总储蓄率目前仍是世界最高（将近 gdp的 50%），还拥有高达 3 万亿至 4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而完全有金融能力在未来 10-20年内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这种史无前例的高储蓄也使得中国能够进行遍及全球（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中亚以及欧洲大陆）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为“中国制造”建设雄心勃勃的全球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链以及分销网络，从而大面积惠及全球发展。
2．“干中学”：技术进步的源泉
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的第二个原因是工业技术进步的源泉问题。一些人质疑中国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进行创新的能力，特别是在触及技术前沿之后。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束缚了自由和对技术创新的激励。因此得出结论，中国迄今以来的快速发展和奇迹般的增长不是由创新带来的，而是初始条件落后和复制发达经济体技术的“后发优势”导致的。
的确，中国在追赶时期充分借鉴和复制了国外先进技术，但是这并非说明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创新，并在到达前沿以后无法创新。二战前的日本、德国和俄国以及二战后的韩国和新加坡都是先模仿后创新，甚至 19 世纪的美国也是如此。
英国工业革命并不是一场科学理论的革命，也不是对科学理论的应用。工业革命与哥白尼天文学革命、牛顿力学甚至热力学的创立无关。工业革命是关于工业组织、制造技巧、设备工艺以及生产要素如何在时空上循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实践知识的革命。这些突破和发现，以及制造业知识的积累只能由实际动手和生产制造的过程所驱动。因此，只要踏上了工业革命的大道，成为世界工厂（或哪怕只是占有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任何国家都能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因为技术知识和创新是从重复的实践、具体的工业建设、产品竞争以及满足市场需求和攫取市场份额的激励中来的。或者说，是从生产过程里来的。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个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一旦它放弃了制造业，就可能会完全丧失其技术优势和创新力，无论它的大学排名有多高，无论它有多少诺奖获得者。
因此，“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铁律已经不断被证明是人类技术发展史的最重要、最直接推动力。中国的工业革命也服从同样的逻辑。在美国人看来，13 亿中国人民自 1980 年代以来直到现在都仅仅是为美国打工的蓝领工人，用 8 亿件衬衫换取一架波音飞机。由于巨大的农村人口、很低的人均收入水平（1990 年代仅为美国的 1/20，2014 年为1/8）以及更低的人均消费水平（90 年代为美国的 1/30，2014 年为 1/12），尽管经过了数十年的超高速增长，中国仍然显得贫穷落后。但是，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勤劳的制造业实践者，他们通过制造、组装、运输、打磨各种工业产品，夜以继日地发现着新的实践知识。例如，为了在昼夜温差极大的高原地区修建高速铁路，中国的工程师需要解决无数日本和德国同行所不会遇到的技术和实践上的问题。而且，为了与其他国际制造业巨头竞争并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工程师必须时时刻刻去解决各个领域的实际工程问题。十年之前，德国高科技公司曾允许中国工程师观看他们的技术蓝图（日本工程师则不行），并不担心其核心技术会泄露。今天这种景观已不复存在。通过“干中学”，中国已经在电子、信息技术、通讯、超级计算、半导体、精密仪器、材料科学（包括纳米技术）、造船、高速列车、隧道与运河开凿、发电和输电、空间科学与军事技术等诸多制造业领域赶上并走在了技术前沿。
这种“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过程一开始看起来也许是低档次的和不起眼的，但日积跬步，乃至千里。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这所最好的大学——来进行实践和创新。
一旦学会了制造和模仿，创造和创新的大门就打开了。如果不理解技术知识的“实践”属性，不了解人类工业革命的历史，以及“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原理支配着个各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我们对知识创新的认识就会有极大偏差。
就像美国在 19 世纪是英国最好的学生并最终超过了他们一样——就像美国当年的创造力隐藏在低质量、低附加值但动态更新的制造业，尚未在大规模创新和科学突破中展现它一样；就像美国当年熟练地学习、仿造、吸收，甚至“窃取”英国的先进技术一样；就像虽不引人注目，美国人当年却持续热情地投身于实践性的、小步骤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和改制一样（如棉花收割和铁路建造）——中国今天也是美国最好的学生。最令人恐惧的事情其实并不在于中国有多致力于“窃取”美国技术，就像当年美国致力于“窃取”英国技术一样，而在于中国对制造业的热情和美国当年是多么相似。就像美国当年并没有牛津和剑桥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来为美国培养一流的科学家一样，中国也没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来训练一流的科学家队伍，却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理解和吸收从最基本到最先进的工业技术。为什么？因为中国有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学院”，在这里无数实践者可以反复操作、学习、练习、发现，并训练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工程师和潜在的创新者，就正如没有牛津和剑桥三一学院（牛顿在此毕业并执教）的19 世纪的美国却能理解、吸收和超越英国的前沿技术一样。
在整个 19 世纪甚至 20 世纪，美国没有产生康德和黑格尔那样的哲学大师，牛顿和达尔文那样的科学巨匠。但在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就产生了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和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福特（henry ford）、摩根大通（j.p.morgan）、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和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样的工业巨头。对美国而言，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是一个“需要巨人并能够产生巨人的时代”。目前的中国也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
3. 市场创造者：有为的重商主义政府
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既通过中央计划，也通过地方政府间相互竞争来组织、调度和管理国民经济，以促进增长，优化治理。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指引，通过实验和微观制度创新从上至下地纠正重大的政策失误。这才是所谓“国家能力”的真正含义。中国的政体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是中国政治层面的“比较优势”，政府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结构要求在治理方式上持续地学习、变革和转型。因此，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的时候，能采用一种更长远的历史性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变迁（至少比民主选举的政客的眼光更长远，这些政客通常对管理经济无能，容易被利益集团操纵，并受制于选民短视的个人利益）。
贸易创造市场，而市场刺激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一个经济的商业越繁荣，市场就越大，生产规模就越高，产品价格就越低；由此就更进一步青睐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去为产品创造更大的市场。国民财富和国家实力来自于商业，来自于由民间商业推动和市场支撑的规模化生产。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这也是支撑中国崛起的一个原因。
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或宗教信仰下，一个与普通民众利益一致（使大家都变得富有）的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对经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工业化最初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市场创造和国家能力的建设。这涉及地区自治市场在国家层面的统一，以及整个国家资源和劳动力的重新组织、定位、调度和协调。在 1776 年，亚当·斯密假设支撑劳动分工的规模化市场是给定的或天然存在的，因而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自利的个体间的互动就能解决社会的分工协调和工业组织问题。但是，基于劳动分工原理和规模生产方式的大范围供需平衡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中介协调成本的。而在一个由无数分散的无政府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工匠组成的落后农业社会，由于协调成本高昂，大规模市场难以产生。没有一个大规模市场以及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商业网络和分销系统，则不会有专业化分工和规模化生产的企业。
除了解决市场缺失和市场协调问题，政府负担着另一个关键性的任务：只有政府才能完全内部化工商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外部性。对于能源、动力、金融和基础设施等攸关发展和安全的行业这一点尤其明显。
毛泽东时代由国家建立的大规模重工业和科研机构在后来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 1990 年代中后期）。这些重工业和昂贵的科研机构曾经非常“无效率”（亏损），成了中国巨大的财政和金融负担。但在 1990 年代，当中国完成了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并采取了利润─成本驱动模式（择优竞争奖励机制）来管理这些重工业（科研机构）之后，这一切发生了改观。与俄国在休克疗法中所实践的不同，在 1970 年代末到和 1990 年代早期，中国（明智地）没有选择通过市场化和私有化摧毁其“无效率”的重工业（和共产党的领导以及政府的基层行政网络）。相反地，中国通过“双轨制”保留了这些国有企业（以及党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绝对领导），把对他们的改革延迟到了 1990 年代末期，即完成了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这个时候，经历过改革后的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工业化阶段，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对基础设施和重工业产品（如化学、原材料、能源、钢铁、交通、通讯和各种机械设备）需求最大的市场。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就能够支撑一个庞大的重工业部门，使得对重工业的市场化改革和转型与 1970 年代末、1980年代甚至 1990 年代早期相比更容易进行。因此虽然俄罗斯的重工业大部分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休克疗法中被所谓的“市场”力量废弃和摧毁了，中国的重工业却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实现了转型和复兴——这多亏了从 1978 到 1990年代中期逐渐兴起的对能源、动力、运输、材料、化工、通讯等重工业品和耐用消费品的巨大需求市场。这一市场的出现并不是由于中国的人口突然增加了，国土面积突然增大了，或资本利率突然减低了，而是由于中国成功建立了庞大的轻工业基础，增强了国民购买力，来有效支撑这些大规模的重工业。这同样解释1990 年代中期以来来自发达经济体资本密集型 fdi（外国直接投资）的爆发式增长以及重工业技术的快速进步（如远距离输电和高质炼钢技术、高铁系统和太空项目，这些都是国有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 2015 年的总体工业化程度只相当于美国 20 世纪 10-20 年代的水平，尽管中国的某些尖端技术距离美国已只有20-30 年的差距。这一对于中国总体工业化程度的估计与两个独立的衡量指标是一致的。一是城镇人口比例，中国 2015 年城镇人口比例约为 51%，与美国 1920 年 51% 的城镇人口一样。二是人均 gdp 增长率，美国 1910（1920）年代真实人均 gdp 大约是现在水平的 1/10（1/8），这一差距与目前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类似。
但中国与美国工业化同一阶段最重要的相似性并不在于收入水平或城镇化率的一致，而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力度与增长的动能（势头）的类似性。凭借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制造业产能的增长，美国在 20 世纪初猛然闯入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而中国在 21 世纪初也是一样。假设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维持 7% 左右的增长而美国维持 2% 左右的增长，仅仅 40 年后（按照 ppp 则只需要 30 年）中国就会在人均收入方面赶上美国。这也与 nst 年表做出的预测一致。假设两国相同的人口增长率，到那时中国经济体量将是美国的 4 倍。但是由于全球市场规模的增长速度不一定与中国的产能增长速度同步，中国没有必要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赶上美国；它只需赶上日本（人均收入约为美国的2/3）或韩国（人均收入约为美国的 1/2），就可成为名副其实的头号超级大国。而这只再需20-30 年左右的努力就可能实现。中国人口是日本的 10 倍，韩国的 30 倍。想象一下 10 个日本或 30 个韩国的制造力和 gdp 是什么威力！在 1980 年代的一个日本就已经让世界感到震撼，何况 10 个日本。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只需要具备两个日本的高端制造业实力就可打破世界平衡。
凭借着低廉的成本和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正在通过现代化铁路从陆地上联结和整合南亚、中亚、中东、俄罗斯和欧洲。这即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与海运相比，铁路运输更快捷、准时和可控，更容易实现区域内产业分工和经济一体化，从而更能满足 21 世纪的全球工业化的需求。中国正在创造一个依靠陆路运输的全球贸易新时代。也许自大航海时代和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再没有什么其他经济事件比这条新丝绸之路更引人注目了。不过它也仅仅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崛起的力量，及其对 21 世纪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结构的巨大影响。
【作者简介】
文一教授常年工作于美国，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长、华盛顿大学兼职教授，入选第三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文一教授常年工作于美国，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长、华盛顿大学兼职教授，入选第三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本文首发于《百年潮》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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