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周作人：五四先锋，抗战时却甘当汉奸，连老军阀都不如
周作人与杨荫榆于二三十年代都曾是北京知识界的显赫人物。周作人在蔡元培长校北京大学时，得其兄鲁迅推荐，任北大东方语文系主任兼教授，后因善书 “闲适幽默”的小品文而名声大噪。杨荫榆1924年夏继许寿裳任北京女师大校长。1925年5月9日，她开除了学生自治会的六名职员，学生教师多不服，教育部长章士钊则支持杨的行为，并于8月1日派军警解散女师大，五天后下令停办该校。之后的11月，章去职，女师大复校，杨荫榆也离京。因鲁迅文章的缘故，现在很多人都熟悉这位女校长的名字。周作人于建国后撰写的《知堂回想录》对杨荫榆压迫学生的作法，用一句话总结，说杨“以婆婆自居，把学生们看成一群童养媳。”
“七七事变”后，北大迁校长沙，规定副教授以上者全部南走，因困难留平者凡四人，即马幼渔、孟心史、冯汉叔和周作人。前三位年事已高，周作人当时52岁，肯定不是由于这个理由留守的。“八月二十五日，日本宪兵四人到第二院校长室检查，由（郑）毅生独自支应，后来周作人闻讯赶到，用日语和日宪兵驳辩，那时他还站在北大同人立场说话。”（见《北大旧事》之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文）。曹丕《与吴质书》云：“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刘勰对此则不以为然：“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杨荫榆身上。杨自京归南后，在故里苏州办了一所女校。抗战时，日军占领苏州，四邻深受日本军人蹂躏，杨多次仗义去日本领事馆交涉。杨荫榆同周作人早年均求学扶桑，与日人交涉大概不会有语言上的障碍吧。杨荫榆的侄女杨绛在其《将饮茶》之《回忆我的姑母》中对此事有详尽记述。 “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去。1938年1月1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看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
而周作人的晚节却没有这般闪烁。鲁迅熟知其弟周作人的日本情结，在逝世前叫三弟周建人转告之：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后退。1932年回北京省亲时，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道：“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但大哥担心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七七事变”后，周作人以“家累重”“老母寡嫂要奉养”为由，执意留在北平，不肯南下。1938年8月4日，胡适在伦敦听说他有附逆之心，便寄来一信加以规劝。信曰：“臧晖（指胡适自己）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周作人到底未能“识得重与轻”，就任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总署督办，期间，踌躇满志，招摇过市，后还在报上刊发了着日军戎装照。关于督办一事，他后来回忆道：“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力气自己运动的人），当然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考虑的一个原因，即贪图安逸富贵，其《知堂回想录》中揭开答案：“该职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这样的俸禄，在当时民不聊生的大背景下，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按著名侨领陈嘉庚“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提案之界定，周是铁定的汉奸。有好事者将这一事实说成是其日本老婆的唆使，其将祸水泼向女人的同时，怕还隐匿着另一重含意。还有人将其附逆行为与他的国家观中的“专制之下无祖国”论点相联系，认为其历来相信国家的本质与功用就是保障人权（见《半是儒家半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解放后，周从事翻译工作，还“摈弃前嫌”写了些回忆鲁迅的文章，于1967年了却了一言难尽的一生。周作人的文作得好，恰是作人糊涂，好在现在已没有人再以人废言了，所以各类集子实在出得不在少数。全面地看待一个人，类似的污点怎能不计较。华北沦陷后，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前大总统曹锟组建傀儡政府，曹身负贿选总统之耻，国难当头却大节不亏，忿然道：“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于“九一八”后也蛰居北平，却多次拒绝出任伪职，曾言：“自古中国严外国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大学者的周作人在民族大义上却不如一介武夫。同是留守的孟心史，为守“饿死不失节”的信条，全家只落得日食一粥，最后与夫人双双被饿死。几番比较，周出任伪职的原因便可猜出大概了！从他身上，让人仿佛又看到了钱谦益、侯朝宗、马士英、阮大铖之属龌龊的影子。
顾宪成《反自录》中关于大体与小节的辩证耐人寻味：“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鲁迅在一次谈话中也涉及到了这一命题：“中国人对于某人的观察，因其偶有错误、缺点，就把他的一切言语行动全盘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尔基一点‘坏处’，就连他的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吴稚晖不坐人力车，走路，于是崇拜他，反而把他的另外行为，比损害一个人的体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宽待。又如孙传芳晚年吃素，人们就把他的杀人凶暴，都给以原谅了。”（见许广平《片段的记录》）林彪有“小节无害论”：“大节好，小节也好，固然好，但这样的人不多；大节不好，小节不论好不好，都不能用；大节好，小节不好的是多数，还可以用。”周作人学问了得，文章了得，虽说不应因人废文，但论及作人，却因大节“趋向苟差”，故“终归于小人”。周作人，周作人，恰在作人上出了问题。
有好事者爱屋及乌，为周作人的汉奸行为寻找理由，为此可以借用台湾作家南方朔的一段话应对之：“他们看不见历史过程中的生灵涂炭及慷慨悲歌，而相信自己的破文章掷地有声，孙中山的性生活大过了他对历史的影响与意义，君主立宪这个早已被否的问题也被重炒，甚至连袁世凯、段祺瑞也都被翻案成了英雄。文人知识分子只会唱矫揉做作的小调，中国的民国史热，就是小调的大合唱。”
日军占领青岛后，“苏武留胡节不辱”的王统照困于上海，生活拮据，以至于靠典当度日。有人通知：“你青岛的家被日本人占了，但只要你回去做事，宅子自然可以还给你。”王拍案而起：“我决不做周作人第二！”
《菜根谭》云：“声妓晚景从良，一世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清苦俱非。语云：‘看人只看后半截’，真名言也。”曹汝霖“五四”时曾被骂作卖国贼，后曹从事慈善，每年都要为北平车夫提供棉袄，且亲自送往车夫处。穷人死了，曹为其供棺。他经营发起的中央医院，免费为穷人看病。抗战爆发后，曹拒绝任伪职，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晚节要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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