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井冈山上待不下去，竟是毛主席判断失误，没听林彪之言
林彪、伍中豪、黄公略之所以称为毛泽东麾下“三骁将”，是因为部队整编后，这三人分别指挥红四军的三个主力纵队，而有关林彪脱颖而出在今天看来，不免令人有些困惑。
因为据毛泽东一年后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显示（此信在48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朱毛会师井冈山后，林彪并不大赞同毛泽东对中国大局乐观的判断，毛泽东在信中直言批评林彪：
“林彪同志，我从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28年）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困惑在于：这并没有妨碍林彪被迅速提拔重用。大概这唯有两种解释，一是这期间的林彪战功的确卓著到能抵消与最高领导政治观点不同的地步；二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林彪并没有说错什么。
事实上中国革命并没有如毛泽东信中所描绘：“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诗人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对中国革命做了大胆且乐观的预言，但是，这个“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真正分娩出世还是拖到了将近十年之后，这中间红军经历了近乎灭顶之灾的数次临头，都是千钧面临深渊被一发拖住，中国革命之所以最终成功，是多少次偶然形成的必然，甚至包括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
1928年时作为一个小营长的林彪，从纯军事角度估计形势，不认同毛泽东所指出的“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
另外，在党的会议上，直言不讳表达自己的观点，应该是被鼓励赞扬的事情，大家都若如此，其后哪会酝酿出这么多阴谋诡计？
事实也是如此，林彪不但在“八月兵败”之后被赋予执掌部队主力二十八团的重任，还进一步在整编时就任第一纵队纵队长，尤其是，其时红四军人才济济，一大批后来被称为“中央红军”的主要将领已经聚集到了井冈山。林彪不是在红军无人顶大梁时位居津要的。
28年底，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余部（九百余人）来到井冈山，12月12日，在宁冈新城召开了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庆祝大会，井冈山的声威更大了。
但声威不能顶饭吃，入冬以来，井冈山连下大雪，气候奇寒。而伴随着井冈山地区红军声威渐增的是，国民政府也越发关注这块赤色根据地了，军事压力和经济封锁步步加紧，井冈山地区周围竞出现了国军18个团级番号――军事形势严峻。
更为严峻的是经济形势：在国军的严密封锁下，井冈山的苏维埃政权以及红军都举步维艰，难以再坚持下去了，当时维持政权以及部队活下去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外出“打粮”，据陈毅后来（1929年9月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井冈山红军衣服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
但全军守在山上是难以维持的，等于坐守待毙。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明确表达：“……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
也就是说，还是要打出去，这是死地求生的唯一办法。
1929年1月4日至7日，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了四军、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最后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由原红五军部队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不过人们大都还是以红五军相称）及原来井冈山的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彭德怀兼任红四军副军长；由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施外线机动作战，寻机歼敌，以打破敌之经济封锁。
这次将主力远出，还是为了调动围山的国军，以坚持井冈山根据地，并非单纯为了打出一片新天地。这也说明：经过实践，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已经意识到，坚持革命根据地必须创造必要的经济条件，多大的地盘养多大规模的部队，革命还需慢慢来。
1月14日，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军部、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特务营共约3600人，由井冈山小荇州等地下山向赣南出击了。当晚，红军一举歼灭大汾守敌一个营，突破封锁线后日夜兼程，不费一弹占领了没有国军设防的大余城。
出击赣南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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