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猴子换肾？晚清一位大人物这么干过
作者：我方团队成员覃仕勇。
“晚清人物数康梁”，自从“戊戌变法”以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康有为、梁启超两人的名气是相等的。实际上，他们两人的精神、志趣、学问、学术和思想都有很大的差别。
有人评论：康有为“好骛新奇而不求甚解”，而梁启超“略偏保守而又无成见”。这个评论，是相当靠谱的。
这两个人的晚年，都是死于手术事故。
先说康有为。
康有为做手术，完全是自找的。康有为以圣人自居，倡导一夫一妻，但自己到了60岁还纳妾，一生共有6位妻妾，可谓妻妾成群，既有出生在美国异邦的混血美女何旃理，又有东瀛日本的市冈鹤子。这两个美女嫁给康有为时，都还是十六七岁花季雨季的青春美少女，而康有为却已过了五十知命之年。
1925年，六十九岁的康有为想“返老还童”，听信了德国江湖医生忽悠，走上了手术台。
这个德国游医，自称医学博士，吹嘘他的医术可以将猴子肾和人体肾交换，然后达到一种起衰振敝的神奇作用，手术后的人可以“返老还童”，生龙活虎。
“好骛新奇而不求甚解”的康有为高高兴兴地走上手术台，结果不能没有“还童”焕发第二春，反而身体情况急剧变糟，没几个月，就死了。
当时的《晶报》就载有《圣殿记》，记载了德医欺骗康有为的始末，据说，康有为在临死前还和德国人打了官司，但并没有什么用。
不过，还是交代一下梁启超的婚姻。梁启超的夫人李惠仙比梁启超长4岁，两人之间的感情很好，做了一辈子夫妻，只吵了一回架，就这一回架，就让梁启超悔恨终生。
1924年李惠仙患上不治之症，梁启超对大女儿梁思顺剖白了自己的愧疚心情："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们那回架害的，我实在哀痛至极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想把自己的罪过减轻一点。" 该年9月13日，李惠仙病逝。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
梁启超的才情、学识、气度，都是时之楚翘，一生中自然也遇到许多倾慕他的女子。在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时，便有一个名叫何蕙珍少女对梁启超爱得死去活来。但梁启超尊重妻子李惠仙，挥慧剑，斩情丝，对何蕙珍“一言决绝，以妹视之”。
梁启超回国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专门从檀岛追来，一意要与梁启超结成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招待何蕙珍，拒绝了何蕙珍的好意。李惠仙的病逝后，何蕙珍再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为了捍卫自己忠贞的爱情，梁启超只有对何蕙珍薄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1924年二月，梁启超因小便出血，到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割去右肾一只。梁启超之弟梁仲策（启勋）的《病床日记》是这样记述的：“任公于四年前，即患小便出血症，当时因在清华讲学，城内各校亦时有定期讲演，异常忙碌；加以其夫人病恙日加沉重，以此种种关系，未暇诊治。及其夫人病殁，任公失偶，情极难堪，仍在清华讲学如常，亦借此寄托以过其难堪之日月也。其小便出血之症，由此愈剧，友人有劝其就医者，因先入德国医院，由克里大夫检查，结果不能断定病源所在，乃改入协和医院，由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从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
在“德国医院，由克里大夫检查，结果不能断定病源所在”的情况下，说明病情比较复杂，但梁启超选择相信中国医生，不顾亲友们的反对，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
也是造化弄人，梁启超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却在手术中被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
梁启超不想因为自己一个人而影响到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以便让西医能够造福到更多的人，他冷静地对待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事故。
作为亲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的情形下，梁启超没有状告院方。
甚至，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徐志摩语）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梁启超仍然在竭力维护西医的声誉。
梁启超认为，西医是科学的代表，自己维护西医的形象即是维护科学，是在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
为此，梁启超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他还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
1926年6月2日，梁启超在《晨报副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过程，同时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他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
对于该不该割去右肾的问题，梁启超极其宽弘地提出责任不在协和。
梁启超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文章最后极为诚恳地说：“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内心和身体的双重煎熬与苦痛，维护着自己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
这年6月5日，梁启超在致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说：“近来因我的病惹起许多议论。北京报纸有好几家都攻击协和（《现代评论》、《社会日报》攻得最厉害），我有一篇短文在《晨报副刊》发表，带半辩护的性质，谅来已看见了。总之，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没有丝毫吃亏，（唐天如细细珍视，说和从前一样。）只算费几百块钱，捱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现在病虽还没有清楚，但确已好多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或者是协和的药有效（现在还继续吃），或者是休息的效验，现在还不能十分休息（正在将近毕业要细阅学生们成绩），半月后到北戴河去，一定更好了。”
梁启超对女儿说的去北戴河等等，其实全是安慰之语，他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
1927年4月19日，沉疴不起的梁启超惊闻康有为去世，给女儿梁思顺写信说：“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岛死去，前日我们在京为位而哭，好生伤感。我的祭文，谅来已在《晨报》上见着了。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我得着电报，赶紧电汇几百块钱去，才能草草成殓。”
这时候已经是自顾不暇了，还惦记着老师的“身后萧条”，真是义薄云天。
6月1日，梁启超突然得到王国维自沉颐和园的噩耗，不由得垂死病中惊坐起，奔往清华帮助料理王国维后事。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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