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造超级大国，却被国人酷刑处死，无人同情
说到超级大国，同学们应该会想到美国，以及曾经的苏联。那么，在中国古代群雄并立的时代，有没有超级大国呢，当然有了，那就是战国七雄时代武功盖天下的秦国！虽然楚国和齐国也是超级大国，但他们最终都被秦国消灭。
秦国统一，功在谁呢？很多人会说是秦始皇赢政。没错，是赢政最终消灭六国，统一天下。不过，风流杜牧也说了：秦王（赢政）奋六世之余烈，才成大功。从赢政往上追，昭襄王奠定了秦国统一的基础，但再往上追，还有惠文王，以及开秦国风气之先的秦孝公。
可以打住了，秦孝公赢渠梁时代，秦国真正开了天眼，从一个普通的西陲荒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为日后统一奠定坚实基础。秦孝公多半是因人成事，是因为他用了一个人，才有超级大国的绝世辉煌，这个人就是商鞅。
没有商鞅那次开天下之先的划时代变法，就没有秦国超级大国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商鞅是秦国成为超级大国的真正开基者。
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和王安石变法具有同等的影响力。但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因为反对者自私，绝不会为了让普通百姓过上好生活，就牺牲自己通过特权获得的巨额利益。他们弄出所谓《流民图》，对王安石极力丑化攻击，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北宋王朝不久也玩完了。而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秦国统治者不自私吗？不是，他们同样自私。但当时的秦国的国力正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国家气势如日东升，所以心态更为开明，思想更为开放。
秦国为什么能成功？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用六国的人才。不管是早期的百里奚（楚）、蹇叔（宋），还是商鞅（卫），范睢（魏），到统一时代的吕不韦（卫人）、李斯（楚）。而六国呢，宰辅皆是王族权贵，拒绝把蛋糕分给出身普通的人才，宁可把宝贵的人才推给敌国，也绝不重用。不要说普通人才，就是王族的旁支远亲也不受重用，束之高阁，自生自灭。
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卫国公子卫鞅同样找不到未来的出路。从小就苦学法家形名之术的商鞅，满怀着雄心壮志来到魏国，在有宰相公叔痤的强烈推荐下，魏惠王都不想用商鞅。魏国是当时天下第一大国，最被各界看好，可魏国不用，卫鞅只好西行，去偏远小国秦国寻找机会。
魏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梁惠王，并非昏君，而是一代明主。但魏惠王当时已在争霸天下，形势看好，没觉得商鞅是非用不可的。而秦国在位的孝公赢渠梁正有强秦之志，可初创大业的秦国地处偏远，人才匮乏，急需外国高级人才。此时的秦国患有严重的人才饥渴症，只要稍有才华的人，孝公都会重用，更何况卫鞅这等天才呢。
孝公和商鞅，一个求变，一个能变，二人很自然的就“结合”在一起，如同刘备之遇诸葛亮，苻坚之遇王猛。
公元前356年，出任秦国左庶长的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大幕。
变法就意味着要改变过去一成不变的利益分配格局，必须会遭到相关利益损害方的强烈反对。这些人不会从国家和百姓的角度看待变法，他们只有一条：国弱民穷可以，自己损益受损绝不可以！以甘龙为代表的保守派反对变法，理由是社会各阶层对现有的政治行态已经习惯，再进行大的改变，他们未必能接受。甘龙打起“吏民习而安之”的旗号，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利益，而绝不是为了百姓着想。
不过，指望百姓一下子就拥有新法也不太现实，其实百姓和既得利益者一样，都是自私的。他们同样不会管国家兴亡，哪个大王来了不一样磕头交税？商鞅，以及历代敢于变法者，都是参透了人性。人性贵私不贵公，统治者扔几块香喷喷的肉饼，就能让百姓在欢呼声中丢掉奋斗的理想。
于是，那个著名的“立木为信”的故事发生了。商鞅在城南立了一根木头，出十两黄金让百姓搬到北门，无人响应，赏金加到五十斤，才有人试着把木头搬到了城北，果然得到重金。消息传开，老百姓这才相信商鞅，愿意听从于商鞅的变法，因为他们能得到好处，而不是出于强国理想。仅从思想和教育上让老百姓有高一层的见识，是不能成功的，老百姓只认利益。
商鞅变法下的第一个法令是《垦草令》，直白的说，有两大特点：一是重农抑商。有人说商鞅这么搞是破坏商品经济，可要看到的是，当时的秦国根本不具体商品经济的基础，农业基础都太薄弱，商品不丰富，拿什么搞商品经济？当然，《垦草令》也有强烈的愚民性质，用行政手段限制农产品的流通，保证国家能征收到足够的粮食，足食才能足兵。
《垦草令》第二大特点，就是抑制权贵。在很多变法中，权贵都可以通过特权而避免向国家输入自己的利益。比如雍正要搞“士人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激烈反抗，他们坚定认为“唯上智下愚不移”，老百姓愚蠢，必须交税；士大夫聪明，可以不交。为什么士大夫们喜欢北宋赵匡胤而不喜欢周世宗柴荣？就是因为柴荣下令孔子府地也要和百姓一样交税，让士大夫在精神上觉得受辱，严重得罪了他们。
商鞅认为权贵们不交税，还能享受特殊政策的照顾，这是极不公平的。商鞅下令，对权贵的产业课以重税，老百姓交税，你们也必须交！不但要交税，还是服劳役。再大牌的权贵，也要和普通百姓一样下地劳动，除了将来要继位的嫡长子外，没人可以例外。同时，商鞅还禁止权贵公开收养门客，以防止这些人搞出不听命于朝廷的政治势力。权贵们自然不想和泥腿子们一样，纷纷抗议，但孝公坚定支持商鞅，反抗也没有用，只能参加劳动。在这些权贵的心中，泥腿子是贱命，就该把劳动成果供他们花天酒地。稍有不顺，他们就会声泪俱下的控诉，说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实际上，所谓不公正的待遇，只不过是让他们去体会一下老百姓的辛苦，他们就骂商鞅是酷吏。而这些养尊处优的士大夫阶层欺凌底层百姓的时候，他们却认为理所当然，贱民必须接受精英的统治。而当老百姓受苦受难时，他们反而认为贱命死不足惜。
商鞅的变法其实有两次，还有一次是发生在公元前350年。这次变法是在孝公把国都迁到咸阳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主要变法措施较之前一次变法稍稍放开，即废掉土地共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关于商鞅是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学术界看法截然相反。但即使没有土地放权，也有“授田予民”的政策， 允许老百姓耕种土地。以前实行的是奴隶社会经济制度，土地被朝廷和权贵高度集中，所得利益半点也不分给百姓。而现在允许普通百姓耕种土地，社会活力增强，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商鞅还制定了秦国统一的度量衡，这也是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基础。还有就是在行政区划上聚小都乡邑为县，取消了贵族分封制，将全国纳于朝廷的统一垂直管理。
秦国因商鞅的变法而受益，一跃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国势有些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但是，在变法中受到利益损害的权贵却恨透了商鞅，比如将来要继位为秦王的太子赢驷，因为触犯了新法，而商鞅为了立威，准备处罚赢驷。不过他毕竟是太子，轻易不能动摇国本，商鞅就处罚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
太子的受罚，让赢驷等人怀恨在心，一直等待机会对商鞅进行报复。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赢驷即位，就是惠文王。惠文王其实也是个明君，他本人倒对变法也不排斥，他排斥的只是商鞅。而且，商鞅变法成果非常明显，证明了变法是可持续的，至于商鞅本人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再说，赢驷身边的权贵是他统治的基础，不能因为商鞅一个人而得罪一大帮自己人。
在惠文王的授意下，公子虔等人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出逃。不过，商鞅之前制定了法律，禁止客栈收留没有证明的客人。而商鞅因出逃匆忙也没有证明，被拒绝入住。最终，商鞅逃无可逃，被抓回秦国。惠文王为报个人私怨，用车裂之刑处死了秦国强大的奠基人商鞅。秦国人并不同情商鞅，因为商鞅的变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损害了各阶层的利益，只对秦国有好处。可不管是权贵，还是士大夫，或是普通百姓，都没有从中得到太多的好处，他们自然讨厌商鞅。至于国家强大，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权贵自私，士大夫自私，老百姓同样自私。
商鞅虽死，商鞅之法未死。秦惠文王继续实行商鞅的强国之策，历经数代人的努力，最终由赢政完成了对六国的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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