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者道之动，事物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吗
《易经·泰卦》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意谓凡事没有始终平直而不遇险阻的,没有始终往前而不遇反复的。《诗经》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意思是堤岸变成了溪谷，深谷变成了丘陵。这些格言都表现了事物走向自身相反方面的普遍性。
老子是周王室的守藏史，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他精通历史，对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成败存亡有着深刻的感受。他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事物走向自身反面的道理。
《老子》书中说：“物壮则老”。植物、动物的生长，都是由小而大，由壮而老，最终走向死亡。老子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正常状态可以走向怪异，善良的东西也会走向邪恶。
老子把上述现象概括成一条规律：“反者，道之动”。意思是，从自然到人生，从历史到现实，没有什么事物不是向自身反面运动的。
苏东坡在一首词中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短短12个字，说明了从自然到人事，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互转换的。
正因为如此，老子提出了守柔贵弱的人生主张。按照“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法则，对立双方是既相反相成而又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
在柔与刚、弱与强的矛盾对立中,刚、强的发展方向或趋势必定是走向衰弱、败亡,而柔、弱必定趋于刚、强。所以,从对立双方的发展趋向看,柔弱胜过刚强。老子依据柔弱胜刚强的辩证道理,得出了“守柔”(守柔曰强)、“守雌”的为人处世之道。
老子以自然万物的相互转化规律为依据,推物及人来阐述自己的人生哲学———“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认为委屈反能保全、弯曲反能正直、低凹反能积满、陈旧反能出新、少取反能有得,贪多反而会迷惑。
“反者道之动”这一命题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人们用“物极必反”，对它做通俗表述。“反”除了有反面、对立面的含义以外，还有“返回到原初状态”的意思。生活中总会遭遇到许多困难，也会有志得意满的时候。但我们保持，就会在得意的时侯也保持谨慎，在极其危险的时侯也满怀希望。
中国人从“物极必反”中引出祸福观。认为祸福是统一的，主张从“祸”中看到“福”的希望，从“福”中看到“祸”的存在。《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淮南子》用“塞翁失马”的寓言解释这一观点。在塞翁看来，由于事物结果链条可以一直延续，而人类认识水平又有其局限性，所以得马或失马，儿子是否摔断腿，都既是福也是祸，不必过分拘泥。
《孔子家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楚王打猎时丢失了一张弓，手下们想去寻找，他阻止道：“失弓的是楚国人，得弓的也是楚国人，何必去寻找弓呢？”孔子对此评论说：“失弓的是人，得弓的也是人，何必计较是不是楚国人得弓呢？”
孔子的智慧就在于他明白，弓丢了是一种否定，但这种否定里面意味着总有一个人能够捡到弓，这又是肯定。这一思维也说明了孔子心胸的开阔，后世儒者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是要求看待问题视野要开阔，超越个体的局限性。
据说，老子听到这件事后说：“得之失之，失之得之。”把人也去掉，这就包含着对于人类中心和主体地位的反思。
正因为坏事可以往好的方向转变，好事也会往坏的方向转变，所以，人在逆境时要保持乐观，遇到顺境要有忧患意识。清代名臣曾国藩在晚清政坛几度浮沉，经历过多次惨败，但他每次都靠坚忍精神挺了过去，屡败屡战，最终反败为胜。但他手握重兵，深获清廷信任时，却又时刻不忘“花未全开月未圆”，经常提醒部下不可恃宠而骄，时刻警惕功高震主。
曾国藩在前线大战时，经常上书清廷要求派更合适的人担任统帅。他在攻占天京后，立即裁撤大部分湘军以避免猜忌，从而保住了身家性命全身而退。历史上的韩信、岳飞、年羹尧都立有大功，最终都难逃帝王罗网，不得善终。与他们相比，曾国藩精通物极必反，在鼎盛时期功成身退确实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智慧。
既然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向相反方向转变，一些政治家就要求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适时变革，这就叫“革故鼎新”。“革”与“鼎”原是《周易》中的两个卦名。“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故鼎新最初表示的是旧王朝的更替，新王朝要革除旧王朝的弊政，同时要立新鼑作为新王朝的象征。《周易》“革”卦强调变革，主张根据事物发展的特点，选择适宜的时机进行变革。
《易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当变则变，与时俱进，是历史悠久的民族智慧。作者认为，变革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性。成汤革夏桀之命和汤武革殷纣之命，都是顺乎天道应乎人心的，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
中国传统文化在讲到“革”时候往往同时强调“因”。革是变革，因是继承。革故鼎新是继承河马创新的统一。孔子对于夏、商、周三代的礼，最为推崇周礼。其原因在于“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学习和继承了夏礼和殷礼的长处，达到了很高的文明程度，所以孔子选择周礼。
西汉杨雄曾对因革的不同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作了辩证的说明。他认为因革是天道变化之中的固有的两个方面，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就会违背发展的规律。扬雄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天地万物都是肯定与否定，继承和变革统一。汉、唐作为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都汲取了此前的秦代和隋代的长处。秦的郡县制为汉所继承，隋代的科举制为唐所继承，朝代变革的同时仍然有继承。
中国诗歌最辉煌的时代在唐朝，写作人数之多、质量之高都是空前绝后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都是文学史上的丰碑。接下来的宋朝，最有名的文人并不是写诗的，而是写词的。这是因为，一种文学形式，使用的人多，时间长了，就会有许多套话、陈式，天分高的文人觉得要用它来表现自己独特的情感就比较困难。所以，他必须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形式。这种新的形式也许汲取了旧的形式的的长处，但它肯定有旧形式所没有的东西。“唐诗以后是宋词”，词的音韵节奏与诗有别，但许多名词的意境还是由诗而来。
关于“因革”，北宋王安石说过：“三十年为一世，则有所因，必有革，不失中而已。”他认为每30年为一个世代，世代之间肯定会有所继承，有所变革，当无论是变革还是继承，都要符合“中”的原则。所谓“中”，就是恰到好处，注意好“度”，以最合理的方式取得最合适的结果。在因与革之间做到辩证统一。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认为，因革在社会发展中同时发挥作用。如果一味因循而不知变革，苟且偷安，社会就会由治而乱。但是如果一味变革而不知因循，恐怕还来不及革新就天下大乱了。王安石和王夫之都赞成变革，但都强调变革和继承之间平衡。
中国传统哲学在革故鼎新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日新”的精神。《大学》里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说：“日新之谓盛德”，王夫之推崇“日新”之德，鼓励“明日之吾”不断产生，主张促进新事物日生日成。这些辩证思想都就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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