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因素对西方近现代转型的影响
［摘要］本文通过探讨近代霸权因素中政治、经济和宗教霸权运作，解释其霸权运作中形成的竞争机制和反思机制对近代西方封建等级君主制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宗教型社会向世俗型社会转型，三大转型过程中的影响，并对其作出评价。
引言
近代西方转型是个漫长的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大约从14世纪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历经400余年，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型过程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促进下完成的，这里面有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组合因素构成的强大推力，对于转型中的原因众说纷纭，本文并不试图否认这些看法，而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霸权因素的影响下的转型来考察。由于这是有着相互影响的两个不同课题，为此必须先理清这其中的相关概念和范围，并就其霸权因素如何影响近代西方转型展开讨论。
要讨论霸权因素对西方近现代转型的影响，首先必须对这两个宽泛的概念进行界定，尤其是关于本文所讨论的“霸权因素”的界定。关于“霸权”一词的含义十分宽泛，同时也有多种理论将其纳入该理论的核心考察范围，因而有必要对其考察范围做一个限定。考察《辞源》对“霸”字追根溯源说: “古代诸侯之长: 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有天下者为王，诸侯之长为霸”。p1818-1819《管子》载: “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 p120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荀子根据战国时期各国的性质将其分为王（权）、霸（权）、强（权）三种，研究现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些中国学者则认为“霸权是低于王权的一种国际权力，是在君主道义达不到王者水平时通过强大实力和战略诚信而努力获得的国际主导权” p14
现当今国人出于对西方霸权主义的憎恨，一听到“霸权”往往将其和“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等同起来。考察《辞海》对“霸权”一词解释为：在西方最早出现在希腊历史上，指个别大的城邦对其它城邦的控制。后泛指大国、强国不尊重他国主权和独立，对他国强行干涉、控制和统治。p2002由此可见我国学界和国人对“霸权”的界定主要突出其“硬实力”方面，“霸权”即强权与控制，统治与驾驭的权力。而“霸权主义”一词指的是“大国、强国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强行干涉、控制小国、弱国的内政外交，在世界或地区称霸的政策和行为” p22这和国人的认识比较接近。
而现代西方学界则普遍观点认为“‘霸权’就是支配权，指阶级统治的非强制方面，即统治阶级利用社会化机构把其价值观和信仰加诸其余人的能力。” p319由此可见西方学界对“霸权”的解释更侧重于其“软实力”方面，其解释深受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影响:
“葛兰西明确把“统治”( 压制) 和“领导”区分开来，强调了文化霸权是通过大众同意进行统治的方式来实现的。他把维护“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统一”这个重要的功能归功于观念，他认为在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些国家统治阶级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通过一整套法律制度或世界观的塑造来实现统治的。”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西方学术界具有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方学者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发展形成了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由此可见中西语境下的霸权观存在很大差异。但是，无论古今中外都认为霸权的产生是一种国际关系的组织形态，霸权的实质是一种国际体系，这一体系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平等的，其实质运作过程却是等级性的。这一点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极其相似性的一面。
本文所要探讨的霸权因素则是对上述两种观点的综合考察，即重视软实力方面又重视硬实力方面的作用，为此本文将霸权因素分为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即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宗教霸权。前两者问霸权的硬实力方面，且两者联系密切；后者为软实力方面，因为在近代西方社会转型过程中并不存在文化霸权主义，因为当时整个西方都同属与一种文化之下，其在文化方面主要的争论在于宗教层次，因而使用宗教霸权更为适宜。
关于霸权理论的重要学派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派尤为值得关注，现实主义霸权理论认为霸权主要集中于政治方面，罗伯特·吉尔平是该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霸权观点认为：“战争是实现体系变革的必经之途，由于经济、政治、科技的不断发展，体系内部一直进行着失衡与调整的过程，当权力失衡后，一些国家便试图改变体系安排以获得重大利益，既有的霸权体系便会受到冲击。经过一场霸权战争之后，重新安排符合新霸权国利益要求的国际体系。”233吉尔平是在对近代500多年以来西方霸权更迭的史实基础之上得出上述总结的，其理论也适用于近代转型时期的西方政治霸权运作。他揭示了近代转型过程中政治霸权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区别于古代东西方的经典霸权：独霸理论。也区别于现代霸权中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关系格局。近代政治霸权的安排“不再是一个强盛帝国的称霸，而是几个势均力敌的帝国间的竞争，商业利益被金融利益或投资利益所左右。” 437它揭示了政治霸权其实是为经济霸权所服务的，同时霸权也是相对的，在这里霸权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竞争体制，并不像古代推翻就旧霸权必然带来帝国的崩溃，而是霸权自由竞争所带来的霸权盛衰与转移，即霸权盛衰理论，这也是自由主义霸权理论的主要观点之一。
关于经济霸权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莫过于“世纪体系理论”了。其理论认为霸权是一种等级性的积累结构，在考察霸权的历史进程中，认为霸权贯穿于世界5000多年的历史文明当中。沃勒斯坦就认为：“霸权源于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掌握了工农业、商业和金融三个方面的物质基础，从而“能将它的法则和意愿（至少通过有效的否决权）大部分施加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于文化领域。” p306-307从而使得附属国家或殖民地国家从属于霸权国家的最高经济利益。此外这一观点还从事实上概括了近代霸权发展的的三个层次，即从早期的输出工业品和掠夺农产品，到后来的商业争霸，再到现在的金融霸权。“世界体系理论对霸权的界定重新回复到剩余价值的积累与分配，通过私有产权、契约等手段，剩余价值以一种“合法”的形式完成了从边缘向中心的流动。” “世界体系”的霸权理论揭示了统治阶层从过去单纯的追求贵族实体利益的最大化向追求作为国家实体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间的转变，经济霸权的实质是追求国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以维持这一政治霸权体系的稳定运行并摄取更大的利益。
构成宗教霸权的核心莫过于掌握宗教的最高权威和话语权，而在中世纪并不存在这种竞争型的霸权，这一霸权一直掌握在教皇及其领导的教会手中，这种宗教大一统的霸权就如同古代独霸的政治霸权一样没有竞争对手，而敢于这种霸权的冲击一般都被冠以“异端”受到打击，随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展开了对教会的猛烈批判。虽然“从宗教异端到人文主义者，西欧思想家对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否定已经从隐性的否定发展为显性的批判。” 但这依旧没有撼动教皇独霸的地位，直到宗教改革的展开，路德宗，加尔文宗，英国国教会等的相继出现，宗教局面开始打破了一家独大的格局。伴随着大一统教会与教会权利的瓦解，出现的是多元教会争霸的局面，关于宗教霸权的争夺也开始朝近代宗教霸权的转型——独霸到争霸。
关于近代西方社会转型内涵。根据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我们也可以把社会转型看成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其转型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位的全面转型过程。从近代西方历史角度来看，就是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也就是一个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进程。考察西方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应当要看到的是，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是极其漫长的。近代西方封建社会从14世纪开始便日益暴露出中世纪的危机。14世纪中叶发生的一场蔓延欧洲的黑死病并夺去了数千万欧洲人的生命，这一危机便是英国史家希尔顿所说的“封建主义总危机”，人们开始思考中世纪政府职能的缺失，欧洲人开始思索如何摆脱困境，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开始成为有识之士的追求，同时危机之下也暗藏着经济发展的因素，还有对宗教神圣性的质疑，这样，危机本身也给西方走出中世纪开启了曙光。转型的漫长过程从14世纪开始，其下限可以延伸至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总共享了400多年的时间。其转型的具体内涵可以概括为：封建等级君主制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宗教型社会向世俗型社会转型。由于这一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很多，笔者将简要的谈谈一些与本话题相关的方面，不面面俱到。
在欧洲中世纪历史上并不存在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更不会有“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这些概念，其权力构成是一个纵横交错的复杂封建等级网，这种结构的基础是根据土地的分封及领土的大小来确立的。国王、封建领主乃至教会势力都是根据土地的多少来分配封建权力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述是“在中世纪，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说有地，谁就有权有势。” p28因而欧洲的版图分裂的十分严重，如同打满马赛克的地图，而对于分封领地上的居民：“博伊德·c沙夫尔指出，人民首先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 p61事实上中世纪的封建君主基本都是不分国界的, 对于臣民来说更说不清自己的民族了，虽然民族语言阻隔，地域方言林立，但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有的只有地域之别。”这种情况之下国家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名称，就如未独立之前的德意志和意大利一样只是一个地名，没有其它政治意义，更不要说民族国家了。
钱乘旦认为：“近代民族国家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即国家主权与民族一体性。具备这两个因素的政治实体, 才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 近代西方的政治转型开始王权的集中结束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封建等级君主制被专制君主取代，王权的强大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国家的统一必须通过强大的王权来完成，在于各个大小贵族的斗争过程中王权不断扩大，打破了中世纪政治权利的平衡状态，王权开始向专制王权转型。应该看到，专制王权的形成即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能的：
“王权能够集中权力, 还在于它能充分利用‘国家’代表的身份。当民族的意识开始萌发时, 王权可以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民族的利益, 把自己与其它君主的抗争说成是本民族与外来民族的抗争。在另一方面, 当‘民族’仍然是非常弱小时, 它也不得不寻求君主的保护。于是, 封建关系下封主对封臣的保护义务, 这时就演变为君主对民族的‘保护’。”
首先完成这一转型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强大的王权支撑两国在近代早期的殖民竞争中占尽先机。随后英、法、荷等各新兴君主国的出现标志着近代西欧民族国家转型的完成。从而实现从原来无序的分散政治状态向具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间的角色转变。
事实上，近代民族国家的内涵除了强大的中央政府权力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之外，还应该包括教会的国家化，这也是王权和教权斗争的最后回合，只有当人们首先在交谈是会首先说道他是某国人后才说自己是基督徒时，这才是真正意义下的民族国家。这也是近代霸权运作过程中各个领域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佐证。
考察近代西方转型的第二个角度一般都会聚焦于西欧封建经济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旧体制的瓦解的标志是城市的崛起和商业的复兴。因为正是由于商业的复兴和城市的崛起, 才使西欧封建社会日趋瓦解，而在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而这一点不得不提地理大发现和早期掠夺式原始积累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这也与本文探讨的争夺经济霸权议题息息相关。马克思指出： “形成工场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 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 p166因而争夺殖民地的竞争不仅仅参杂这经济霸权，还有背后的政治霸权运作。
沃勒斯坦认为：“在刚出现的世界经济体的地理经济的边缘地区, 有两种基本活动: 主要是出产金银的矿山；与主要是生产某些食物的农业。技术上都是劳动密集型, 社会制度都是剥削劳动力。” p107-108这段话中揭示了几个转变，即出现了新的边缘经济地带，社会劳动突破小农模式朝向劳动密集型模式转变，还有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
经济转型是从手工工场代替家庭作坊开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应用到生产领域，同时“随着商业资本渗透和控制的生产领域越来越多, 西欧的经济体制逐渐实现了由自给型生产方式向交换型生产方式的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重金属货币的流通，各国开始形成“民族经济”的保护意识，产生了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经济活动中的市场竞争和资源掠夺代替了传统的商路贸易。东西方的贸易地位开始发生转换，逐渐形成了沃勒斯坦所说的“中心－边缘”理论。本文对经济霸权的探讨也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的国际竞争。
近代西方转型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不得不提的是西欧社会的世俗化进程，自罗马帝国衰亡之后，中世纪的基督教逐步取得在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p231“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他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 p251一切的思想、文化和学术研究都成为“神学的婢女”，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看轻世俗生活，宗教主宰一切世俗生活，西欧人生活在宗教狂热中，历次的十字军东征和镇压异端运动可见一斑，作为精神领域的教会势力还插手世俗生活，和王权矛盾重重，而且此时的教会上至教皇下至普通的教士都极其腐败，大力收刮钱财。
世俗型社会的转型动力主要来源与教会内部的改革，教会外人文主义者的批判和倡导世俗型教会，最后就是王权的斗争。人文主义者的批判和世俗化倡导使得教会腐化日益严重和公开化以及人的意识逐步觉醒，但是人文主义并没有推翻教会的革命意识，他们也不否定宗教的意义，因而其批判虽然带来了人的觉醒终究还是未能使人拜托宗教枷锁，而宗教改革则彻底打破了一家独霸的宗教局面，在王权的乘势打击下宗教的地位逐渐下降，经历百余年的宗教战争后人们开始了宗教和解进程，再到最后的信仰自由，西方社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走出中世纪的伟大转型。
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前，整个西方社会的政治格局处在一种无序状态之下，而在霸权运作之前西方社会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过程，表现为王权的集中、城市的崛起和商业的复兴。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本文探讨的是转型发生过程中的霸权运作。
前文提及在中世纪并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国家”因而也不会存在构建在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关系，而王权集中壮大之后开始了向专制君主方向发展，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出现为霸权的产生与运作提供了前提。以西班牙与葡萄牙为例，他们的崛起如同一块巨大的石头掉进了水塘，在欧洲的政治局面中泛起阵阵波澜。封建专制中央政府的形成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力，见其它的分裂政治势力远远地甩在了一边。“在这个过程中，谁先克服分裂状态。谁就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欧洲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最早出现集中的权力，因此它们最早成为超级大国。” 而分裂的各个封建势力只能在自我的衰败中逐步走向走向瓦解或被吞并的道路。
前文提及霸权的实质是一种国际体系，专制王权及其构建的近代民国家族成为了最早的霸权中心，新兴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与传统封建势力间形成了巨大的实力落差，从而造成了非对称的政治实力对比。与此同时霸权本身也意味着更为广阔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例如15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就在教皇的主持下瓜分世界,，划定两国的势力范围。同时在欧洲事务上也具有很大的发言权。意识到这种霸权带来的好处时，后起的民族国家马上加入到这一霸权的争夺中来。于是产生了地区霸权、欧洲霸权，乃至世界霸权欧洲的就有政治格局无法维持，必须得重新洗牌，旧有的封建势力无法与新兴民族国家抗衡，这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民族国家于是成为了其它民族的榜样，刺激了其它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于是“各国”的王权开始扩大，瑞典、丹麦、波兰、俄国等纷纷建立民国家族，参与到霸权运作体系当中来。无序的政治格局开始变成一种竞争的国家关系格局，而这种竞争的体制使得霸权不可能是惟一的，它同时孕育着霸权的兴衰。
同时在霸权运作过程中，因为争霸产生的战争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正是现实主义霸权观的主要观点——霸权兴衰论，例如宗教战争对旧有欧洲封建制度的打击，英西争霸战争中的无敌舰队的失败则是对旧有霸权的有力挑战和瓜分，三次英荷战争推动着霸权向英国的转移，以及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殖民地战争。在这里，战争本身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虽然要给那一历史时期的人们带来巨大的伤害，但同时战争也蕴含着建设作用，它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之一，也是社会转型的有利契机。
从上述意义上来看，霸权运作开启了近代的国际关系格局，加速了欧洲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也加速催生了更多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霸权的产生和竞争也结束了中世纪无序的政治分裂格局。
事实上政治霸权与经济霸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国家追求政治霸权并不是为追求而满足，而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地理大发现以来由于殖民地的金银和资源的大量流入欧州形成了沃勒斯坦所说的“世界体系”出现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经济地带。金银流向中心，然后通过中心流向其它地区，前者是资本的集中，后者可能是资本原始积累中的向外投资，或者是无度的挥霍。西班牙就属于后者中的后者构建霸权之后的西班牙获取了大量的美洲金银，然而这些重金属并没有实现本国的原始积累而是用于往事的挥霍和无尽的军费开支。重金属流向了半边缘地带的荷兰和英国等地区，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原始积累，为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为了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各国都在向这个中心游去，以确立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霸权的目的在于使称霸中心（国家）及其统治阶级享有独占剩余价值积累的特权。” p134
经济霸权的争夺还产生了重商主义。早期的重商主义简而言之就是禁止贵金属外流，其办法就是扩大出口减少进口，在由国家倡导的重商主义，在早期盛行的年代是为政治服务的，即国家获取大量的重金属来发展军事，以获取争霸的资格，同时也会间接的带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它适应了王权的集中和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民族国家要求统一的时代需求，重商主义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壮大。
除此之外，争夺国际贸易的商路控制权和扩大殖民地以谋取经济利益也是经济霸权的重要内容。争夺商路的控制权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海权争夺和战争，也加速了政治霸权的更迭，经济霸权需要政治霸权（主要是军事）上的支持，同时经济霸权也很好的维护了政治霸权的长久。殖民地的的开发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转变，即从农本到重商的转变，人们开始走出欧洲，许多人开始到殖民地冒险，甚至定居，于是在边缘地带也植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边缘地带从原来的单一被掠夺地位上升为原料产地和日后的潜在市场。
这种霸权经济活动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多方面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封建经济日渐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日益壮大，当然应当看到经济霸权争夺并不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它只是在各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不能夸大了经济霸权争夺在西方转型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前文提及中世纪西方出于教皇一家独霸的宗教格局当中，教会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人们，宗教生活影响着每一个人从生到死。敢于向这种权威挑战就会被视为“异端”事实上霸权运作中的宗教问题原本没有国际化的问题，只是由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使得教会不得不面对其世俗权力下降的问题，但退而次之教会任然本着“恺撒的当归恺撒，上帝的当归上帝”的口实试图控制人们的精神生活。而宗教改革的出现使得教会试图一统精神领域的企图也破灭了，路德的“因信称义”主张深入人心，随着宗家改革的深入新教会不断产生，但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天主教任然一如之前的做法将其视为“异端”。直到新教发展到能与天主教抗衡的地步时才收回之前的粗暴做法。同时问题产生了，新教诸派别派都有着自己对上帝的理解，无法统一，宗教争端会为了往往在一些很小的礼仪及细节方面大打出手，此时王权和各种世俗权力开始积极介入宗教争端使得问题复杂化。由是开启了近代进百年的宗教战争，每一教派都试图将自己对上帝的见解强加于对方，将不同与自己见解的教派视为“异端”。世俗型社会转型之前有开启了新的宗教狂热。
应该说宗教霸权的争端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是宗教狂热与政治霸权介入的结果，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文艺复兴以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本来宗教地位在人们的生活中开始下降，而宗教霸权的争夺使得西欧人出现了中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宗教对立情绪。如胡格诺战争，三十年战争。应该说王权在这里有意无意的添油加火，打击教会的神圣性。最终在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压服不了谁的情况下,出现了最初的宗教宽容理念，例如法国的《南特赦令》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之后的“教随国定”原则。经历百余年的宗教战争，宗教纷争把许多国家撕得四分五裂，各国君主们开始意识到国家没有必要规范全体国民的信仰,更没有必要为了国民的信仰撕裂刚刚建立不久的民族国家。君主们已然达到了降低教会权威的目的。
与中世纪时以宗教为出发点的情况不一样是,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开始成为各国政府决策的利益出发点，各国执政者面临着新的抉择，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还是以旧有的或新教的“信仰”为重，并不难抉择，于是乎“国家主权理论”的出现便显得很顺其自然了。
世俗化社会开始慢慢形成，宗教作用已经降到次要地位。在这种情况这下，不论是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稳定的目的，或是民族国家的统一的目的，还是结束仇恨对立的目的，宗教宽容主张得到各阶层的认同的重视，西欧社会初步确立了信仰自由这一理念。于是“从各种互相敌对的信仰的冲突里,产生出对现代自由主义最早的伟大断言:信仰自由。” p16宗教霸权的运作最终迎来了一个最初争夺者们意想不到的崭新的局面——霸权的终结，区别于在硬实力方面霸权产生于运作过程中形成的竞争机制，宗教霸权的争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反思和解机制，并最终达成宗教和解并实现信仰自由。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宗教自身的地位逐步下降最终退居精神领域，实现了圣经中所言的“恺撒的当归恺撒，上帝的当归上帝”，欧洲完成了向世俗化的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霸权”一词在现代国际关系语境下其实是个中性词。由于霸权运作下往往弱肉强食，霸权又与帝国捆绑在一起产生霸权主义。所以必须看到霸权因素实际上是把双刃剑，近代霸权运作体系虽然给西方带来了国际秩序，但其对于殖民地国家的掠夺确是无序的。对被殖民国家和半殖民国家来说这一套国际体系他们是被强行拉入的，而且缺少话语权由于本文主要介绍霸权因素对西方转型过程中的促进因素所以其负面作用不复赘说。
上文探讨了霸权运作过程中，从“硬实力”方面看，一方面加速了封建等级君主制的崩溃，同时也加速了竞争体制下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客观层面上推动了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西方近代的社会转型。完成了西方近代转型的两大内容，即封建等级君主制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在这一过程之中霸权因素更多的是形成了一套竞争体制，并通过这套体制影响西方社会转型。
从软实力角度来看，宗教霸权的争夺，实现了从独霸到多霸，再到霸权终结，从而实现信仰自由的转变。这一过程中王权通过介入宗教霸权实现了降低宗教地位的目的，信仰退居其次，民族国家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在这里霸权更多的是一种腐蚀剂的作用。应当看到三种霸权因素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关系，共同构成了西方向近代转型的巨大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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