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这些官员竟裸体进透明浴室戒鸦片烟
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鸦片就成为大清朝的梦魇。朝廷无力阻挠列强向中国输入鸦片，为了与外商争利，甚至鼓励国内农民种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不可能采取措施禁止民众吸食鸦片。
庚子事变之后，清廷决定实行“新政”。鉴于国内外的新形势，禁鸦片（禁烟）被列为改革内容之一。
当时，国内到了不禁鸦片不行的地步：吸食者越来越多，城乡烟馆林立，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民众的精神状态都受到极大负面影响；还有瘾君子卖田卖屋、卖儿卖女、抢劫盗窃，社会治安面临挑战；有识之士呼吁及早禁绝鸦片。
国际因素也有利于禁烟的推行。鸦片成为世界公害，各国政府在其本国严厉禁止，一些欧美国家表示愿意协助中国禁烟；1906年8月，1333名外国在华传教士联名上书光绪帝，敦促清政府施行禁烟。
由于危及到自身的统治权，大清这回禁烟是认真的，其声势不可谓不大。朝廷先后颁布《禁烟章程十条》（1906年11月）和《禁烟条例》（1909年10月）。帝都设立禁烟总局，各地设禁烟公所，派溥伟、鹿传霖、景星、丁振铎任禁烟大臣。
禁烟运动中的一项重要规定，就是严禁官员吸食鸦片。《禁烟章程十条》第九条：“（大小各官）凡吸食者，由该管上司派员确查，饬令据实呈明，毋论瘾之轻重，限六个月一律戒断。”
如果逾期未能戒断，那将面临严重的惩罚：“系世爵世职，照例另袭；系官员，以原品休致。倘阳奉阴违，隐匿不报，一经发觉或被参劾，即请旨立予褫革，以为玩怠欺饰者戒。”鸦片戒不掉，就要丢乌纱帽了！
不论男女，都吞云吐雾。
慈禧是玩真的，多位中央级高官因此被免职。举例来说，1907年10月，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等满洲亲贵，拒不戒烟被暂行开缺；1908年，内阁学士文海、载昌被查出夙染烟癖，经禁烟大臣奏请，一并革职。
规定很严厉，也抓了几个典型，但执行时还是遇到阳奉阴违、糊弄差事。官员们互相包庇，有的害怕得罪权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熟识的同僚，碍于情面，则“将大瘾者谓其始戒，瘾小者谓其已戒”；有的官员买通戒烟所人员，暗中继续吸食；甚至于禁烟大臣鹿传霖本人烟瘾就很大，相关规章的落实情况可想而知。
慈禧、光绪去世后，摄政王载沣认为，如今吏治如此腐败，必须彻底扭转官场吸食鸦片之风。按说，对于这一顽疾，没有长期的治理是不会有成效的。载沣急于求成，于是他祭出了“狠招”：在北京戒烟公所修建透明的玻璃浴堂，对吸毒京官实行强制戒烟措施。
瘾君子。
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在自己的日记中对“浴堂戒毒”有详细的说明：“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六日（1911年1月16日），闻戒烟公所承监国旨：欲将京官侍郎、副都统以下，至三四品京堂，外官巡抚司道普行调验，筑一玻璃之浴堂，令各员裸而入浴，从窗外监视之，易公所所制之皮衣、皮裤，监视七日或十日。”
载沣此举，狠就狠在“令各员裸而入浴”。之所以如此，是担心官员在自己的衣服内夹带鸦片，从而使强制戒烟失去意义。
大多数吸毒成瘾的官员对此持消极观望的态度，有的还大发牢骚。做为瘾君子的恽毓鼎，就极为反感，他说：“自古以来，侮辱大臣，未有若斯之甚者也。稍有羞耻者，必不肯听其搜检披剥，尚有何面目以见僚属耶？”
恽毓鼎先请假两个月回老家躲避风头，等休假期满，风声依然很紧。为免遭“裸体受检”之辱，他果断辞职走人。
恽毓鼎辞职不久，宣统三年四月初二日（1911年4月30日）清晨，禁烟大臣将京内侍郎、阁学、副都统、左丞召集到戒烟公所门前，在司员看守的严格监督下，一个个脱光衣服，连内衣内裤也不准穿，真正是赤条条走进透明的玻璃浴堂。被监视的各官员不得随意走动，生活起居由公所统一管理，即便是上厕所，也有人跟随。
“浴堂戒毒”虽然算不上什么好办法，但也显示了清廷戒烟的坚定决心。它引起官场骚动，不少官员像恽毓鼎一样挂冠而去。不过，还没等载沣将这一“创意”继续发挥扩大，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大清墙倒屋塌了。
参考资料：贾卫坤《清末戒烟运动研究》、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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